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樊洪业

 编者按：樊洪业，著名科学史研究专家。1942年11月生，辽宁抚顺人。1965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后一直供职于中国科学院。早年习生物化学而旁左文史。1978年入道文字是《李森科其人》，立意在抨击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兼以揭露科学骗子。翌年在“刘亚光事件”辩论中以《是“那”样一个人——评杨沫同志的报告文学<是这样一个人>》参战，继而有《科学道德刍议》，再继而凑成小册子《科学业迹的辩伪》。馀绪至20世纪90年代初，接委托任务而得《科研作伪行为的辩识与防范》。另自1985年起，涉足中国近现代科学史，著有小书《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和《科学旧踪》。又因食禄米而主事院史工作多年，主编过《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先后承邀编选有《竺可桢文录》和《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代表性的文章有《从“格致”到“科学”》《“研究院”东渐考》《科学精神的历史线索与语义分析》《中关村寻根考辩录》和《让历史告诉今天——办院方针史事编年述要》等。现受聘于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忝列研究员。时下正在与人合作埋头于编纂《竺可桢全集》。

 本文是樊洪业先生在《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出版座谈会上的致词，题目为本网编辑所加。

  看了雷颐先生为《任鸿隽陈衡哲家书》所写的序，其中说了一句很俏皮的话：这本家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记忆的‘恢复’”，我想这个恢复历史的记忆不是指的哪一个人，一个人要是恢复历史的记忆，表明他有一个失忆的过程。但是这个主题讲述的是一个民族的一段失忆。家书的抢救工作，虽然不能太高估计它的作用，但起码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我向这本新书的出版表示祝贺，也向张丁先生所做的各项工作表示感谢。
    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科学不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继承，而是西方的科学在中国传播的结果。从鸦片战争以后，我们中华民族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首先是西方的船坚炮利，才有了我们的洋务运动。但是当时洋务运动还没有“科学”这个词，只是认识到西方在技术方面比我们强，所以我们就搞洋务运动，就是要自强，自强是因为我们弱。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1895年订立《马关条约》，当时我们中国的启蒙大家严复先生在《救亡学论》这篇文章中提出西学格致救亡。因为当时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界，洋务运动本来是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时起步的，但是甲午一战表明我们的洋务运动被日本的明治维新给灭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感觉到我们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了。所以救亡是知识界一个共同的呼声。怎么救亡呢？严复先生就提出了用西学格致救亡。这个西学格致是在没有“科学”这个词的情况下，表明西方的科学，这不只是自然科学。那么从西学格致救亡，严复先生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的一种呐喊，到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从1895年到1995年，历经了整整一个世纪，中间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包括批判科学救国等，我就不想重复这段历史了。从严复先生个人的西学格致救国呐喊到1995年作为国家政府行为的科教兴国战略，中间整整一百年，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有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任鸿隽先生所领导的中国科学社这个团队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充当了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科学救国先锋队的角色。因为他们在1915年1月创办了《科学》杂志，1915年10月建立了中国科学社，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科学》杂志的创办，表明了中国的科学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科学社的建立，表明了在第一代科学家形成之后，在科学体制等方面，中国做了努力，我想大致可以作这样的评价。从严复的个人行为到任鸿隽领导的中国科学社团队，充当了科学救国的先锋队。再到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中华民族经历了这么一段历史。那么历史对于任鸿隽先生这一段，实际上是任鸿隽一个人，他在创建中国科学社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长一段时间他是中国科学社的实际负责人。尽管社长换了多个，但是任鸿隽一直是实际负责人。我们在重新恢复对任鸿隽、陈衡哲先生记忆的时候，对这段历史的了解、研究还是很不够的，近些年来在这方面逐渐做了一些工作。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科学》杂志是1915年创办的，实际上是和新文化运动同步的，而且它本身也应该归属到新文化运动中来，《科学》杂志的创刊，比较早就提出了类似于“民主科学并重”这么一个口号。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的时候，实际是对《科学》杂志的了解，两个杂志互相登广告，民主、科学的大旗并列，这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基调，也是中国人走向现代化之路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民主、科学的提出，是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重新建立。
   《科学》杂志对社会的好多方面都有重要影响。《科学》杂志最先引进新文化，它最早的实行汉字横排；在中国现代文化方面，比如任鸿隽先生在1916年的1月的《科学》杂志上提出“科学精神论”，近年来科学精神好像突然发现一样，实际上先驱们早就大力弘扬，科学并不总是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他明确提出，科学不是物理学加化学加生物学，而科学是一个整体，有它的基本内涵，所以应大力提倡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传播科学知识。这几句话，江泽民在科技馆提的时候也是这几句话，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知识，当我们的思维重新发现这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先辈早就做过了。这确实印证了我们民族严重的失忆。
    另外，从科学体制化来讲。因为现代科学产生的重要标志，一个是科学知识体系的建立，一个是科学家队伍的形成，一个是科学体制的建立。这样，在任鸿隽先生所领导的科学救国运动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战斗，后来才逐渐形成了我们科学事业的方方面面。
    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本想从北大的西南小门进来，去看看当年科学社在燕京大学开会的会址，结果这个门没了，后来从西门进去，去找这个文科楼。因为1929年8月21日至29日，中国科学社的年会就是在燕京大学召开的，就是在燕京大学老的文科楼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在1929年，是在南京政府1928年成立之后，首都南迁，北京改成北平了，当时北方的学术界有点失落，在这种情况下燕京大学请科学社来这里开年会，当时也对这件事情感到很荣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我们科学界、教育界的先驱人物，除了任鸿隽、陈衡哲外，还有其他的好多，像当时的中国科学社社长竺可桢，还有好多名家，文科方面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等，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等教育家，都到会了。他们在会上宣读了论文，讨论科学发展方面的一些事情。
    著名的地质学家葛利普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葛利普是美国人，到北大来做地质学、古生物学的教授，在西校门一进来的地方就有葛利普先生的墓碑。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下了监狱，不久去世了。他对中国科学贡献很大，他在这次会上提出一个希望，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可以与美国的科学促进学会、英国的学会将来能鼎足而立，成为世界上科学的ABC，美国是A，英国是B，中国china是C，他希望中国科学的发展能够成为世界上科学的ABC。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中国的在场的科学家都很惊讶，感到非常的欢心鼓舞，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也是任鸿隽先生的科学救国之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奋斗，我们的科学、教育已经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了，而实现这个梦，成为世界科学强国的梦，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附：

“我们三个朋友”：胡适、任鸿隽和陈衡哲
2005-07-15 南方周末　樊洪业

   近年来，报刊上屡有文章讲陈衡哲与胡适的“恋情”，前赴后继的作者们尽情创作，几乎全是不要史实根据的。依笔者所见文献而论，胡、陈之间的友情是值得后人尊重的。任鸿隽对待胡、陈关系的态度也是开放而坦然的。至于人生中男女朋友之间的心底波澜，怎晓得究竟又何必晓得究竟呢？治史者以史料为据，逾此为妄。
    1920年，胡适在《新青年》第8卷第3号发表了一首新诗：

           我们三个朋友
                 ——赠任叔永与陈莎菲
　　上
　　雪全消了，春将到了，只是寒威如旧。
　　冷风怒号，万松狂啸，伴着我们三个朋友。
　　风稍歇了，人将别了，———
　　我们三个朋友。
　　寒流秃树，溪桥人语，———
　　此会何时重有？
　　下
　　别三年了！月半圆了，照着一湖荷叶；照着钟山，照着台城，照着高楼清绝。
　　别三年了，又是一种山川了，———
　　依旧我们三个朋友。
　　此景无双，此日最难忘，———
　　让我的新诗祝你们长寿！
  “我们三个朋友”，就是胡适、任鸿隽（叔永）和陈衡哲（莎菲）。

诗景与诗情
    1920年7月间，任鸿隽在南京主持中国科学社第五次年会，胡适这时也刚刚应邀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第一届暑期学校讲学。胡、任、陈三人于此时在南京相聚。8月22日下午3时，任与陈在南京高师校园内的梅盭订婚。［《科学》，5卷10期，“社员通讯”］当晚，他俩邀胡适来到鸡鸣寺的豁蒙楼用餐。

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时送给朋友的照片，赵新娜女士提供

    鸡鸣寺是一座名寺，在南京城北鸡鸣山东麓。光绪年间在此建豁蒙楼，登临其上，临窗可俯瞰玄武湖景色，远眺紫金山形影。他们三个在这里夜坐，观景谈心。胡适即于此时赋诗赠友，祝贺任氏夫妇婚姻幸福并表达三人之间的友情。诗的第二段情景，有胡适1921年7月31日的日记为证：“去年8月中，他们宣布婚约的一夜，我和他们在鸡鸣寺吃饭，‘三个朋友’诗中第二段即指豁蒙楼上所见。”（《胡适日记》，第3卷，第407页。后文中凡引自胡适日记且指明具体日期者，不再注明出处）
    诗的第一段是回忆他们3年前的另一次相聚。此事见于1917年的胡适日记：“四月七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访陈衡哲女士。”关于他们三人当年相聚时所见的景物描写，则有陈衡哲的文章为证。1933年8月，陈衡哲与胡适赴加拿大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议。回途路过美国时，在9月26日这一天特意去探访母校瓦萨女子学院。回国后，她写了一篇题为《回到母校去》的文章，文中写道：“此外所到的地方，差不多都是我的旧游之地。在这里……有时也曾同着两三位同在异国读书的朋友们，听过‘冷风怒号，万松狂啸’，也曾陪着他们尝过‘寒流秃树，溪桥人语’的清寒风味。”（《独立评论》77号12页）很明显，1933年的陈衡哲，是在引用胡适1920年秋天的诗句去述说“我们三个朋友”在1917年秋天的故事。

胡适与任鸿隽
    任鸿隽生于1886年，长胡适5岁。1907年初，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入高等预科甲班，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就是胡适。民国元年，任鸿隽入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处工作。至政权易手于袁世凯，任鸿隽和杨杏佛等不愿到袁政府中做官，而是要求出国学习，并且选择了老同学胡适已在读两年的美国康奈尔大学。1912年12月1日，胡适到车站迎接任鸿隽和杨杏佛，把他们接到自己的宿舍中暂住，再陪他们买衣服，帮他们找房子。
    在中国公学与任鸿隽同班的那一年，胡适迷于作诗，很快就“在学校里颇有少年诗人之名，常常和同学们唱和”，（胡适：《四十自述》）在此时，他已与任鸿隽结下了诗缘。
    胡适到美国的头两年是极少作诗的，而“诗炉久灰冷，从此生新火”，就发生在他与任鸿隽、杨杏佛重聚之后。关于他们之间的“诗”交，在《胡适留学日记》中多有记述。胡适在后来把这段时期作的文言旧诗汇成了《去国集》。
    从吟诗到论诗，在1915年的8－9月间，胡适与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唐钺等人热烈讨论起中国文学问题来。胡适在送梅光迪去哈佛大学的赠别诗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任鸿隽于9月19日戏赠胡适以《任生用胡生送梅生往哈佛大学句送胡生往科伦比亚大学》（科伦比亚大学，今译为“哥伦比亚大学”———编者注），他是在故意用这样的“白话”标题挖苦胡适的“革命”。惹得胡适性起，干脆提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随后提出“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并在给任鸿隽的信中宣言“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他还超前为自己未来的白话诗集起名为《尝试集》（《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后来说：“若无叔永、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觐庄，定无《尝试集》。”争论归争论，朋友依然是朋友，不管新诗或旧诗的成绩，都有朋友的功劳在其中。
    在学生时代，胡适与任鸿隽有三次同校。第一次是在中国公学同班，学的是英文、代数、几何、音乐、图书，只是中学程度。第二次是在康奈尔大学，胡适初在农学院，后转文理学院，攻文学和哲学；任鸿隽晚胡适两年入校，攻化学。第三次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胡适师从杜威研究哲学，奔博士；任鸿隽继读化学，取硕士。胡适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一般基础，也终生热心于提倡自然科学。
    1914年夏，康奈尔大学校园中以任鸿隽为首的一群中国留学生，集股筹办《科学》杂志，胡适马上交钱入股。    1915年10月，成立中国科学社，以任鸿隽为社长，胡适是第一批社员。除交钱外，还要写无报酬的稿件。《科学》杂志使用西文标点符号，始于创刊号——1915年1月，为中国出版史上的创举。胡适在《科学》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内容是为《科学》杂志采用西文标点做宣传和辩护。他在该文的附语中还写着“吾草此文竟，以示吾友任叔永。叔永以为吾国人需引语符号尤亟”。
    主持中国科学社的工作，是任鸿隽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胡适在后来也一直以老社友和社会名流的双重身份给予支持。他多次参加社友会和年会活动，当选过理事，并为中国科学社创作了社歌（由赵元任谱曲）。
    胡适与陈独秀在政治上分手后，不再参与《新青年》的工作。1921年5－6月间，由胡适发动组织了只有少数人参加的“暂时为不公开的努力会”，任鸿隽就参与其中。他们于1922年5月创刊了《努力周报》。该刊从张扬“好政府主义”起步，待到曹锟贿选总统进了新华门，胡适已感到好人政府的无望，1923年10月，胡适到上海与任鸿隽等商议，决定暂时停刊。
    据蒋廷黻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北平教育界的朋友们受了很大的刺激，都感觉到除了教书和研究以外，应该替国家多做点事。有一天在任叔永家里吃饭。……我提议办一个刊物。”（《丁文江这个人》，178页）这个刊物就是《独立评论》，1932年5月22日正式创刊。又是同当年办《努力周报》那样筹款，还是由胡适主编。任鸿隽始终参与其事，并且是一位主要撰稿人。
    20世纪20－30年代，用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建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这项事业上，胡适与任鸿隽等人密切合作，卓有成效且影响深远。

任鸿隽与陈衡哲
    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有一段回顾他当年与陈衡哲交往的文字：
    尚有一事与吾关系最大，不可不记者，则为1916年夏与陈衡哲女士遇于伊萨卡是。余读陈女士之文而识其名，盖自前一年余主编《留美学生季报》得陈女士投稿始。当时女士所为文曰《来因女士传》，盖传孟河女子大学创办人来因女士而作也。文词斐然，在国内已不数觏，求之国外女同学中尤为难得。余心仪既久，1916年夏与陈女士遇于伊萨卡，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之后乃订终身之约焉。结婚后吾尝为联语以自贺云“清香合供《来因传》，新月重填百字词”。上联指订交所自，下联则记吾人文字唱和时曾有百字令《新月》之作也。
    1910年代，中国留学生的主流在美国。他们最初创刊的《留美学生年报》，本来是通讯联谊性质的。1914年改刊为《留美学生季报》，按春夏秋冬出刊，内容转以评论和创作为主。胡适和任鸿隽先后做过这个刊物的“主笔”，他们既要自己写稿，也要担任编辑工作。
    大约是1915年夏，任鸿隽收到一篇给《季报》的文章，题为《来因女士传》，讲的是一位女子办学的故事。任鸿隽读来很有兴味，认定作者莎菲很有小说天才。
    莎菲，本名陈衡哲。1890年出生于湖南衡山名门世家。在从清华学堂走出来的女留学生中，她是最早的那一拨。1914年秋，她进入美国纽约州瓦萨女子学院历史系，主修西洋历史，副修西洋文学。身在女子学院，对办女学的前辈别有一番敬重。1915年，友人丁美英请她把美国孟河女子大学创办人来因女士的传记译为中文。文章投给了《留美学生季报》，落到任鸿隽的手中。虽是译文，但娓娓动人的译笔文字打动了这位总编辑。这篇文章发表于当年《季报》的秋季号上，紧接着，任鸿隽就向莎菲约稿，开始了他们之间的通信。

任鸿隽与陈衡哲，20世纪20年代初期

    按陈衡哲在《任叔永先生不朽》一文中的回忆，说他们的通信始于1915年冬，但同文中另一处又说“我记得他认识我不久之后，便邀我加入他和几位同志所办的科学社”。笔者查阅《科学》杂志，得见中国科学社第一批社员名单上就有陈衡哲的名字，这个名单上的人，都是1915年10月30日之前入社的。照常理，任氏应以主编《季报》的责任与陈联系于前，而以科学社社长的名义邀陈入社于后。按此，任、陈的通信应该始于当年秋季而非冬季。
    1916年暑假期间，任鸿隽邀几位科学社的朋友郊游荡舟，除了梅光迪、杨杏佛、唐钺这些老朋友，还有一位新朋友就是陈衡哲，这是任陈二人首次会面。9月初，借在麻省安道弗举行东美中国学生年会的方便，召开了中国科学社的首次年会。东美中国学生会年会的负责人是宋子文，陈衡哲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中文书记。这期间，她同时也出席了中国科学社的年会。在这个暑假中，任陈两人相互有了较多的了解。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的集体留影中，陈与任居中比肩而坐，任显得很拘谨，陈则是一副潇洒自如的样子。
    任鸿隽对陈衡哲的恋情，胡适是看得清楚的。这一年的11月初，任作《对月》诗三首，最后一首是“不知近何事，明月殊恼人。安得驾蟾蜍，东西只转轮”。胡适将其视为“抒意言情之作，其词皆有愁思”。愁思是相思，11月9日，胡适把任的诗戏改为：“不知近何事，见月生烦恼。可惜此时情，那人不知道。”
    就在任鸿隽对月寄相思之时，陈衡哲给他寄来了歌咏风月的新诗二首：
　　
            月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
　　        风
　　夜闻雨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鱆。

    接到这歌咏风月的诗，任鸿隽一定很兴奋。至于任鸿隽所说与陈衡哲唱和所作的《新月》百字令，笔者未能得见，不可妄测，但风月总关情，大概不会错。
    任鸿隽于1918年初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0月离美回国。翌年年底为在四川筹办钢铁厂事再度赴美，同时受胡适之托，为北京大学物色人才。他与此时已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读硕士学位的陈衡哲重逢。陈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任，两人都于1920年夏回国。8月下旬订婚，9月下旬结婚。

陈衡哲与胡适
    胡适是通过任鸿隽与陈衡哲相识的。胡适在1916年秋被推举为《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的总编辑，要为刊物提前准备文章。与一年前的任鸿隽相同，他给陈衡哲的第一封信也是约稿。他们两人的来锣去鼓是这样开台的：先是胡向陈约稿；陈衡哲知道胡很自负，事先已从任鸿隽处得知胡适曾经写给任的悄悄话“我诗君文两无敌”，陈在回信中调侃了胡适一把：“岂可舍无敌者而他求乎？”
    胡复陈函，说“细读来书，颇有酸味”；陈复胡：“请先生此后勿再‘细读来书’，否则‘发明品’将日新月盛也。一笑”；胡复陈：“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声明读几遍”。
     这是第一个回合。接下来———陈致胡：要胡不再称她为“先生”；胡复陈：“你若‘先生’我，我就‘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陈答：“所谓‘先生’者，‘密斯忒’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
    胡适后来在给陈衡哲的集子《小雨点》撰序中说：“我在美国的最后一年，和莎菲通了四五十次信，却没有见过她，直到临走之前（指胡回国），我同叔永到藩萨大学去看她，才见了一面。但我们当初几个朋友通信的乐趣真是无穷。我记得每天早上六点钟左右，我房门上的铃响一下，门下小缝里‘哧’‘哧’地一封一封的信丢进来（指邮差送信），我就跳起来，捡起地下的信，仍回到床上躺着看信。这里总有一信或一片是叔永的，或是莎菲的。”
    你来我往，游戏夹带正事，胡与陈如此，胡与任如此，任与陈亦如此。与如今好朋友之间在网上的“伊妹儿”文字来往并无二致。
    陈衡哲后来回忆自己的留学时代时写道：“我是于1914年秋到美国去读书的。一年之后，对于留学界的情形渐渐的熟悉了，知道那时在留学界中，正激荡着两件文化运动。其一，是白话文学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任叔永先生不朽》）
    这位刚刚从封建包办婚约中解脱出来的25岁女大学生，能很快结交两位留学界的明星，应该是很惬意的。她与任鸿隽文来诗往，又被老任拉进了“科学”的圈子中，做了社友，参加科学社的会议，还给《科学》杂志写过一篇《说行星轨道》的文章。她在写关于留学生一般活动的报道文章中也要稍带介绍中国科学社，鼓吹科学救国：“欲国人知救亡之根本，端在于是。”（《留美学生季报》，1916年第4号）
    但她毕竟学的是历史和文学，近“道”于胡适。在“白话文学运动”中，陈衡哲没有直接参加胡适与他人的论战，但她实际上是站在胡适一边的。胡适专门有一段话评介陈衡哲在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
    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时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日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小雨点·序》）
    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称陈衡哲“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因此，胡适与陈衡哲应该是“同志加朋友”。更进一步看，三个朋友之间也洋溢着一种类似“一家人”的亲情。任鸿隽与陈衡哲在1920年9月27日结婚时，胡适书赠婚联曰：“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前四字是希望朋友早有儿女，后四字是期望陈衡哲不要因为结婚而放弃了事业。
    翌年夏，陈衡哲怀孕待产，胡适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参谋馆务，暇中曾寄诗一首给任氏夫妇：
　　
    遥祝湖神好护持，荷花荷叶正披离。
　　留教客子归来日，好看莲房结子时！

    7月31日，胡适途经南京时得北京家信，知陈衡哲生一女。他特意为此登上豁蒙楼，重温“我们三个朋友”的旧梦，并赋诗与任氏夫妇：

　　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
　　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姐妹花。

    所谓“姐妹花”，指去年8月胡适得女，下接今年7月任鸿隽得女。胡适为女起名“素斐”，与“莎菲”相近，同是Sophia之音译。明显是依西俗，表示对陈衡哲的亲敬之意。而任氏夫妇为自己的女儿取乳名“荷儿”（任鸿隽长女任以都），其意明显是来自胡适给他们的“咏荷”诗。
    胡素斐于1925年因病夭折，任氏夫妇为了安慰胡适，又依中国人的风俗，请胡适认他们的次女“以书”做干女儿。发散到下一代身上的洋味或土味的温馨，映出的是上一代“我们三个朋友”之间的深情。
    1934年4月20日，上海《十日谈》旬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陈衡哲与胡适》的短文，称在美留学时期，陈衡哲要求与胡结为永久的伴侣，胡未答应，而是把陈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任鸿隽。任、陈对此十分气愤，去找胡适。结果是由胡写信给《十日谈》提出抗议。
    近年来，报刊上屡有文章讲陈衡哲与胡适的“恋情”，前赴后继的作者们尽情创作，几乎全是不要史实根据的。有时拎出个把貌似“史实”的文字，也很经不住推敲。比如，有些人举出的证据，是胡适在《尝试集》中第一首新诗《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臆测者说，这两个黄蝴蝶就是指胡适与陈衡哲。释意为胡适因母命难违，不能与陈结婚。陈转向了任鸿隽，胡适以诗表达自己孤单的心情。
    这首诗最早见于胡适1916年8月23日日记，后附作者“自跋”，称“这首诗可算得一种有成效的实地试验”，表示是他尝试作白话诗中比较满意的一首。
    成诗的那一天，是胡适在7－8月间与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等就白话文、白话诗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之后。关于作诗时的心情，胡适在12年后说“写的是我当时自己感觉的寂寞。诗中并不指谁，也不是表示我对于朋友的失望，只表示我在孤寂之中盼望得一个半个同行的伴侣。”（《小雨点。序》）做这番解释之时，胡适已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有可能是不愿意在功成名就之时让老朋友们感到他当年的抱怨。 
    检索胡适当时的日记，在写此诗的前两天，他提出了“文学革命八条件”，并同日写信给陈独秀。在写此诗的前一天，他写诗送别任鸿隽。胡适后来在将此诗收入《尝试集》时，本想拟题为“朋友”。如果硬要把那两只蝴蝶与人对号入座的话，应该胡适与任鸿隽才对，绝对扯不上陈衡哲的。因为这时的陈衡哲既没有见过胡适，甚至还没有与胡适通过信。
    在日记中的《蝴蝶》诗，原始题目是“窗上有所见口占”。笔者由此想到了1990年代由毛阿敏唱红的那首流行歌曲《思念》。歌由乔羽作词，他老人家也是因为从窗子看到了飞舞的蝴蝶而“口占”的，于是乎迸出了“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后来有人总想追问他那个朋友是谁，好在至今尚未有人给这位乔老爷编造花边故事。
    针对胡、陈关系的不实文章，笔者曾在任鸿隽评传中做过如下评述：这三人中，任、陈是终生相敬相伴的夫妻，任、胡是大半生亲密合作的至友，胡、陈也是自新文化运动结缘而始终心心相印的密友。然而外界偏要对这位才女多一层“关注”，于是，胡陈关系的绯闻也不绝如缕。依笔者所见文献而论，胡、陈之间的友情是值得后人尊重的。任鸿隽对待胡、陈关系的态度也是开放而坦然的。至于人生中男女朋友之间的心底波澜，怎晓得究竟又何必晓得究竟呢？治史者以史料为据，逾此为妄。

后事
    三位朋友在1949年以后就天各一方了。任氏夫妇与在美国的子女之间可以通信，而且自家形成规矩，一般是每个月都至少写一封的。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任以都在给父母的信中提及胡适时，都是用“赫贞江上的老伯”以代之（当年留学时期，胡适和任鸿隽都在纽约赫贞河旁的小公寓中住过）。（《任以都先生访谈录》）因为有这个渠道，“三个朋友”之间的一般情况还是会相互了解的。
    任鸿隽晚年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主持了中国科学社末期的善后工作。他于1960年退休，翌年11月9日去世。陈衡哲随即写信给任以都和任以安，要他们赶快通知“赫贞江上的老伯”。1962年1月16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在台北接到了任鸿隽子女的信，知道了任鸿隽病逝的消息。信中还附有陈衡哲的三首悼亡词，胡适看了很感动，尤其是其中的第三首最使他感动。第二天夜里，他给任家姐弟复了一封长信，很悲伤地说“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赫贞江上的老朋友’在替她掉泪”。（《任以都先生访谈录》）胡适还询问任鸿隽“手抄的自传稿子”写成了多少，希望能尽早读一读老友的自传。复信中最后说：“三个朋友之中，我最小，如今也老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3863页）胡适真的老了，这话说过还不到一个月，即于2月24日溘然长逝。
    陈衡哲于1976年1月7日病逝于上海，生前有次女任以书（即胡适的干女儿）侍侧。曾在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这“三个朋友”完全谢幕。
    下面就以陈衡哲悼任鸿隽的词中最使胡适感动的那一首作为本文的结束。
　　
            浪淘沙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
　　“人生事事足参商，
　　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

　　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
　　回黄转绿孰承当？
　　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