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心，有多深
                                                      
  “他一生坎坷……他总是一个严父的形象。”2月16日，刚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完父亲逝世两周年的纪念，53岁的王晋华女士还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这位原北京纺织品公司的退休职工，自幼就对出身军旅的少校父亲心存敬畏：父亲总是那么正气凛然，对自己的家人要求又总是那么严格。然而，在父亲年老体衰的最后岁月里，在侧侍奉的她有机会走进父亲的内心世界，才真正理解了老父亲内心的那一片纯正的红色。而父亲去世后，叔叔拿出珍藏了50多年的一封信，更是揭开了父亲心灵最深处的柔软角落。
                                
亲爱的俭弟：
    我在“八一”前夕晚上开会回来，回到我的家内看到您给我来的信，放在桌子上，您想我当时是多么的高兴啊！
    我急忙把信拆开看到，母亲大人因病逝世，您想我心中是多么的难过呀！回想十三年前的分别，我为了抗日救国民族解放事业，奔赴民族解放的疆场，这一分别，竟然成为永别了。在这十三年漫长的战争岁月里内，不知多少人被日本鬼子、国内反动派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使我母子不能相见。母亲积劳成疾，竟成为永别了。这是多么大的仇恨啊！这都是敌人的罪恶。俭弟，难过是无用的，我们要把怨愤化为力量，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坚决解放台湾，为全中国千千万万受难同胞而复仇，以慰死者之英灵。
    我今年正月曾给家去信一次，后因我去绥西起义部队检查工作三个多月，六月才回来，您给我来信始终未曾收到。近年来由于处在战争环境中，没有一定固定位置，往往通讯发生很多困难，并不是我不给家内写信，这一点您是要谅解的。
    现在我已请假回家安葬母亲，不久即可动身，由西安经过，准备和您一块回去。您在那内等我。别言再谈。
        致以
敬礼！                                                   
                                               兄 少勋 1950、8、1建军节
   

    那是1950年，共和国从战争的创痍中新生、百废待兴的岁月。历尽劫难的人们，无不渴盼家庭生活那久违的安宁和幸福。而年轻的人民解放军军官王少勋，建军节庆祝活动的高兴劲儿还未消退，突又接到失散13年的亲弟弟王少龙（小名王乃俭）来信，心中自是兴奋莫名。然而拆开信，他看到的却是母亲已于1947年病逝的噩耗。
    王少勋内心深处是如何的喜悲交集，我们已无从得知。但从这封他写的回信上，我们看到他所表现的，更多的是冷静、理性和以革命事业为重的情怀。时隔久远，这样的表述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许未免有些不近人情。但在王少勋一生中，把革命事业摆在第一位、从不过多考虑个人和家庭，对他来讲的确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
    “从小到大，我父亲很少向我们谈起爷爷奶奶、老家的事情。我问过他，你干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想家吗？他摇摇头，说战争年代就是这样，没时间考虑这样的事情。”王晋华对记者说，在父亲的世界里，似乎永远只有革命工作。
    王少勋，1921年生于陕西韩城的一个小职员家庭。1937年3月，在陕西三原上中学时，他秘密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并接受革命训练。1938年，他对家庭不辞而别，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从此一去13年无音讯。其间，他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作战英勇，屡受嘉奖。1955年，他被授予少校军衔，1958年转业后任北京第八中学校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曾受迫害，1983年离休。
    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地方，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时期，在周围人的眼中，王少勋都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革命老战士，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并始终保持高昂的热情。对工作，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对生活，他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家人要求尤其严格。
    建国之初，人民生活相对比较困难。1951年4月1日，王少勋给弟弟王少龙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龙弟：
    离别故乡转眼已快半年，没有给您寄信，因为我们正在执行剿匪任务，部队很分散，没有固定位置，同时为保守机密，因此对外一切信件我也就懒得去写，希谅。
    去年十一月我先后收到您良哥由四川、宗哥从河北寄来的信，今年正月您仪哥由太原寄来信，我因忙于工作没有给他们回音，二月我接到家信，知道家中确实困难，在目前这种情况，又有什么法子呢？况且不是咱们一家，上级救济也是有限的，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从生产中来解决，一个人的生活，不管怎样，总是可以维持的，您说是不是呢？
    ……
    在王少勋那里，公和私永远是黑白分明的。王晋华说，不要说父亲在位时如何廉洁奉公，就是他离休后病倒住院，每次都坚决要求提前出院，说花公家的医疗费心里不安。做子女的，并没从父亲那里沾到什么光，相反在“文化大革命”中跟着他受了不少磨难。父亲所给予的，更多的是严格的教育。离休后，王少勋仍积极参加奉献余热的社会活动，尤其是从事青少年的传统教育工作。1986年，王少勋给小儿子王磊写了一封长达11页的信，通篇都在对儿子进行革命的传统教育，信末这么写到：
    我从少年、青年、中年，现在到了老年，进入花甲之年，我这一生经历了曲折和欢乐。不论处在顺利和逆境之中，我始终坚持我的理想和信仰，坚信我们的党，真理总会战胜邪恶，这就是我的精神支柱，任何困难和压力都压不倒。过去的誓言鼓舞我英勇杀敌，都已变成现实。我离休之后，要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继续发挥余热，保持革命晚节，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让我们共勉！
  
   尽管温情脉脉的家庭在王少勋的人生天平上无法和国事相提并论，但他并非铁石心肠的冷血战士，对人民，他始终怀着深厚淳朴的感情。离休后，别人劝他去旅游，他却怀念曾经一起战斗过的革命老区人民，不顾年老多病，坚持要去阔别数十年的晋陕一带老区看望乡亲们。

1986年9月，王晋华的妹妹王义华陪同父亲前往山西阳曲县，那是父亲当八路军时打游击的地方。走得急没买到座位，她和年迈的父亲就在火车上站了一夜！
    王义华说，那一次老区之行，自己深深地理解了父亲内心深处，“人民”二字的分量。在阳曲县，当年的房东认出了王少勋，喊着他的名字哭着拥抱在一起，而父亲也是热泪纵横。王少勋一行走进老乡家，喝着老乡端上来的脏乎乎的红糖水，吃着老乡平时舍不得吃、已经变质的罐头，看到老区人民解放这么多年仍然很苦，他内心非常难过。有一个老乡患病无钱医治，伤口已经化脓，王少勋当即决定带他到太原治病。回到北京后，王少勋在写给有关部门的老区之行感想中，郑重建议加快老区经济发展。
    王晋华说，自己了解父亲太少了。最后这些年，父亲经常病倒，自己在一旁侍奉，反而加深了对父亲的理解。1998年，她和哥哥王建华陪父亲回延安参加“抗大”纪念活动。重回延安，这是王少勋多年来最大的愿望，用他的话讲：做梦都想去，拼死拼活也要去。在前往延安的夜行列车上，王晋华偶然睡醒，竟然发现戴着心脏起搏器的老爷子正扒着车窗往外看，他是因激动而无法入睡呵！到了延安，王少勋坚持要去寻找自己入党时的地方，活动组织方没有安排这项内容，老爷子就偷跑出去，一个人往长途汽车站走！
    “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军人作风。”王晋华感慨地说。这次回延安，让王晋华看到了父亲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之情，看到了平时严厉的父亲真情流露的另一面。父亲激动地给她讲起当年入党的细节，当年在延安的活动，她也深受感染。正因为理解了父亲的一片真情，2004年，当王少勋以82岁的高龄与世长辞后，她们兄妹三人和母亲决定代表父亲再次前往山西老区看望乡亲们，以帮父亲“还愿”。在与老乡们的接触中，她仿佛看到了更加真实的父亲。
    不过，家庭在革命老战士王少勋心中，果然是那么无足轻重吗？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的那封信。王少勋给弟弟回信后，不久即动身回陕西老家。他看到，老母亲于1947年去世后，由于长子王少勋不在跟前，按照老家风俗无法下葬，灵柩用黄泥在屋里糊着，一停就是三年。直到王少勋兄弟两人还乡，母亲的灵柩才得以入土为安。
    数十年后，当王少勋白发苍苍、病卧在床的时候，他终于向子女谈起自己的父母，当年始终疼爱自己、想念自己的高堂双亲。他说，前一段老家来人，曾对他讲，当年母亲去世前十分想念他，以致出现幻觉，常常对王少勋的弟妹们喊：“快开门，你大哥回来了！”他还说，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了母亲。
    “我想，在他内心深处，总是感觉愧对父母吧。”王晋华对记者说。或许，这位活得坦坦荡荡、一身正气的人，这位16岁就“离家出走”参加革命、临终前还豪言“下辈子还要带兵打仗、惩治腐败”的革命老军人，一生中惟一难以释怀的憾事，就是对父母的“不孝”了吧？

     这又何尝不是所有无私奉献的人们的共同烦恼呢？
                                                
                                                    半月谈记者  王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