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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斓暧昧载荣载辱的精神线索(新京报)
发布时间：2008-03-17
将来或者现在家书已成记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和通讯工具的发展，作为曾经最主要交流方式之一的书信日渐式微。而亲人之间的家书，也随着交流逐渐便捷和频繁而几近绝迹。因为如此，曾经承载着亲情的家书凸显出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其不可再生性具有了文物般的意义。几年前，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遗产抢救工程办公室等联合发起了“抢救民间家书”的活动，正是出于对家书重要性的认识和考虑。
不同种类的家书
在我国，以家书而成书的有人们熟知的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以及沈从文和家人的《从文家书》，傅雷夫妇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等的《傅雷家书》，新近出版的《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去年推出的《任鸿隽陈衡哲家书》等等。当代思想家顾准，在1974年与其弟陈敏之通信答疑，最终形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辑录的顾准思想。
作为纯粹私人之间的交流，《两地书》、《从文家书》虽然主要涉及爱情。但是，从总体来看，书写人生活的时代气息在时隔多年之后仍扑面而来。根据学者张耀杰在《<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一文的研究，《两地书》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时，已经加入左联的鲁迅，对于原信内容进行了大量的改写和删除。199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的《鲁迅作品全编·两地书》才是原信，张耀杰称，这些原信为重新认定历史事实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据此，他对当年鲁迅参与了许广平等女师大学生驱逐校长杨荫榆的史实，以及其他相关事件进行了研究，并表示，“《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依然是大同人类中同为精神生命体的寻常男女，拥有人本身所共同的七情六欲甚至于人性缺陷。只是由于《两地书》删改之后的流行传世，使得两个人既惊心动魄又理直气壮的情爱故事在公开化、公共化的同时，又神秘化、神圣化了。”
而《从文家书》中沈从文和张兆和之间的爱情则打动了许多读者。“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炽热的爱情表白，至今仍被今天的读者所向往。这本书几乎收入了张兆和和沈从文一生的通信，其后也成为了学者研究沈从文文学观点的重要资料。从中可以看到，从事文物研究的沈从文一直未能忘情于小说创作，只是囿于现实才不得不作罢。
从《傅雷家书》到《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
而《傅雷家书》和《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虽然都是父子间的交流，但是其内容则大异其趣。《傅雷家书》和《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相同的是，通信的这段时间，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急剧动荡之下。《傅雷家书》中，摘编的是1954年-1966年傅雷夫妇写给儿子的信件。书中所收最后一封信写完不久，傅雷夫妇就自杀而亡。傅雷在信中教儿子如何待人接物、怎样做人，包括怎样理财。时隔多年之后，傅聪曾经表示，这些是自己嫌他烦的，从来没有很好看过，自己喜欢的是爸爸讲艺术讲人生。就在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得书信成为人人自危的“罪证”：在1954年底，1955年初，舆论界受命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舒芜把自己手头的成百封的胡风书信统统上交《人民日报》，于是形势直转急下；1957年，当罗隆基受到批判时，浦熙修和萨空了也各自公布了罗隆基的一些私人信件，罗隆基于是百口难辩。因此，叶圣陶和叶至善父子的通信能够留存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尽管，它和叶圣陶先生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较小，其后又受到保护不无关联。《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中的近500封信里，国内国外发生的大事如阿波罗在月球上着陆，柬埔寨政变，国内的如尼克松来访，林彪事件，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打三反”运动等等，在这本父子的通信集里面都有所反映。此外，关于这段时间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叶至善的干校生活等，都有比较详尽的描述。
有鉴于此，朱正先生以《家书可征国史》为题，对这些书信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朱正试图在信中找到有关作家萧也牧（原名吴小武）的相关材料的愿望却落了空。此前，根据张羽在《萧也牧之死》中的记录，刚到干校不久，萧也牧和叶至善等人作为弱劳力，分在牛组放牛。直到1970年9月，萧也牧才被调到菜组。10月15日，萧也牧就病逝了。两人曾同在牛组放牛一年多，而叶至善在信件中却没有一次提起。由此可见，家书所承载的内容和意义也是有限的，它在书写之前已经过了写信者的过滤和选择，并且不无遗漏。如果像鲁迅那样大量删改《两地书》，则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误导和遮蔽。尽管如此，家书以纸面形式留存了书写者当时对事件的真实想法，比起日后的回忆和追述，会更准确一些。
“文革”故事，刚发生就被记录了
“文革”期间，小沫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战士
叶圣陶与叶至善是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对父子名人，叶圣陶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其子叶至善则是少儿社社长。文革期间叶至善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这对父子给世人留下了将近700万字的家书，最近被整理出版成《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叶至善的侄子叶兆言、女儿叶小沫以及和叶家交情深厚、并审读了全书的学者朱正。
叶兆言
我不能说别人写的干校生活不真实。但是，一个是当时写的，一个是后来的回忆。人在当时的视角和跨越时空之后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叶小沫
后来的回忆录和追述，难免夹杂过来人的感情和看法，已经很不真实了。这个是最真实的，他们当时对毛泽东，对“文革”那样的想法，都是真心的，没有任何虚伪。
【后人访谈】
叶兆言：书信中的干校描写更真实
新京报：两位老人在通信中提到过你，他们通信期间你有多大？
叶兆言：大概十二三岁，这期间，我去过三次北京，有一次因为眼睛受伤，在北京待的时间比较长。
新京报：在书中对于干校生活并没有表现出抵抗情绪，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叶兆言：我觉得，他们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看法是顺应天命：叫你去干校，你不能不去。既然别人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大伯去那里，决不是响应号召，但是也没觉得这是对一个知识分子多么大的摧残，而是很平静地应对。
新京报：他们书信中的干校生活，与我们印象中不太一样，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叶兆言：书信中写到的干校生活，确实与一般人的印象不太一样。我去过干校，就我看到的情况来说，大家的生活都是一样的，可能有些人身体不好，容易生病，干校的医疗条件比较差。但是，并不是像很多人后来写到的文章那样，充满了迫害，充满了险恶。这是不真实的。
新京报：但是，很多人在描写自己在干校的时候，说的大多是苦难。
叶兆言：我觉得，在干校的最大痛苦是，知识分子不能干自己想干的事。在经济上，他们都是拿原工资，而他们的工资都是很高的。干校是很闲的，像我伯父他们放牛，真的是淡出鸟来。当然会有家庭分离，夫妻分开。但是，他们这些人都是经过抗战的，经过各种奔波的人。生活上、物质上的艰苦跟过去相比不算什么，对他们来说，最大的痛苦还是心灵上的，就是不让你干自己想干的事。
我觉得，这些书信里面写到的情况是真实的，我不能说别人写的干校生活不真实。但是，一个是当时写的，一个是后来的回忆。有些后来的回忆确实是有诉说自己公子落难的感觉，人在当时的视角和跨越时空之后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新京报：在书信中，“文革”中的很多事都有反映，但是，两老对“文革”的看法也与一般的“文革”回忆很不一样。与叶老受保护有关吗？
叶兆言：两位老人在书信中对“文革”的看法，并不是因为祖父在“文革”中受保护。现在，很多人把“文革”看成一个整体的概念。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文革”有10年时间，这其中充满了变化。在“文革”初期，冲击确实很强，谁都躲不过。所谓的批斗，主要是前面那一段。有人给我祖父贴了很多大字报，祖父让我堂哥去看，堂哥看完之后简单地描述给他听，祖父也有想不明白的。这个坎在“文革”开始对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平等的，到后来，保护也是同等的。我经常强调的是，“文革”是整个中国人普遍受难。
另外，“文革”印象的形成和个人的描述有关系。而对于事物的看法和人的生活态度有关系。像我祖父的房子，突然住进来两家人。祖父不会非常愤怒或者怎样，而是觉得我这么大的房子，住进来两家很正常。我们家也是这样，别人住到我家来，我家里人觉得这是正常的，没觉得这是迫害。
新京报：叶圣陶和叶至善的父子关系特别亲密，与叶圣陶是一个教育家有关吗？
叶兆言：可能有一点关系。祖父和伯父的那种关系，是我们家庭的一个传统，就是那句老话“多年父子成兄弟”。我和我父亲也是这样，大家很谈得来。
叶小沫 他们对“文革”的看法都是真实的
新京报：你在编《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的时候，经历了怎样的情感体验？有什么顾虑没有？
叶小沫：我编信的时候顾虑很多，怕读者看了，觉得这父子俩对“文革”的看法和广大知识分子的看法不一样。但是，这本书不是想说他们是怎么拥护“文革”，而是给“文革”留下了一份非常详尽的资料，其中包括全世界的大事，市井生活等等。后来的回忆录和追述，难免夹杂过来人的感情和看法，已经很不真实了。这个是最真实的，他们当时对“文革”那样的想法，都是真心的，没有任何虚伪。
新京报：在1972年你的父亲叶至善给你的爷爷叶圣陶的一封信中说，你和弟弟叶永和插队刚开始的时候有一股劲，后来就逐渐消沉了。你父亲认为，这是由于你们以为边疆、农村都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令人欢欣鼓舞，碰到现实后都不如意，以及“缺乏斗争的毅力”所致，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否如此？
叶小沫：我一开始去黑龙江的时候，满怀着要去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但是，看到的现实和我们期望的却不太一样。知识青年中间也搞过阶级斗争，有的知识青年很压抑。我弟弟在陕西插队，本来考上了大学，外国语学校录取他了，外调的时候说我爸爸有问题，结果他没有上成，这对他打击还是挺大的。他当时没有告诉我爸爸这件事，直到和他一起的知青全都走光了，他一个人每天自己下地，自己收工，这样生活了一年多。
我当时所在的黑龙江，倒不像别人说到的云南、内蒙古和陕西插队那么苦，我们始终都能吃到大米、白面、窝头。住的是砖房，工作也不是每天都累得直不起腰来，没到那种程度。而且，当时的机械化程度还很高，比我父亲在信中写到的工作时间也短得多。只是因为身体原因，才不得不回京。父亲说我“逐渐消沉”，可能是我主观上不够坚强，不够坚定。
新京报：那么，你自己如何看待那段生活？
叶小沫：总的来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这段生活，我对上山下乡，看到的不完全是它的负面，我们家里人对有些事情的看法，至今也不完全一样。
新京报：你在前言里面说：“如今的我们对那个时候的许多事也有了不同的看法，却不想对那些事和那些情感全都给予否定。”为什么？
叶小沫：我觉得，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确实是一种锻炼。当时的领导层怎么想的，我不关心，而且，这些事不是我能左右的。“文革”中，像我爷爷那批人，很多都受到冲击，而我爷爷没受到冲击。我们这家人基本上都上山下乡了，没有什么很大的灾难，可能这也算一个特例。这种情况可能影响了我们对那时一些事情的看法，但是，这没有办法。
新京报：家里没有受到冲击，是不是导致你现在对那时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的原因？
叶小沫：我觉得可能是原因之一。如果有家人被斗得很厉害，那么就可能是另一种看法。实际上，我爸爸也受到隔离审查了。他也去打扫卫生，睡地铺。但是，我爸爸也没有觉得特别委屈，因为大家都在被审查。他没怎么提这件事，我们也没有觉得这件事是不可化解的。这可能跟心态也有关系。
新京报：你回过头来看这些信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有些看法和父亲不一样？
叶小沫：我比较单纯，对于爷爷和父亲的想法，很少抱怀疑态度，老觉得他们说的、做的都是对的，很遵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叛逆的思想。
【专家视点】
朱正改造思想就是这样
新京报：今天看来，《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朱正：我是搞历史的，我自己对这段历史有偏好。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史料。如果谁要研究五七干校史，没有比这更完整的资料。而且写信的两位都是名人。其次，研究70年代，它也是很好的史料。叶圣陶、叶至善父子在信中显示，他们还真是相信了当时的宣传。比如五七干校改造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等等。父子俩真的是把它当作一所学校来看待的。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迫害。他们当时完全没有这样一种见解。但是，他又把这个过程详细地描写了出来。此外，包括他们的孙子作为知青上山下乡，这些知青自己把上山下乡当作响应党的号召，到广阔天地去锻炼，农村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后来慢慢的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了。
新京报：叶圣陶、叶至善父子为什么会对各种号召深信不疑？
朱正：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一开始都以为上级的号召都是对的，从字面上去相信它。只不过觉醒有迟有早。如果我没有被打成右派，没有被送去劳动教养，也许我被蒙蔽的时间还要长一点。我刚被打成右派的时候，还真认为自己错了，认真地写检讨，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新京报：按照叶至善在家书中写到的他自己养牛的情况，他的工作并不轻松，但是他并没有觉得苦……
朱正：以苦为乐嘛！脱胎换骨地改造思想就是这样。
新京报：在很多人的回忆中，都说到在“文革”中间不敢保存私人信件，看完之后马上销毁。但是，叶氏父子能够保存这么多完整的信件，为什么？
朱正：叶圣陶在“文革”中是在体制内受到保护的高知高干，在书中也有体现。叶圣陶作为教育部副部长，自己出去旅游，地方行政部门派人招待什么的。以我自己为例，我没有干校生活的经验，当时是被劳动改造，写信首先考虑的是要经过管教干部的检查，所以信里面的内容不完全代表我的真实想法，有时为了讨好管教干部，还要写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但是，叶至善没有这种顾虑，所以写的都是他的真实想法。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张弘
“文革”父子书
书评人 黄集伟
翻开这本书的感觉，与推开邻居家门的感觉多少有点儿像。就算不知道叶圣陶是谁，叶至善是谁，那种热络的气息仍扑面而来。我看见，有个烧得滚烫的煤炉子当屋立着，上面那只铝制水壶吱吱吱冒着热气。水开了，沏上茶，开始唠嗑吧。前面这个并不确切的意象所妄想强调的，无非是那种酱油色的老照片调性，要划痕，要擦伤，要那种类似农耕时代居家生活的凡俗与庸常……是幻觉。可我觉得，这一幻觉撑满了整本书，将那用密密匝匝蝇头小楷写成的厚厚一叠家书里里外外染尽风霜。
当然，换个角度，换个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读者，去想去看，多半会觉得，作为一本读物，《干校家书》并不“好看”。它过于琐碎，过于私人化，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家书，尤其是这种并未计划公开面世的家书，琐碎本就是它最重要的特质，正如我们的蜗居，有了凌乱才有舒坦，有了高高矮矮醋瓶子盐罐子，才有八两饺子一头蒜的滋润。家书不是大文化散文，不是样板间。假使真有一类“家书”整饬高阔气象非凡，我会想，那该是“政府工作报告”吧？
《干校家书》里的第一封家书写于1969年5月2日，最后一封家书写于1972年12月21日，通信时长3年零8个月，而刚好在中国历史上，这3年零8个月的情形相当诡异而特殊。用熟句“烽火连三月”比之拟之，合适。在我读过的数种“文革”回忆录中，像本书这样意外记录一个家庭琐事、情绪状态乃至相互温暖、相互扶持、隐忍、苟延残喘的书，可说绝无仅有。而它的正式出版，也就更在我的预料之外。我承认，这本收入500多封书信、洋洋70万言的家书确为一地鸡毛，可体量庞大的鸡毛，端的不同寻常。它里面没有家国大事，可家国大事是它的底色；它里面没有摧枯拉朽，可摧枯拉朽是它的声效。这是一本蕴含那个年代完整信息的一枚细胞，一枚巨大的细胞。
“牛的鼻子上，到处都用铁环，但这里的农民说铁环伤鼻子，都用木叉或木钩。……”（叶至善致叶圣陶1970-5-18）
这封家书的要义可被概括为“养牛心得”。关于“文革”，“牛棚”二字出镜率最高，可无论抽象的“牛棚”还是具象的“牛棚”，记录叙写得如此周延详尽者，寥寥无几。它里面有意外，有新鲜感，甚至还有编辑家叶至善基于专业惯性的关于“桑”与“伤”我语文考证。而它本身则如一枚铁钩，上面悬挂着一件染满五味的情绪的抹布。当然，在这枚铁钩上悬挂着的，也可能是一顶梦想的草帽或一柄妄想的镰刀，也都无所谓。关键在于，它为后人考证一代人的沉浮之运提供了一个丰饶的入口。
“浩然来看我了，十年不见，快谈一个半小时。……他的第二个长篇叫《金光大道》……也是三部，第一部已印成‘征求意见本’，交我一本，我预备认真看。42万字，四五月间要出版。浩然今年四十岁，精神饱满。”（叶圣陶致叶至善1972-2-15）
这封家书里出现的那个四十岁的浩然，那个精神饱满的浩然，那个创作态度、创作企图双高的浩然数周前寂寞离世。我猜恐怕连他自己也早已忘记1972年2月13日晚与叶圣陶的一席谈了。而那一席谈对于后来人而言，则颇堪玩味———在浩然《艳阳天》乃至他呕心沥血、孜孜不倦营造的《金光大道》身后，怎么会没有同行、长者的应酬或唱和？在那个年代，浩然是一个独唱，男高音，可他背后有口无心、有心无口的低声配唱、哼鸣合唱，也不该忽略。否则，那独唱突兀不说，也并不就是真实的舞台表演吧？
“在尼克松来京期间，书店里陈列出《红楼》《水浒》之类的书。买客看见很高兴，抢着买了，到收银柜上去付钱。谁知收银柜上说这些书是不卖的，你就交在这儿吧。大概也引起些口舌。消息也真灵通，外国记者对此事报道了，苏修也广播了，就在以后的一两天内。于是周总理知道了，叫吴德去处理此事，书店就吃了吴德的一顿‘排头’……我以为这些不算大事，但是即小可以见大”……（叶圣陶致叶至善1972-5-6）
隔着三十多年岁月时空隔膜遮蔽，我也觉得，对我们这个伟大文明古国而言，这的确不是大事。可我也同样赞同说，这个小小的粉饰的确可以小见大。它甚至已在巧妙呼应我们的当下、眼前，直至身边……1972年5月6日当然不是如是中国面子文化乃至文化面膜的起始点，可恰恰因此，《干校家书》中随意记下的这一笔，足够珍贵。
说到“文化面膜”，它其实也是我翻本书前最先警惕的关键。叶圣陶：现代著名作家、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编辑家、出版家、政治活动家；叶至善：著名少儿科普作家、优秀编辑、优秀出版工作者。如果写信人当初知道后人会将这些家书结集出版，会不会有所遮掩和保留？而现在结集出版的这对文化名人家书，会不会一如既往为尊者讳？没想这些疑问在我翻开本书后一一释然。在一个个鲜活真切的细节面前，我的犹豫逐一松动……这是一本没打粉底的家书，面膜之类也被束之高阁……这就是所谓原生态？
我妈要是还活着，今年也奔80了。偶尔想起老人家，印象最深的，是她记了一辈子豆腐流水账。可每次翻阅那些，父辈一代精神底片上的盲点或划痕，仍无法在萝卜白菜炸酱面的确良之类的清单里寻见蛛丝马迹。我的巨大失落在于，我常常会因此惊恐相似的懦弱、卑微、依附、相似的愚忠基因潜在繁衍，绝望遗传。如是阅读预期规定了我在《干校家书》里更在意找寻的，是父辈们斑斓暧昧载荣载辱的那根精神线索。我想说，这条线索我看见了。也正是因为有了它，本书得以超越纯粹个人史、家族史或回忆录属性，成为未来社会学者提取标本见证一段民族耻辱的一部分。我知道，对于一个泱泱大国区区三五年的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而言，它依旧不过碎嘴唠叨，一地鸡毛，如残砖碎瓦，可没有它，在历史墙壁弹洞累累之外，会有更多豁口永远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