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书评人：逍遥游
   

    同事晓波兄常常说我有“资料癖”。前些天一起去萧三家里“打秋风”，我获得一套《竺可桢全集》，晓波打开看到里面有书信卷，我这个“罪名”就更加坐实。晓波当时有些吃惊地跟我说：“老陈，书信你也能看得津津有味吗？绝对的资料癖呀！”说实话，当时在萧三家“打劫”那套《竺可桢全集》，只是为了写文章用得着的时候方便查阅。有些太过专业的书信，对于研究者来说有时候都不免枯燥，就是如晓波兄口中我这样的“资料癖”，有时也只是下意识的收集，以被不虞之需。但是相对来说，对于第一手的资料，我自己比较喜欢日记和书信，因为这些最能体现作者的才情和性情。手头有一本《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在书店里看到的时候就眼前一亮，看完之后，才发现，这并不是一本只给专业研究的人看的“材料”，更像一本编给普通读者看的一本优美的散文——那一代人的文笔，实在是太漂亮了。
    要不是在几年前读了智效民先生的文章《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到现在我对于任鸿隽这个人大概还是陌生的，这也怪不得我，任鸿隽这个人，不被人提起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然而在五四时期，他和大名鼎鼎胡适之博士，同样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同样是时代的弄潮儿，他所领导的科学救国运动，和胡适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被誉为五四以来两个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在美国留学期间，任鸿隽结识“一代才女”陈衡哲，陈衡哲也是一位被遗忘已久的人物，不过我们可以看看，就会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她是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女教授，出席国际太平洋学会（连续四次）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随后任和陈相知相恋，1920年归国之后，两人成婚，而任的老朋友，在绩溪老家遵从母命已经与江冬秀订婚的胡适，对陈也有一份深深的情愫，“发乎情，止乎礼”，任、陈再订婚的当夜邀请胡适一同用餐，胡适写下《我们三个朋友》一诗，成为一时佳话。顺便说一句，任鸿隽还曾经是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之后在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处任职，他还是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科学杂志的《科学》的创办人，中基会的主持者。翻阅《任鸿隽陈衡哲家书》，要想当年的事，只能感慨于那些曾经有过的风雅。
    《任鸿隽陈衡哲家书》以任鸿隽的生命轨迹为经线，以家书背景为纬编排任鸿隽和陈衡哲在每个生命阶段的家书。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家书背景大多比较熟悉，由此也可以看出编者在编辑此书的时候对于一般读者考虑的用心。每一章之前都附有家书的原件，更是增添了这本书的典雅之气，而有时候体验那一代人的文采风流，纵使是用千般语言来叙述，也不及这些原件来的直接，来得准确。甚至有时候我常常说，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不要去看后来的研究者如何去评价，去描述，直接去看这些人物的老照片，朝夕揣摩，便足够了。
    阅读任鸿隽的家书，有几个时期让我特别注意，其一是在任在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处任职时，任鸿隽写给大哥的几封信札，在1912年3月9日的信中，任鸿隽提到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接任一事。这一段史实如今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在当时确实扑朔迷离，革命党人想让袁世凯到南京就大总统一职，以便控制局面，但是袁世凯则担心离开北京受制于人，迟迟不肯动身，当年2月27日蔡元培等人由唐绍仪陪同谒袁世凯，请赴南京就职，袁表示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但是随即不久即发生曹锟哗变。这也就是任鸿隽家书中所说：“近因京、津小有变乱，袁君骤难南来，而统一政府不成，对内对外危险万状。故已放弃前议，许袁君在北京受职……”任鸿隽当时虽然不在中枢位置，想来应有耳闻，所以在家书中提及此事，当时定都南北还是个未知数，但是任鸿隽在当时就在家书中写道：“虽此时都南都北尚未有定，据参议院前议则都南京，然以大势度之，恐终非都北不可耳。”这话如今看看平平常常，但是想想这些话是在时局纷纭的1912年说出的，不得不佩服任鸿隽的目光深刻，就在任鸿隽寄出家书之后不久的4月2日，参议员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而任鸿隽对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决定：“异日袁君受事，决计不复问政事”。也就是从那时起，任鸿隽科学救国的思想开始孕育。这一家书，实在是任鸿隽生命转捩点的一个见证。其余如留美期间以及主持中基会期间的家书，也均有以上提及的这种结合当时实事为后来者见证历史的特点，不当以单纯的家书视之。
    20世纪上半期，重庆多私家花园，任家花园即是其中之一。1929年，刘湘兵败贵州，撤回重庆，其下属曾经借助在任家花园，当时任家花园所住多为女眷，每天枪声相闻，不免提心吊胆。任鸿隽的三姐任心一写信给任鸿隽写信求助。任鸿隽接信之后给刘湘发了一个电报，刘湘接到电报之后遂令部下撤出。任鸿隽和刘湘的往来电报颇值玩味，过去我们在历史上认识的军阀，得到的印象多为骄横颟顸。但是在任刘的往来电报中，却不乏温情脉脉，这也是第一手资料的好处，这一点在上面提到的任鸿隽写给大哥的信中提及袁世凯时的语气，也可以对照阅读，才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对于历史过于粗暴，也过于简单。
    书中的最后三章分别是任鸿隽和陈衡哲的晚年的家书，那已经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了。1949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并没有体现在任鸿隽和陈衡哲写给晚辈的家书里。此时的家书中除了一些家长里短，别无其它。不过参看雷颐先生给本书写的序言的结尾，答案或许就在其中。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阅读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家书，才知道古人诚不我欺。如今，我们在跨越了百年的历史隧道之后谈论任鸿隽和陈衡哲，真有几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悲凉了。

                    选自2007年10月26日《新京报》C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