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相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首届中国家书文化论坛”，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
    家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特色收藏之一，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等院校，中国人民大学一贯重视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在2005年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国学院。就在这一年，包括今天在座的一些朋友在内的有识之士，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抢救民间家书活动。这两件盛事，双双入选当年（2005年）“全国十大文化事件”。   

    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引进了抢救民间家书项目，随后成立了“家书文化研究中心”，成为国内唯一的一家致力于家书的收藏、展览、研究和家书文化传承的常设机构。凭借以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近代名人家书为代表的四万多封书信的丰富馆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奠定了国内家书收藏的一个重要的地位。2009年我们推出了“打开封尘的记忆—中国民间手写家书展”，2011年编写出版了《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被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庆祝建党90周年重点图书，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推荐为百种优秀思想道德读物书目。2010年在博物馆新址再次推出了“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2013年应中国方正出版社的邀请，家书研究中心又承担了《廉政家书》的编写出版工作。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明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中国人民大学将继续支持全国性的民间家书抢救活动，在征集、保管、整理、出版和研究等方面加大投入。充分发挥学科的优势，为家书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最后我代表学校和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感谢各位家书捐赠者对民间家书抢救事业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对本次论坛和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心的赞助，我衷心地预祝，首届中国家书文化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万晓芳（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理事长）：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
    今天很高兴参加首届中国家书文化论坛活动，我谨代表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对各位专家、各位家书捐赠者，以及人民大学博物馆、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表示由衷的感谢。
    作为一家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即热心于文化艺术公益事业，此次资助首届中国家书文化论坛，也是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开展文化艺术领域公益活动的具体体现。
    近年来，现代化的沟通交流方式逐渐使人们疏于传统书信的使用，民间家书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记录了亲情、爱情、生活、政治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历史资料生动鲜活的展现，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但长期以来，家书散落民间，其重要性和历史研究价值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保护。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2009年以来，作为国内人文社科领域领先的高等院校，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家书的抢救和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借助人民大学这一发展平台，建设了家书博物馆和家书文化研究中心，并以论坛的方式邀请各位专家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为传承和保护国家文化遗产，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今天，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及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集思广益，共同探讨如何保护民间家书这一珍贵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共同研究民间家书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必将推动中华民族家书文化的研究和保护，迈上新的台阶。
    所以，我提请大家一起，以热烈的掌声向家书捐赠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并预祝首届家书文化论坛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罗 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
    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前来出席首届中国家书文化论坛，我是昨天晚上刚从川藏高原，海拔四千多米的藏区赶回来的，是专程赶回来的。本来还有两天的工作，我们协会在那儿搞唐卡的调研，就是为了这次活动，我专门提前两天赶了回来。为什么呢？因为家书对于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可以说是太熟悉、太亲切、太能勾起许多美好的回忆了。
    “文革”时候，我在上学，我的父亲被打成“五一六”，被下放到湖北的五七干校，到那儿去放牛。那个时候没有别的通讯工具，只有家书，所以作为小孩，我就特别盼着父亲的家书，但是那时候写一封家书很难，因为我父亲是“五一六”了，所以每封信都要经过造反派审查，所以写这封信是非常有学问的。所以我就感到父亲那时候写给家里的每一封书信，可以说是行行都有真情，但是字字又有玄机。因为信中必须有那种政治的术语，同时还要有这种家庭的、情感的表达，而且我们只能从那个字里行间去分析父亲在那里的生活情况和写这封信的真正的意义。所以我想呢，家书在我的印象里，就宛如一幅我们中华民族人间万象的瑰丽多姿的反映我们心理的这样一幅生动的画卷，描绘出了我们中国人那种隐藏在心底的万般柔情，也宛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情感长河，千百年来不舍昼夜地滋润着我们中华儿女的心田。
    九年前，面对家书这样一种过去在我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文化样式，快速地凋落为了文化遗产，我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很多文化名人（刚才苏叔阳老师说他也是第一批签名的文化学者）一起，呼吁开始了抢救家书的这样一个工程，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没到民协工作。过去我是搞书法的，搞书法的人都知道，我们至今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一个手写的传世墨迹就是《平复帖》，而这个法帖就是1700多年前陆机所写给友人的一封书信，好像是9行84字，但是几千年来，我们研究这封书信主要是从它的艺术角度和艺术这种形式上来研究，所以以至于对于84字的《平复帖》，在历史的典籍中始终没有释文，这84个字到底每个字现在翻译过来是什么字，直到启功先生去世前才做了一个译注，但是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完全认可。
    我觉得，实际上一封书信有很多的内容，过去我们可能对于它的很多的内涵研究的不够，特别从书法角度讲，研究它的艺术层面比较多，而家书不仅有艺术价值，而且有着广博的文献价值、深厚的历史价值、精髓的学术价值，以及丰富的当代价值，包括我们刚才参观展览的这些民间家书的出版和展示。所以我想，是不是人民大学，因为来到这里，人民大学的领导也在，我觉得有必要在人民大学设立一个新的学科，就是“家书学”。当代由于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可以说过去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这种家书，今天已经很难见到了。我们只能在若隐若现，时有时无的信息爆炸洪流中，偶尔的有所闪现，也只有从我们一些民间的收藏、先人的收藏，最好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博物馆中，有这样的收藏，才能见到。
    所以我想，可能信息化社会，虚拟世界，甚至物欲横流的这样一种时代，人文缺失了很多。刚才我们文联的董良翚书记参观的时候还和我说，是不是有时候科学的发展，使有些文化会受到伤害？可能董书记是这个意思，我的感觉也是这样。我想我们当代社会缺少很多人文的精神，缺少人文的关怀。什么是人文的精神、人文的关怀？我想可能就是在商品的社会中，在商品的世界中，在物欲的横流中，对于人文、生命所给予人的生命的一种温度，所给予人们心灵的一种温暖，可能就是杜甫诗中所说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不解的乡愁，就是李清照词中“云中谁恩寄锦书来”的那种人生情感的期待，就是鲁迅先生《两地书》中那种“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的人间的温情。
    所以我想，作为一个我国最有名望的以人文教育为主的高等学府人民大学，能够为家书的抢救保护开辟这样一方之地，真是做了一个功莫大焉、善莫大焉的好事，可以说人民大学站在了时代和我们民族文化的高度，以一种深厚的历史情怀，和一种为我们民族文化留下记忆这样一种超前的文化眼光，做了一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当然，这里边也离不开张丁等一批有识之士的辛勤奉献和这样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每次看到张丁老师的时候，都感到在他的身上，有一种精神叫“执著”，有一种境界叫“守望”，有一种荣誉叫“辉煌”，有一种称号应该叫“脊梁”，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脊梁，撑起我们民族文化大厦，在房檐底下经常被人们看不到的这样一种精神和境界。
    我想，虽然手写的家书已经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而且是遇到了一种全民性的放弃的这样一种时代，但是我想我们的文明不应该中断。就像格律诗一样，今天已经不是文学创作的主流，但是今天我们读起唐诗宋词的那些经典诗篇，仍然可以给我们很多艺术的感染力和无穷的魅力。我们今天再读诸子百家、孔孟老庄那些思想，仍然可以使我们产生无尽的智慧。今天我们无论是读到古典文学中还是当代文学中，甚至我们在展览中所看到的那些书信的名篇，我想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生活和人生的启迪。我想，任何艺术都会与时代共进，但是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永恒的。就像我想起摄影术，好像是1839年，当时人们都在忧虑绘画即将消失，但是将近200年过去了，我们的绘画、世界的绘画，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仍然如火如荼，蓬勃地发展着。当然照相术发明后绘画也出现了带有根本性的审美变革。我想家书也会是这样，这种手写的家书形式也许会淡出我们的生活，但是它的人文精神不应该消失。我想，我们不应该把家书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看作是一种杞人忧天的担忧，也不能有那种午夜梦回的空想，应该像人民大学和张丁他们这样，为抢救我们的遗产付诸于实际的行动。所以我想，应该是通过这次论坛，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走到抢救家书的保护行列中来，为我们抢救保护传承家书出谋划策。同时也希望以人民大学为中心，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家书的学术组织，因为我们的遗产太丰富了，我们的家书也太丰富了，而且很多都藏于民间，就像刚才我说的《平复帖》，在一千多年的传承中始终流落在民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由张伯驹先生，史书上用的词叫“倾尽家财”把它购得，从溥心畲手中购得，捐献于国家。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学术组织，设立、建设一个家书学，为我们家书的挖掘、整理、研究，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
    最后，我更加希望，我们的家书能够加快申遗的步伐，因为我们的遗产太丰富、太灿烂，我们不能总看着别人拿着我们的遗产去申遗的时候，才感觉到我们的遗产是那样的精彩、那样的迷人，更不能看到去年日本拿着他们神风敢死队的遗书、家书去申遗那样一种闹剧不断地重演。我想，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家书，每个中华儿女都不应该是冷静的旁观者和匆匆的看客，都应该成为一个积极行动者、守望者和传承人。让我们那些灿烂美好的家书，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失传。谢谢！

张志清（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各位专家、学者：
    大家上午好！
    我首先代表国家图书馆祝贺首届家书论坛召开，并且祝贺张丁先生潜心收藏家书十几年取得这么丰厚的成果。这回展览上，不但看到了很多精彩家书，而且看到了咱们收藏的家书在整体上已经成为一个系统了。同时祝贺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家书专藏，作为博物馆的重要收藏，我觉得这个举措非常得好。
    作为一名同道者，我也是在国家图书馆做古籍工作有20几年了，应该说对张丁先生特别感到敬佩。因为跟收藏公开的出版物和其他的古籍文献相比，收藏家书应该说更加困难。他不但要和许多人交往，因为家书具有私密性，在收藏过程中一定付出的辛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个背后的苦处，我想可能只有张丁先生自己知道。大家看到的那么精彩的家书，大家会感到兴奋，但是这个背后的辛苦，我觉得作为一个同道者我们能够理解得非常深。
    国家图书馆也收藏了很多的家书，另外最近几年，我们还收集到了不少西域的重要的文献，这些文献里面也有很多这类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收藏西域文献中，有于阗文的木牍，我们收藏了十几个都是从新疆来的，总的量已经不次于在大英博物馆的收藏了。另外我们还看到了除了我们用汉文写的，还有一个是用波斯语，用希伯来语拼的波斯文的书信，这个书信应该是反映了丝绸之路的过程中，一个犹太商人从波斯来，在中国写的一封家书，这个家书反映了在西域，当地反抗吐番占领的事件，应该说非常重要。类似的书信大概在世界上只有法国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一封。无论在国图也好，还是人大也好，我们收藏历代的家书，特别是反映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方面是特别重要，我在这边也简单谈一下我的看法。应该说它不但是一个文化遗产，而且是我们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在国家图书馆做一个“中国记忆”项目，我们在策划的时候也感到困难重重，因为作为中华民族史来说，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现在也有很多即将失去的记忆。那么在这个里边怎么样留住我们民族的记忆，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在策划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庞大、非常深厚，无从着手。实际上像人大，像张丁先生做的这件事情，从家书入手来保持咱们民族的记忆，我觉得这是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那么我们去年在香港开文化论坛的时候，有位新加坡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在上边做了一个发言，新加坡现在也在做新加坡记忆，他们的记忆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族的记忆，作为新加坡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就从根本上跟过去，像美国记忆、德国记忆这样的“记忆”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因为美国记忆、德国记忆基本上是要把自己民族中著名的人物、著名的事件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为大家所记。新加坡的记忆，它基本上是一个国民记忆，就是他把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中的记忆，把它合在一块儿，就是成为一个新加坡国家的记忆。我觉得这个理念特别的伟大，当然这个就是“新加坡记忆”在实施的时候，每一次举办活动，他的总理李显龙都要参加，充分说明了对保持、保存民族记忆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像张丁先生、像人大所做的家书的收集，应该也是保存中华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部分做好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特别鲜活、特别丰富、也特别真实的一个民族记忆。所以再次感谢人大、感谢张丁先生！谢谢大家！

龚鹏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各位朋友：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这次研讨会！
    关于家书的价值，刚才几位前辈都作了介绍，家书的价值非常的广泛。我们看第一个，它有艺术的价值，我们看到像王羲之他们这些书法，还有提供了书写这个活动它在文化上的意义和价值。第二部分我们最常谈到的是家书它在文学上的价值。因为有非常多的家书情文并茂，以最真实的感情面对最亲密的人，有最亲切的表达，文才斐然。这次展出的我们看到有一个回文，一个福建的女子寄给她的先生，她先生到了南洋去打工，这个人就没回来她就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让我们重新回到古代，想到当年我们在史书上读到的窦涛的妻子所写的“回文记”非常精巧，模仿客家山歌的写作方式，这一类文学上都有非常特别的价值。另外当然史学上的价值也不可忽略，家书和族谱一样都是家族史非常重要的资料，许多家族凑起来就是我们一个大的历史。它还有一些超出家族之外的意义，当然这次展览里面，不只是家书，还有一些写给朋友的信，像陈独秀写给胡适的信，里面很有趣，提到说《礼记》要翻译，《资本论》，他现在生活无着，希望帮助接济他，像这类朋友之间的信件，或者梁启超写给胡适的信，两人论学的信件，虽然是朋友不算家人，但也是古人关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能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历史。
    另外在社会学上的意义，特别这次我们看到从大陆几个阶段之间的变化中，不同的家书显示了它不同的社会的状态，特别有一个阶段是谈两岸的，两岸关系这么复杂，中间家书有很多的反映，以上这些都是家书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但是我想额外补充要谈的一点是什么呢，家书在教育上的作用。各位都比我更了解，中国古代是重家学，我们这个题目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谈到家书和家风，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家书，父亲对小孩子的劝勉、期望、鼓励，那么这些像我们古代人，就是像马援的《诫子书》，或者是诸葛亮的《诫子书》，他们对于小孩子的劝勉，这些劝勉是原来我们家庭教育中体现在文书上的。家庭教育多半是来自身教，但是还有一些是言教，言教就体现在这些家书之中。这一部分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特别有价值、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现代社会是一个没有“家”的时代，读过《异乡人》就知道这代人是失根的，脱离了家园、离开了家乡，所以是失根的一代，是虚无的一代。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连家都没有，哪有家书、哪有家教，所以家书的消失不仅是因为书写工具、电脑等这个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变动。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我们现代人实际上，过去我们骂人，如果说你这个人没家教，那是很严重的事。可是现在实际上我们的家教，我们的家学到底在哪里呢？实际上都是非常很难说的。
    那么在传统来看，我们就觉得这一部分是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们现代人谈家书，可能还可以把家书所体现的父子相续、道义这样一种传统能够发展下去。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家学，家学不只是家学，事实上家学扩大为我们所有的国家教育和一般教育，它都是以家学为主发展出来的。就说汉代的博士教育，博士是国家教育体系，博士就讲究家法，公羊家，是以家法传承的，模拟一个家族的学术。我们看到《颜氏家训》都是把家族中的教育教子弟，扩大为社会上一般人都应该要享受的这些道德和学术上的一些教诲。那么这样一个工作，后来也发展到像对一般老百姓的蒙学，对低层老百姓，这个就是《太公家教》和《武王家教》等等一批家教文献，在敦煌所出的文献里面《太公家教》有好几十种，一般社会上家族都以《太公家教》做教育，我们看明朝人范立本编的《明心宝鉴》，这是中国第一本翻译为西方文字的书，这里面引用《太公家教》五六十次。《太公家教》成为后来蒙学、小学教材里面家教类的书，成为格言这一系最主要的传承。我们讨论中国小学三大体系，一个是小学书的体系，一个是《幼学琼林》系统，第三个就是《太公家教》这一类书发展出来的格言系统，一直到后来《增广贤文》等等这类书。现在我们在大陆上由于大家体会到现在家教的缺失，所以最近这些年来，在各地方大家在大量推广读《弟子规》，有很多的团体把它当宗教一样虔诚的方式提倡《弟子规》，因为小孩子缺乏家庭、家风教养，都没家教，所以大量提倡这个。但是《弟子规》不是一本非常好的蒙学书，比较浅陋，而且是完全单向的，只是对小孩做一个规定性的规范，这样的书对于小孩子启发性也不是很大的。我们应该把传统上好的这种家书的社会性教育功能的传统做更大的发扬，能够在现在推广《弟子规》的基础上再更进一步。这样我们家书的研究，或者家书的收集就可以有很大的功能，这是我想提供的一点建议。
    另外我想做一个提醒，因为最近这些年，家书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像人民大学这样大规模的收集、整理、研究家书，慢慢大家越来越重视家书，所以家书的伪造实际上也越来越多。家书伪造实际上也不是今天开始，今天展览的时候墙上有两幅，当然不是展出的家书，是两幅说明，里面也说到林则徐、张之洞、李鸿章他们的家书，清朝十大名人家书，很有名的一本家书集子，十大家书包括郑板桥、林则徐、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等，他们的家书，从1925年开始就印，1935年也印，最近这些年在大陆经常印，但实际上这里面林则徐、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四本书全部是假的，从他的文集里面把文章加上或者组织起来做。最近这些年因为大家大量收集“文革”期间或者早期的这些家书，所以市面上这些专门造的家书也很多，所以我们收集整理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部分，这是一个提醒。不好意思，讲得这么多。谢谢各位！

苏叔阳（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常务董事）：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也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过书，所以我母校做这个工作我是非常支持的，而且我有一种切肤之感。
    我不知道别人，我知道在北京像我这样的作家，大概我是最后一个使用电脑的，我也没有和别人学过，所以今天我的电脑技术也经常不行。写着写着不知道弄错哪儿，全盘皆无，还得重新来，得再努力。我记得陈建功说过一句话，电脑发明到现在，我们作家使用它有点暴殄天物，因为它功能很多，我们只会打字、只会修改，我大概修改的本事都不是很大。我很痛心的是我有一批家书，甚至包括我求教巴金先生的一封信，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谁拿去，而且丢了。现在文学馆里都没有那封信，那封信是探讨老舍先生的自杀是什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因为社会上流传了三种原因，一种说是他觉悟了，觉得自己被当做木头人耍了，这是家属也有类似这样的意见，他觉得共产党为什么现在整我，上当了；还有一种是台湾人说的缺乏勇气，我说这是台湾人站在河岸边上说风凉话，在那个大时代像老舍这样的作家不可能不被裹进去；还有人说他是家庭原因。我问巴金先生有什么意见，巴金先生说他认为这三种说的都不准确，总而言之，他的自杀是反对意见。这封信对于我的写作和对于了解巴金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巴金先生是用小学的那个格纸，格子的纸，用圆珠笔写下来的，这封信，我记得我已经上交了，交给有关部门，现在反正现代文学馆的展出中没有这个东西，这是我很感到遗憾的。
    另外莫名其妙的，我带着师院的中文系和政教系的学生到河北北京中学实习，忽然在实习当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说我是漏网右派，我不知道我在人民大学怎么会是漏网右派，于是就抄了我的家。我当时是很想写信的，很愿意写信的一个人，很愿意写日记的一个人，但是我那些东西全部都丢失了。我记得，因为我家里条件比较特殊，家庭关系比较特殊，所以父子之间的书来信往，我父亲是科学家，书来信往很多，当中就像他们说的有很多难言之隐，曲曲折折，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发现有个同学说在一个卖糖的摊上发现我的家训，那个东西学生抄了之后看没什么意思，连日记带家信换了糖吃，所以我后来很少写家信。但是为了表示尊重，我对我的朋友、同学、学生写信还是用钢笔的，还是用笔写的，剩下就打字了。最早会打字的时候，我记得一个作家很高兴地给我打了一封签字信，我现在也会打字了，我想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时代的每一个进步也伴随着某一种应当存在事物的逐渐的消失。要重新把它拾起来，要经过几代人内心的思索。正如“五四”时期当时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乃至批判《诗经》，鲁迅先生批判《诗经》第一首，这是什么玩意儿。但是没有那个批判我们没有现在的再认识，认识孔夫子那个时候就提倡自由恋爱、歌颂爱情，把诗作为人格才能第一项本领。孔子说的诗、书，那个书除了看经典之外是不是也包括写书信，可以这样幻想一下。他认为书也是每一个知识人最基本的功能。从这儿我有一个联想，我在这里说一句希望得到呼应。自从我们的文章从文言文变成语体文之后，文言文“文”和“言”是分开的，所以有一批人专门研究文章学，中国的文章学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文章学，是作文的典范，写的最漂亮。可以查证联合国文件最薄的就是汉语的，不会产生歧义，特别是法律文件，自从语体文出现之后，会说就会写，因此语文教学的重点，应该转向教给学生会说话、说好话、会好好说好话，你才会写好文章。
    但是现在虽然语言和文章是一样的，但是不客气地讲，再找像我们父辈那样作家优美的文字很难了，经常有些很时髦，又不符合汉语语法的所谓现代语言，在现代文学中出品了，文学作品也应该是文字之学的作品，但是现在我们文学作品的语言的水平是相对较低的，而且经常是分倒词头，乱用术语，还有把“之乎者也”随便找个空就插上去，以示自己有古文底子，像这种玩笑，还有大街上，还有整个民族文化素质下降。看看春节贴对联，把对联贴倒了，甚至平仄不调。甚至在中央电视台《文明之旅》讲课中有博导讲格律诗，把平仄都念错了，一些基本东西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书信不但是存留历史的记忆和社会的记忆，以及存在民族心态的变化这样的记忆的仓库，同时也是锻炼我们学习写文章的好地方，因为那个时候你要给亲人说心里话，你怎么想就怎么说，所以我觉得在“文革”中我最大的损失就是我写的日记和书信几乎都丢光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后来巴金老先生给我写的不长的信，我始终认为那是我所获得书信中最好的一封。还有我们同学之间有的分配工作不一样，他的感觉不一样，我需要写文章的时候了解他们的情况，我们人民大学同学，我们1960届毕业生，有很多都是高层官员，有国家级领导人，还有起码省部级宣传部长、省长比较多的。有时候从他们书信当中可以窥见一些他们不同职业之间的那种心态。
    有一回我到河南某地去讲课，讲完之后，大热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说领导要接见你，我也不敢走，等了半天出来一个人结果是我们同学，我等了半天原来是我同学，我说要知道是你我早就走了，他说你以为我愿意拖着，人家给我安排很多事，我急着见你，像他这种心情是我平常理解不了的，写信就很清楚。还有一些书信是抒发了我们民族最基本的灵魂，所以我觉得像那个翻译家和傅聪的通信，这个里边可以纠正我们很多不必要的猜疑。也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品德在很多人的身上都体现出来，因此你就会产生一种信心，心里无论什么样的论调，也不可能把中华民族骂衰，真正的民族脊梁、真正的民族的精髓、民族的道德的模范，都存在于那些在网络上不会发言、默默无声的那些草民，他们才是我们民族真正的脊梁。我这次被主编了一本书叫《中华美德读本》，我看了世界上很多美德读本，我觉得都不适合我们中国，但是中国又不能把老的那些东西拿出来，于是我用“天地人合”四个篇章来书写，全都是草根民族，草根他们的美德、他们普通的言行。经常看了他们的故事，使我一方面热血沸腾，一方面又热泪涔涔，我们民族最优秀的品质就在这些。他们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是不矛盾的，甚至是相合的。
    孔子讲“礼失求诸野”，他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到哪儿寻找真正的中华民族的礼仪，就是要到群众中去，和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的群众路线是相同的内涵、相同的要求。这个时候整个民风从历史上开始逐渐地怎么说呢。我们电影界最常出现这个问题，比如《刺秦》就把荆轲说成现在给钱就干的杀手。荆轲是这样，头一个刺客也是这样，这种道德的批判完全是笑话。赵氏孤儿，一个为了国家社稷的利益可以牺牲亲子之间的关系，这使西方人道主义者颇为震惊，因此在西方启蒙主义家那里非常流传，他们认为中华民族很了不起，一个血缘关系的社会，可以为了国家社稷主动奉献出自己的儿子，现在变成阴差阳错弄错了，一弄错我们就丢失了最珍贵的道德价值原则，同时这部影片，也缺少了剧情发展的核心动力，所以这部影片必然失败。其实不完全怪艺术家，而在我们这么多年无休止进行批判，几乎二百年来，我们对于我们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否定多于肯定，批判多于继承，以至于我们对孔夫子完全不尊敬，动不动就说他是一个吹鼓手，特别是八十年代刚打倒“四人帮”之前和“文化大革命”当中，北京出租汽车司机一谈起孔老夫子，实在缺乏起码的尊重，而孔子是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被人最尊重的一位代表。还有一位老子，我们就舍不得给他一点干净，老说他是客观唯心主义者，我不知道我们犯了什么毛病，反正从明代以后我们民风日渐世俗化。原来的侠义之气，为了原则活着，没有原则可以牺牲自己，那种侠义之气，那种诗化民族、优雅的民族已经越来越被庸俗化了，以至于到今天，我们把网上的流行语言，短命的流行语言当做时髦语言，甚至大学校长都可以给学生说“各位亲”。我见过这样的大学教授，开会的时候他们学习过去五四的那些学者，坐在桌子角上发言，满嘴脏话，使我很难想象。
    人民大学有一个优点，所有男老师讲课的时候胡子必须刮得光光的，风纪扣扣得紧紧的。我学问不多，但是这一点我继承了，我在所有学校讲课都这样，这要感谢我母校的做法。一个中华民族现在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没有任何被骂倒的可能，不好的就是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要求日益差劲，我们的世俗化越来越厉害，从孔夫子第一首诗《关关雎鸠》就证明了他希望诗意的生活，也用诗意表达生活，我们今天谁会这样做就说你小资味，谁不会说话说这人老实，谁会讲话说你油嘴滑舌，是非颠倒，我想家书里有很多给我们证明我们中华民族该怎么做的。拿北京来说该怎么进门，见老人怎么样，逢年过节怎么行礼、怎么磕头、怎么作揖，非常清楚。过去的尺牍也是文学样式，我希望出版一些书信作为尺牍来学习。我一开始对这个事情比较用心，但是后来我产生了灰暗情绪，因为我以为我自己那两大箱子都在那儿，所以没法见这些最早发起者，我一封信也没有找出来可以贡献给大家，但是我非常理解，而且赞赏这些为了保存家书、为了保存我们民族遗风的人。因为一个国家的民族真正风气是在民间，是在民间流传的，不仅仅是在报章杂志。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他的历史，这个民族是没希望的。一个民族的声音只有一种，这个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而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在家书里面回响，各种各样的东西也在家书里面存在，家书是我们民族历史不可更改、不可缺少的珍藏的宝物。谢谢大家！

陶斯亮（陶铸同志之女、中国市长协会常务副会长）书面发言：
   
    很久很久没有用笔和纸写过信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感觉真是很美妙的，尤其写家书的时候，铺开信纸，将钢笔吸满墨水，拧开笔帽，静心沉思，将对家人的无尽思念一古脑的倾泻笔端，那份庄重和虔诚，真有一种仪式感。
我从未与父母写过电子信，从小到大所有信件都是用情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尽管字写的不漂亮（父亲说我的字像“鬼画符”），但我知道这一封封的信是我与家人刻骨铭心的等待，是彼此感情的寄托，我珍惜和保留着这些家书，可惜“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了。
    难得谭安利先生还保存着50年代父亲写给谭珊英阿姨的信。去年参观“家书展”时，看到父亲那龙飞凤舞的字，让我浮想联翩，父亲好似又从那些字中活现出来，这种感觉，在电子信中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如今谭先生将这几封信捐给人大博物馆，做了件好事，我很赞许。
     最后预祝“中国家书文化论坛”圆满成功！

陶斯亮  2014年5月2日

张 辛（著名书法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很高兴，非常感谢人大有这个机会，感谢张丁先生给这个机会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会很好，这个论坛非常好，有意义。意义是什么？我们先讲家书，今天早晨刚想了一下，我想讲两个字，第一是“家”，第二是“书”，讲“家”就讲家书的文化意义和功能；第二是讲“书”，就讲家书的文学的审美意义、审美价值，会讲两层意思。
    那么简单讲，“家”是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整个社会构成的最基本的单元。这个“家”字就是拥有共同财产和共同生活的所在，所以这个“家”是一个社会最基本单元。这个单元是什么，是社会关系的最基础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社会关系，基本来说，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五伦、五常，就是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这叫五常，没有问题的，每个人人生在世毫无意外地生活在五常里面，非此即彼，没有意外的，不是父亲就是儿子，不是丈夫就是老婆。除非不是人，要是人一定在这五大关系里。在这五大关系面前，每个人没有选择余地，你不能和爸爸商量，不当儿子当爸爸，不可以的，这是天经地义，所以家庭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人与人这五伦关系，就是家庭关系最基础的关系，所以我们人生在世主要处理好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基本的就是家人关系，每个人人生在世先做个好的家人，最后才可能做个好的社会人。刚才讲“关关雎鸠”鲁迅先生骂，他是革命家，他不懂《诗经》讲什么。这个《诗经》何以成经？这点他搞不清楚。“关关雎鸠”是讲五伦关系中最基本的、最核心的关系夫妻关系，夫妻一伦是社会最基本的一伦。左边我们讲家庭关系，父子、兄弟、夫妇，夫妇关系既是血缘关系又是家庭关系又是社会关系，还有就是君臣和朋友，父子关系衍生就是君臣关系，兄弟关系衍生就是朋友关系，这是五伦非常重要的关系。五伦最重的一伦是夫妇一伦，所以中国社会发展叫有天地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才有父子，有父子才有君臣，这是《礼记》上讲的非常清楚的，可是我们现在对这个东西没有意识了，还批判这个东西。刚才苏叔阳先生讲的他们根本不懂人与人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样生活，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处理，这个不清楚了，搞的一切都是科学的，一切是冷的，像动物一样，像机器一样，这是社会的悲哀，所以科学给我们人类，给人情关系带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科学不关乎人的心灵，所以爱因斯坦说科学只能服务不能领导，康德说科学不能使人性得到完善，我们现在科学发展，人性是淡漠了，所以我们现在搞清楚家庭关系很重要。
    所以，家书就是显示这个层面文化意义的，不要小瞧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往往看家书就是一家的事，不是的，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以最基本的关系家人关系，做好家人才能做好社会。家人关系最基本的就是父子关系，和父母的关系怎么处理，就是做孝子，只有每个人首先做孝子才能做君子，没有孝子不可能做君子。你说我是好人，你瞎说，不是自己做出来的。所以国学讲，我们中国文化国学的特点就在这儿，是讲人学的。基督教是神学，佛教是鬼学，科学是天学，我们中国文化是人学，讲人的生命怎么开展，所以这个东西要搞清楚，生活在世，每个人不能独立，一定生活在二人关系的生态群体，要生活在社会里，所以我们讲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是人生第一大要务。社会关系最基本是家人关系，家人关系最基本是和父母的关系，做孝子、做好家人，做个好社会人，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家书在里面体现的意义可以想像。
    第二个是什么，家怎么处理关系，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怎么处理家庭关系？礼是什么，礼之本就是“仁”，处理家人关系、社会关系、天人关系就是一个“仁”字，所以中国文化就是“仁”文化，“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这个搞清楚了，现在一个小小的家书体现的是什么、折射的是什么、凸显的是什么，不是一封家书，是整个社会维系的一个交叉的网络点，或者是一个X、Y轴的交叉点这个东西，我们这么思考。我们现在往往忽视这个东西，我们太具体、太物质，比较浅薄，这是“家”的问题，礼之本是“仁”，“仁”之本是敬、“仁”之本是孝。怎么处理好人际关系，处理好社会关系，处理好天人关系和夫妻关系，一是“仁”，“仁”是最高的准则，“仁”是最有效的途径，所以“仁”是我们每个人做人的最高的标准，这是中国文化。所以家书体现这么个意义，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家书，一家子沟通这很重要的，家庭关系处理好了才能处理好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离不开天人关系，更离不开人际关系，所以每个人必须做的就是处理好人际关系，所以上至天子，下至布衣以修身为本，修身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仁”就是修身最高境界，“仁”是为人最高境界，是处理好所有关系的最高准则，所以家书体现这个，有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
    第二个说“书”。“书”字怎么写，就是执笔曰为书，拿了笔说话为书，就是笔谈是“书”，为什么要笔谈，因为离开家，要笔谈，所以“书”是这么个东西。古人讲，魏晋南北朝有句话叫“尺牍书疏，千里面目”，通过书信可以看他什么样子，书信价值的体现很重要。那么书信具有什么价值？文学的审美意义在哪里？西方人讲，书信是最优美的、最温柔的艺术。我们中国人说，书者“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这是《文心雕龙》里面讲的，是给书信的一个定义。刚才讲到孔子，“不知礼，无以立”，孔子还有句话“不学诗，无以言”，什么意思呢？就是诗是什么，这点搞清楚。中国有《诗经》，中国诗可以入经，这是中国文化重要的传统，何以入经？三点：第一，诗言志，志之所至；第二思无邪，是真情实感，是真的，不是矫揉造作，不虚妄的。第三兴观群怨，诗有非常好的社会交流功能。诗是这么个东西，所以它可以入经，所以我们要读《诗经》前提是诗何以成经，第二诗是什么，第二诗何以成经，这是《诗经》的前提，现在说《诗经》是歌颂劳动人民爱情的，所以我们现在都小孩化、幼稚化、西方化了，大家不知道诗何以成经。所以读诗一定要明白诗是什么，何以成经。这才是《诗经》，鲁迅先生骂，他是自己不读，过去他不懂这个东西，他是革命家，我们原谅他。有些东西要搞清楚的，不是这个事，我们姑妄听之就可以了。孔子说诗三百，一言而蔽之，思无邪，就是它不是邪的，是正的、真的，所以诗的关系在真，是真情实感，情感的流露之处，是人的生命情感，是至之所至，情感的流露之处、着落之所，这是诗，这是人内在情感的真实的表达，是我们表达情感因素的一个最适中的语言方式，这是诗的意义。其他语言方式都不合适，说话不合适，啊、哈的太感性，说话太理性，都不合适。最后人为了弥补说话的理性，嗟叹的感性，就找了诗是最合适表达人情感的方式。
    诗关键是真，那么手札、家书呢，最大的价值，第一就是真，最可贵就在这儿，所以不是讲的，用不着造作、掩饰，用不着掩盖什么东西，真情实感。价值就在这儿，艺术性很真。“书”是什么，是真的，所以我们现在家书一定要注意“书”是什么，它是真的，所以《诗经》真，所以“五四”时期，疑古派什么都疑，只有《诗经》没有疑，《诗经》是写诗的，不是写历史的可以随便改两笔，掩饰一下，不用的，没有溢美之词，也没有夸大之词，所以诗是最真的。“信”价值就体现它最真、最可靠，表达真情实感，是毫无掩饰，是一种直诉衷肠的，这种文化意义，审美价值体现出来了。这是家信。
    第二我要讲的就是它“简”，我们写书信不用那么复杂，是简。简恰恰是艺术最高的形式，简化，不是复杂。《周易》三易，简易、变易、不易。以简为第一易，《周易》探讨生命原理、探讨生命由来，生命形态第一就是简易。简易是生命内核，是生命最集中、最精粹、最有力量的支持力度，而不是复杂。基因最简单，把肉皮去掉、骨头去掉、血液去掉，把汗毛都刮掉，剩下最简单、最干净一定是基因，所以科学证实简才是生命的内核。变是生命的形态，不变是生命的准则，而简是第一易。书信，艺术的最高价值是简，不是复杂，所以一定有绚烂归于平凡，所以书信特点体现出来。就是它的艺术价值、审美意义就体现出来了。
    所以就讲两点。第一就是“家”，第二就是“书”两个字，今天研究家书的话，从这两方面着眼，不用谈别的东西，就非常有价值，一个是形而上意义，一个是具体的审美意义。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谭安利（深圳家书捐赠者）：

    首先，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和出席首届中国家书文化论坛的嘉宾致以诚挚的感谢！也感谢并深切缅怀我的母亲和给母亲写信的革命老前辈！特别感谢陶斯亮女士为论坛写来了书面发言，表达了对捐赠她父亲亲笔书信的认同，情真意切地描述了手写家书的独特魅力。
　　我和许多家书捐赠者都认为，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无论文物藏品、管理展示，还是学术研究，都是国内一流水平；民间家书的收藏和研究，则具有领先地位。将家书捐赠给人大博物馆，比个人和家庭保管，更安全、更久远，也更有意义，其中的文化历史价值将得到更大的提升。
　　我和兄长陈洣加这次捐赠的家书，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陶铸、邓子恢在上世纪50年代写给母亲谭珊英的信；有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给母亲的信；还有著名女兵作家谢冰莹在离别黄埔军营60年后，仍然以当年结拜“七兄弟”中的“三哥”自称，从大洋彼岸美国旧金山写给“六妹”谭珊英的书信。每封信的背后都有感人的故事。
　　陶铸是母亲1930年在厦门中共福建省委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两人假扮夫妻作掩护，亲历了震惊中外的厦门破狱斗争。母亲和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参加革命不是因为没有生活出路，她没有因为大姐谭道瑛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而退缩，而是冒着生命危险前赴后继地去追求理想和信仰。老一辈革命者纯洁的心灵和高尚的品格令人肃然起敬，他们在患难中结下的真挚友情感人至深。让我们永远铭记革命前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幸福而不顾个人安危的英勇奋斗精神。
　　特别要提到，陶铸给我母亲的三封亲笔信还有过不平常的遭遇，堪称历史的见证。
　　1957年5月，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的陶铸，给母亲——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员发来了热情洋溢的邀请信：“曾志及小女现在北京学习，暑假当均返穗，届时如能来穗一叙，甚表欢迎也。”这年暑假，我跟随母亲和兄长，从湖南茶陵到达广州，下车即到省政府，手持陶铸的亲笔信给警卫战士。陶铸正在开会，便安排秘书用小轿车送我们到他的住处休息。中午，陶铸回到住处，和我们亲切交谈，就在他家里共进午餐。饭后稍事休息，又叫秘书派车送我们到梅花村省委招待所住下。我们在广州一个星期，离穗的前一天，陶铸在百忙中又邀我们到家中吃午饭饯行。晚上，还要秘书送来我们母子3人往返的旅费。临走那天，刚从北京到广州的陶斯亮骑自行车赶到招待所来看我们，她比我大两岁，也是那年参加中考，母亲十分赞赏她朴素温雅的气质。我当年虽然只有14岁，但那次广州之行，至今记忆犹新。陶铸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和机敏潇洒的丰采神韵，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在“文化大革命”的荒唐年代，陶铸被打倒，我母亲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牛棚”，陶铸充满老战友深厚情意的三封信竟成为所谓“罪证材料”，被中央专案组的外调人员拿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为陶铸平反昭雪，茶陵县也给我母亲平反恢复名誉。经我们要求，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3月寄还了三封信。重新见到陶铸那苍劲有力的手笔，真是喜出望外，感慨万千！陶铸的信劫后幸存，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应当铭记历史，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陶铸和邓子恢的来信由母亲和我们珍藏了半个多世纪，对我的家人当然十分宝贵。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尚风范和亲切关怀一直激励着我们。有人说，现在名人书信拍卖价一封超过几十万，无偿捐赠是不是有点傻。我想，在信仰缺失、贪腐蔓延、道德滑坡的当下，需要的正是这种抵御诱惑的“傻”劲。从小母亲就要我们记住方志敏的一句话：“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珍藏的家书是母亲留下的精神财富，如果有牟利之念，岂不愧对先人！现在将其捐赠给博物馆，是践行母亲一贯热心公益事业的好传统，也是我和家人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增添正能量贡献的微薄之力。
　　2009年起，我保存的家书相继在人民大学博物馆、北京展览馆、邮政博物馆向公众展示，让更多的人共同分享。母亲如果知道了，一定会在九泉之下感到万分欣慰。我们由此享受到的幸福感，更是无法用金钱价值来衡量的。
　　我个人的家书，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无数平民的家书汇成了民间家书的海洋，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有待我们去探寻和开发。“家书抵万金”是流传千年的经典诗句。张丁先生为我母亲的回忆录和书信专集《黄埔女兵足迹》一书写的序言标题为“小家书，大历史”，这六个字非常简洁、精辟地概括了民间家书的内涵和价值。
　　朋友们！我们相信，这次论坛将是抢救民间家书项目新的里程碑。让我们共同努力，继往开来，使体现真善美的家书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祝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赵 珩（著名文化学者、燕山出版社原总编辑）：

    首先祝贺中国家书文化论坛开幕，同时也向张丁先生和人大他们所有为抢救、搜集、整理和研究家书的同仁们表示衷心的崇敬和感谢！
    如果说到我们中国的书札，可以说是历史悠久，刘勰曾经在《文心雕龙》中有这样的话“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那么也就说三代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信息的交流，到了春秋以后，才有更多的信息交流，同时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书札的私人化的一个时期，我们刚才在看展览的时候也看到，我们最早的家书实物应该是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木简，这封木简是从河南淮阳寄回到自己的家里，也就是湖北的安陆的家书，一共是两封，写在木简上，一封是惊写给家人的，一封是黑夫和惊写给家人的，其中的内容无非是索要夏天的衣服和钱物等简单的内容，但是这是我们看到家书最早的原物。
    说到书札，书札的私人化不仅除了春秋战国时候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我们知道很多名篇都和家书有关，比如司马迁《抱任安书》，马援《示子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些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书札重要篇章。如果说到它的私人化的问题，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是比较早的书札，从中国书札的历史来说，可以说中国书札最精彩的时代，应该说是明清时代，到了中国书札最鼎盛的时期。那么它的形式就是非常简美工致的小品，所以中国的书札应该说在生活中是有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今天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书札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和生活。我记得前些时候，我在中央电视台讲书札的时候，主持人就问在座一百多位听众，问他们谁在五年之内写过一封信，就是用纸写过一封信，这一百多人中只有一个人举手，问他今天的电脑时代为什么要用纸来写信，这个年轻人回答说，我写这封信是我在考取硕士研究生那一天写给我父母的。我如果给他们打个电话会消失给他们发个E-mail会消失，只有用笔、用纸给他们写一封信，感谢他们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这封信才会永久留下来。我觉得说的非常好，这是一方面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
    同时另一方面近年来，在拍卖中书札的每年上涨的比例是以每年上涨20%而递增，这是两个方面，虽然以笔墨纸为介质的书札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是书札又是在今天得到人们空前的重视。因此我觉得，我们今天看到书札，还应该看到另一个方面，就是说它承载的文化，同时承载着史料的价值。我们常常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如果不是烽火，家书抵万金的价值就难以体现出来。比如唐代的安史之乱，比如八年抗战、十年“文革”，越是在非常的历史时期，家书又给人更多的温暖和温馨。比如说前两年，南京大学魏先生给我一封信，就提到抗战期间他母亲在重庆过生日，他委托上海友人给他母亲写一幅寿联，这封信经过一年时间才从上海到内地，因为从沦陷区到内地国统区要经过香港转邮路，这封信辗转了一年时间，当这个友人把寿联写好的时候他母亲已经61岁了，这是他信中给我提到的。
    有的家书还有很多史料价值，同时他的文辞优美。虽然在家书上我们提倡至亲无文，语宜质朴，不要和自己的亲人去用辞藻来堆砌，但是语意质朴，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规范，家书体现了一种文化。今天在没有家书的时代，我们看到了一些E-mail发出的邮件往往写得很不象话，不知所云，而且称谓写得胡说八道，从原来的家书里面可以体现中国文化的承传。家书只是书札的一部分，因为家书可以分成很多类，比如实用书札、友朋书札、论学书札，各种书札又分成很多的类别。比如说通候类、邀约类、求教类、请托类等不同的类别，但是家书只是所有书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家书有家书的风格，就是我讲的“至亲无文，语宜质朴”，当然像过去的俗套“父母大人膝下”等等，不符合我们的时代，可以我们摒弃不用。但是在家书里面，也应该体现一种思想，体现一种亲情，所以我觉得这正是家书抢救、搜集、整理，同时它也是它的文化内涵、它的价值应该说是更重要。那么通过这些家书，可以看到，我们生命的延续、民族的延续和文化的延续。
    我觉得家书今后通过人大收集整理，会使社会上更多的人重视，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得以呈现。谢谢大家！

孙 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很高兴，今天上午看了展览，因为我自己在博物馆工作了十多年，所以看了展览想起了当年我做博物馆工作的时候，我们收集了大量的尺牍，都是和鲁迅同时代人有关的，我看人大的展览更丰富，非常感慨。
    我想看家书会纠正我们对历史的一些看法，对一些文化事件的看法。刚才有两位前辈、学者讲到鲁迅对《诗经》的批评，其实这里有个误解，我们如果看鲁迅的杂文和看鲁迅的学术著作，对历史的评价是不一样的，在《汉文学史纲要》和《中国小说史》里面鲁迅对祖先留下的遗产非常尊敬，他进入学术的时候非常科学、严谨。但是杂论里面，当时特殊的环境，他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说一些坏话。但是看鲁迅的家书，他给自己的妈妈写了220多封信，十年间在北平的时候，几乎半个月一封信，非常的儒家，非常的孝，是一个大孝子。“五四”时期胡适提出全面西化的观点，但是给他妈妈、夫人的信非常讲究，中国人讲五常，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们发现历史对这些人的叙述，和他本身的形态，家书里面折射出来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现在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都是在列宁主义那个话语下面进行的，大家一定记住1930年以后列宁主义思想传入到中国以后，五四就开始遭到清算，从瞿秋白开始清算五四那代人，就用列宁主义的观点。包括1939年以后毛泽东在延安，或者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都用列宁主义的话语描述五四、描述中国传统文化。从那以后对中国文化的描述才出现了问题，一直到“文革”。我们讲五四这些人把中国的文化搞坏了，可是大家如果细致看一下五四时期，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一系列的人，他们的尺牍，包括他们的家书，对传统文化是抱有敬意的。张先生说五四那代人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胡适后来晚年在美国和台湾说过，我们搞新文化运动是为了搞文艺复兴，把不好的东西抛弃掉，要继承好的东西。鲁迅整理的文献和原始札记非常多，我当时做馆长，我们编的相关的资料很多，都是鲁迅整理的中国传统文献，非常多，而且他对考古学、文献、金石都非常感兴趣。所以再看他的家书，特别是给他两个弟弟的信里面，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明的态度，他的文章里是另外一个面目，这里面提供了很多的线索，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的文化遗产，怎么看历史人物，家书的出现，家书的研究会校正我们的一些看法。 
    我们今天话语有问题，我们今天话语是泛意识形态和泛道德意识的话语方法，用今天的话语认识历史恐怕是有问题的。但是假如我们抛开泛道德和泛意识形态的话语，我们把这些东西扬弃掉，纯粹进入一种文化的静观，我们看历史人物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刚才有几位先生讲得非常好，我非常同意他们的观点。家书提供的信息已经超越了我们的主流文化，自上而下的官文化，这样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方法，家书提供的东西更丰富、更有温度，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研究家书真是很重要。
    我自己这几年在文学院搞了一个小小的改革，每年新生入学就带新生到各大博物馆参观，让他们看实物。看实物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触摸到这些文物才能进入到历史，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从历史到历史，不知道历史的原态是什么，所以考古学、文献学提供的大量的资料，对我们认识历史都有很大的作用。当然认识历史还有很多盲点，我们今天的知识结构和整个社会文化生态，使我们认识历史、认识人的时候，可能是有很多盲点。每个时代都不可避免具有这样的盲点，那么怎么样避免有这个盲点，我想我们还是要借助于这种科学的一种精神，借助人文的传统，抛开我们认为不好的这样的一种文化语境。刚才苏叔阳先生讲的那种诗化的、美的那种精神，我觉得是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亮点。这些年我们中国一些文化人，学界也好，作家、艺术家很多人慢慢摸索，当然成就不一，可是我想我们大家都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很多的空间值得我们开拓。刚才张丁先生给我讲，他手里有一些文献没有披露，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人写给自己家的家书，我最近和日本一拨学者研究鲁迅当年在日本的医学笔记。我们发现我们描述鲁迅的时候基本上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描述，当时在1902年前后日本的文化教育和中国留学生的心理状态，倘若我们能够知道日本人当时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我们留日学生的家书，鲁迅当时给家里写了很多信，在日记里面完整保留下来，一对照，那么这个话语语境就丰富了，不会像今天我们仅仅以大中华的思想或者汉民族文化主体看周边国家，当然也不会以简单的思维来看我们中国的历史。
    我觉得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就是简单化，我们的教育、生态系统一切就是简单化，把丰富的问题非常简单化解释，这是有问题的。但是家书提供了世界是那么的丰富，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宇宙，他的内容的丰富性、思想的活跃性，而且他情感的深度都会感动着我们，使我们觉得我们在认识历史、讨论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下结论，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只有这样才能对我们的传统遗产抱有敬意，才能继承我们遗产最弥足珍贵的那一部分。谢谢大家！

徐庆全（《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辑）：   

各位上午好！
    参加这个会好几回了，这个里面我算一个资格比较老的，九年以前张丁兄发起这个活动我是参与者之一，而且一度担任过家书拯救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参与者，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写了不少的文章，包括接受记者采访，来谈这个家书征集的重要意义。一直到现在八、九年过去了，这个活动经过了第一阶段的轰轰烈烈，到第二阶段的穷困潦倒，到第三阶段2009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我觉得这三个历程，虽然我没有陪张丁走完这三个历程，但是我是很关注这三个历程。因为张丁和我有种特殊的关系，他是我的师弟，我们俩当年曾经在一起上学，学的都是古代史。对家书，包括对传统文化这种东西有天然的一种学术的素养，所以我对他发起这项活动，发起有助于传承中国文化，或者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拯救家书的活动我非常赞成，所以他的每次活动我都愿意参加，而且参加以后愿意就此发表一点感想。
    首先我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是浮躁得不得了的社会，而且现在的社会基本上崇尚一切跟钱有关系的东西，那么一切和钱没有关系的东西，我们有能力也有本事把它变成和钱有关系的东西。比方说我们现在某些科研经费、某些课题的申报费，基本上都是把一些低俗的东西引到高雅的文化当中来。但是在这个有能力把所有有文化的东西变成俗文化东西的前提下，家书文化没有人重视。张丁走了九年了，一直到2009年才由中国人民大学来把他纳入到一个安静的，或者是有一种脱离这种喧嚣社会的环境，来研究、继续出版书。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是有一定的学术眼光的，而且是有极大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的热情的。对此，我作为当年的发起人之一，同时当年在这项活动中担任比较重要角色之一的人来说，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同时我也觉得，中国人民大学拿出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我也希望中国人民大学能更加尽快地把它纳入到一种科研体系。刚才有位老师讲到家书，有个家书研究体系，我也赞成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家书所有的承载的东西，刚才很多人都讲了，我不用再重复。我要简单讲，我认为家书可以有两个承载。
    第一个载体，可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代表什么，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的意思就说是我们历史的一个载体，有些文化肯定包括历史在里面。第二是人文的东西在里面。第三个就是家风的问题。
    刚才有人讲家和国之间的关系，家和书之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古人有一句话讲“修身、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怎么才能修身齐家，无论是看《傅雷家书》还是《曾国藩家书》，你看到的传扬的东西、弘扬的东西都是修身齐家的东西，没有家书这个传承，我们修身齐家的东西怎么能够有个载体呢？怎么能够传承下来呢？所以我认为家书它作为一种载体，它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载体。那么同时呢，它又是把历史文化往下延续的载体，我们现在很多人并不是重视这个载体。当年发起拯救家书的活动就是鉴于这种状况，电脑，包括互联网，包括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的发展，使人们淡漠了这个东西，而且很多人很少写信，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是非常少、很少写信。那么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抢救，在若干年以后，我们会不会丢掉这些东西？我自己本人学历史的，我认为我所收藏的，包括我家里的每一件纸片我都不舍得丢掉，无论搬几次家。这些东西若干年以后突然看起来以后，你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家书也是这样。我本人也是家书书信的收藏爱好者，我也收藏不少东西。每次当你看到这些书信当中传达的一种，无论是历史的还是人文的，还是修身齐家的一种内涵，你就会感觉到，我们是在和这些古人对话，或者我们在触摸我们上一代的历史，或者是我们在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余温。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家书所承载的两个载体都是我们现在应该重视的，而且必须要重视的。
    对家书，我们征集家书往下怎么走，往下怎么再继续地来获得全社会的认可，必须考虑。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走过第一个阶段就是征集阶段，这个阶段还要往下走。包括家书的核心价值观怎么体现，我觉得最重要一条就要做研究，只做展览，不做研究不行。我听张丁讲有四、五万封家书了，如果这些家书不进行研究，这些家书它的核心，所传承的核心价值观，还有承载的文化的内涵，包括历史的、人文的、修身齐家的这些文化内涵，我们都无法走向社会，没有办法把这些内容告知社会。
    我们知道，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傅雷家书》是摆在我们床头的必备的书。我们从傅雷写给儿子的信当中，我们能体验到他作为    家长的一种关爱。同时我们能体验到时代的一种反映。比如傅雷在1950年见了毛主席以后，或者开了知识分子会议以后，把自己当年在会场当中所有的心情，一览无余地告诉他的孩子。那么你看看这封家书，是有了一份修身齐家的内涵，同时更重要记录了一份历史。我相信在我们征集到的四万多封家书中，像这样记录历史，同时又传承修身齐家的不在少数，我们不能让它睡在收藏室里，也不能让它只有小范围展览，我们要把这项活动推向社会，同时把这个核心价值观体现到社会各个层面。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加大对已经征集来的家书的研究，这需要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和学者给这些家书组成一个班子，而不像张丁现在这样还只有两个人负责这样一个大的展览馆，负责征集家书，负责出版和家书有关的作品。我觉得只靠他们两个是手工作坊，但是社会力量也有，这次是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的，同时我也呼吁更多的基金会可以赞助一下。这项事业的意义，我想现在社会当中很多人不重视，若干年以后它作为一个层面会传承我们的历史，传承了我们的文化，会受到更大的重视。谢谢大家！

赵和平（书信研究专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我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家书的源流、体例、礼仪》。书信是散文当中最具有实用性质的文体，又是人和人之间互通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工具，家书是书信中最具特色的一种文学形式，迄今为止有2700余年历史，我们这个展览当中大家看到了，刚才赵珩先生引到梁代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中说：“三代政瑕，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刘勰认为书信产生于春秋时期，产生的原因是频繁，从物质层面甲骨文时代，以龟版进行肩胛骨为书写材料主要内容是占卜，春秋时代钟鼎为材料，主要内容纪功、纪事。春秋战国时代竹简、木牍缣帛为主要材料，“书介”也随之产生。今天无论是内地书信，包括新疆的小盒子的信件有很多。
    由于物质层面的限制，春秋之前的交往当中，往往是面授，书信的普及流通无法实现，换句话说，书信在春秋之前并不流动。汉代以后，纸张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项革命，它的出现真正使文字的流通得到了普及。与此同时书信也凭借纸张而迅速普及，家书作为书信的一种形式，也普及开来。汉代、三国时代的一些家书，有不少已经成为流传近两千年的名言警句，例如大家说的马援“戒兄子严敦书”当中，其实有一句话大家可以记得非常清楚，他说“效龙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鵠不成尚类鹜者也；效杜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这句话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信里面的话“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还有诸葛亮他自己的《诫子书》，更是流传千载，脍炙人口。这段话我们很多人只知道两句，我稍微把这个话引一下，原话说是“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逐成枯落，多不接世，北守穷庐，将愎何及”。“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们知道只这两句话，但是写在那儿，包括我们一些没文化的老板，写在那儿，他不知道诸葛亮有一长段话，讲到怎么为人修身。所以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是几句传承久远的诗句，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家书，所以家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笔，在体例、格式上有具体要求，在行文上接受书信者的身份地位、长幼尊卑不同而有许多不同的讲究，遣词用句上也有具体的规定，许多讲究和规定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说台湾省、香港、海外华侨这样，而大部分内地基本不见。刚才苏老师讲的非常好，我也非常同意。现在我说一个具体的，就是说我们知道，由于纸张我们很多是文化人知道，纸寿千年，纸张不容易保存，汉代的纸质家书，我起码没见过，就管见所及，传世法帖中，以二王父子“帖”为最早。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法帖中，多为书信短札，即与亲友的书信，因残损过多，书信的完整格式不十分清楚。
    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罗布泊地区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在西晋末西域长史李柏发出的一封信的草稿，虽然是“公函”，但我们可以从中可大致推断出“家书”的格式，因为“家书”是承袭“公函”的格式而来，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的家书是按照公函样子演变而来的。为了便于人们撰写书信时参考，西晋著名书法家索靖《月仪帖》流传至今，说法专家的意见是唐人摹写，我和我老师意见认为文字本身仍当出于晋人之手。。王羲之也著有相似的内容的书叫《月仪书》。从晋到唐，一直到宋代，教人们如何写公私书信的书统称之为“书仪”，一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在1900年发现了敦煌藏经洞中，保留了几十种一百多件写本书仪，更有一批唐代的家信抄件和原件，这些珍贵的文献，使我们对如何写家书有了明确、直观的了解。
    这里仅为大家举两个例子，说明在唐到五代时期尊卑、上下、亲疏的关系，在撰写家书时必须严格遵守，不得淆乱。唐宪宗这个人是九世纪，唐宪宗是宰相。郑余庆有一本书叫《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这个书只有敦煌出来，这些东西1993年我已经整理出来在台湾出版了厚厚的一本。在这个书仪中有一篇叫“公私平阙式”，“式”是唐代的法律规定，法律形式。“行”指行文遇到特定的字你写了半截，把它提起来“平出”。“阙”是有些字必须空一个格到两个格，什么字不能写出的叫“阙”，什么字平出、空格不阙均有政治的唐令规定，称为叫“平阙式”、“不阙式”。这里我们不谈公文中的平出、空格，仅谈私家书仪当中的规定，在郑余庆《书仪》中明确规定，高祖、曾祖、祖、翁婆（指父母）、外耶娘等等这些。有的字要空一个到两个字，也有规定，这种规定到明清时期发展到双抬、单抬、平出三种，双抬就是高两个字，单抬高一个字，平出就跟原来的行是平的，是不同的级别、不同的尊重程度，都有严格的治理。
    这种影响应该说在1949年之前大陆是非常流行的，在家书当中，收信人不同，应用轻重不等一词，这里从略，仅举家书信尾用语，若写给父母，封面最后两个字是“几前”，如果是老师“作前”，若父母写给儿女最后一个字是“发”，我今天看到有人给长辈写信，在信封写“某某某教授敬启”，看了以后我觉得真不知道这里的“敬”字是敬谁，让人哭笑不得。某某某教授敬启，整个是胡来，你给我寄信，我敬启。这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因为受信人和写信人的身份关系，从书信的文字、称呼、信封上用字都有十分严格的规矩，大陆内地人多数人部分了解。
    家信写完之后要送达，送信人在清末新式油邮局出现之前，虽然从秦汉开始就有设有驿站，但那完全是为政府公文运转服务的。私人信件最大多是托人携带，“柳毅传书”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我不知道有的知道吗？“柳毅传书”在唐代是一种铜镜的装饰，非常流行。
    汉代之后的信多用函，装个小木盒，《世说新语•任诞》篇讲东晋殷羡，这个人是大官，字洪桥，由建康到（今南京）出为豫章（今江西）任太守，都下士人脱他给豫章的亲属带信共有百余函，一百多个小木盒。殷羡从南京城出来走到马楼，把百余函书投到水中，并说沉着自沉，浮着自浮，殷洪乔不为致书邮。所以后世称丢失别人信者称为“付诸洪乔”，“洪乔之误”。直唐代重要的书信必须装到木盒里，盒子也有严格的讲究，这里从略。这个信装到盒子里面怎么卷、怎么封，包括白居易的诗，“白卷斜封三道书”，所以东方文献对这个信的折叠也有要求，关于书信本身从形式到内容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家书作为散文的一种形式，亲人之间互报平安、倾诉衷情、议论时政的一种秘密形式，真情实感最易流露，社会真相也极少遮掩所涉及的有真人真事，其中透出的历史文化、社会变迁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它是社会的一面未扭曲的镜子。我想这个大家特别应该知道，特别重要的是“一面未扭曲的镜子”。例如曾国藩1864年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说，请淮军一同“会剿”协助曾国荃攻打天京时，曾国藩信里说“余亦必将赶到金陵会剿，看热闹也”，收入家书集时“看热闹”这三个字即已删去，但这恰恰是曾国藩的真实想法，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