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研究
民间家书的抢救性征集与编研实践
发布时间:2011-09-29
《民间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 作者: 张丁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摘要]“民间家书”是指散落在民间的家人及亲友之间的通信,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基于手写家书衰微的现实,2005年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启动,“民间家书”的大规模征集、整理工作开始提上日程,其整体文化价值逐渐显现出来。民间家书是一笔宝贵的私人档案资源,其保存、整理、数字化、编辑、出版和研究任重道远,前景广阔。
[关键词]民间家书 征集 编研
2005年4月,一个以收集、整理、保存民间家书档案为宗旨的“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在北京启动。一个月就有5000封家书从海内外汇集北京,三个月超过1万封,两年达到4万封。那些尘封已久的文字点燃了人们内心对日渐荒疏的亲情的渴望,在炎黄子孙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被誉为“一场撼动中国人心灵的文化120”。因其对普通百姓家书的高度关注,在档案界、史学界、邮政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2009年5月,抢救民间家书项目落户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半年后,推出了“打开尘封的记忆——中国民间手写家书展”。展览分为家书历史概述、清代家书、民国家书、抗战家书、军旅家书、五十年代家书、六七十年代家书、改革开放三十年家书、两岸家书、海外飞鸿、留住家书十一个部分,共展示家书160组(件)3075封,相关老照片380帧,勾勒出中国家书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多视角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家书文化和手写家书的多元魅力。
项目组相继编辑出版了四本家书集、一本图录,开办了公益性网站,并结合图书和展览对应征家书进行了初步整理。作为家书项目的发起人、主持者,现将几年来的征集和编研实践梳理如下,并提出一些思考,求教于各位专家。
一、 抢救民间家书的背景
1.“民间家书”概念的提出
“民间家书”是指散落在民间的家人及亲友之间的通信。“散落在民间”是指尚未被各级各类档案馆和公私博物馆收藏的书信实物,“家人及亲友之间的通信”则指广义的家书,包括家人、亲戚、朋友之间的书信实物。
从档案学的角度来看,家书作为一种信函,是私人档案的一部分[1],也有人把家书称为家庭档案的一部分[2],还有人把家书称为民间文书的一种[3]。私人档案或家庭档案近几年来颇受档案部门的重视,但其门类众多,单就家书一项专门进行征集、深度编研的,似乎还不多见。关于民间家书的定位,笔者将专文论述,此不赘述。
与“民间家书”相对应的是“名人家书”。“名人家书”已经引起学术界、收藏界的广泛关注,像《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等已成为妇孺皆知的文化经典,宋元以来名人信札一直就是收藏市场的宠儿。而大量的普通人之间的书信,长期以来却没有引起太多人的重视。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启动之前,不仅没有机构或个人专项收藏民间家书,而且也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文化概念进行研究。这样一来,浩如烟海的民间家书实物或者被随手丢弃,或者被秘藏在一个一个的家庭,不见天日,多数的家书随着主人的平凡人生而变得默默无闻,最终不得不遭受被损毁的厄运。
那些离我们每个人最近的家书里究竟留下了什么?如果在二十年前面对司空见惯的家书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和联想。当电话、手机和互联网闯入我们的生活,人们几乎不再写信的时候,才忽然发现,在我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家书通信传统正悄然远去。那些留在家里的信件怎么办?难道要听任它们自生自灭?家书通信的传统就这样被放弃吗?在国家重视抢救文化遗产的大背景下,“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应运而生,于是,“民间家书”破天荒地走入我们的视线,“民间家书”开始登上大雅之堂。
首先,“民间家书”的史料价值高。已故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认为,民间家书写的时候不是为了发表的,讲的是真话,是真实的历史资料,研究价值较高。名人家书有些并不可靠,“‘民间家书’名字起得好,要选什么‘名人家书’,号召力可能就差一点,价值也差一点。”[4]其次,“民间家书”的数量大,基础深厚。它长期被人忽略,深藏在几乎每个家庭,是一笔未被发现的财富。再就是它的征集资金成本低。“民间家书”的持有者最看重的是其中的情感价值,不太看重其经济价值。只要设计得当,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征集上来。而资金保障往往是一项活动成败的关键。
因此,此次家书抢救活动就是要围绕“民间家书”做文章,通过对“民间家书”的征集,最大限度地搜集、保存民间档案资料,继而对这些家书进行科学化的整理、编辑、出版、展览、研究、保管、保护,深入发掘家书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对家书文化的重视、利用和保护氛围。其新意就在于“民间”二字。
2.家书衰微的现实为抢救民间家书提供了契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话、手机、网络通信的飞速发展,家书这一古老的通信方式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许多人一年到头也写不了几封信,有人甚至一封信也不写了。虽然现在人们离家书越来越远,但许多人家里都存有一些过去的家书,这些家书是那个时代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见证,有的几经搬家,可还是不舍得扔掉。你说它重要吧,留着也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你说它不重要吧,其中又记载着自己或家人在一定时期的人生轨迹、心路历程,或许还有些小秘密,所以又不舍得扔掉,只好一次次地随着主人迁徙。笔者就有这样的经历,上大学以来的整箱家书在保存了十多年后被当作废纸处理了,现在想来非常可惜。
手写家书正在成为历史,保存的那些家书也成了无用的“旧货”,这样的背景才使家书的抢救性征集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3.家书征集的难点及可操作性分析
家书属于私密性的个人文献,它的私密性决定了它不容易成为公共文献。因此,能否用征集的方式把分散在个人手里的家书集中起来,是一个难题。
查阅各种资料,在2005年以前没有发现我国征集过民间家书。然而,一则新闻打消了我们的疑虑。2004年12月10日,北京新闻广播《时代杂志》节目播出了这样一条消息:美国历史学者安德鲁•卡洛尔发起了旨在抢救美军战争家书的遗产工程,用3年时间征集到5万封美国军人的家书。他精选了200封左右,编写了一本《美军战争家书》。该书问世后连续数月蝉联纽约畅销书排行榜首位。
这说明用征集的方式收集家书是可行的,而且这些家书是受市场欢迎的。
能否把这个策划移植到中国?可是中国这些年没有战争,不可能征集战争家书,但民间家书的存量巨大,而且越来越少。回望历史,如果从战国时期的秦简算起,传统家书延续了两千多年,如今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尽快把它们保存下来,充分开发利用其中的价值,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借鉴那位美国人的做法,向社会广泛征集手中的家书,编辑成书,公开发行,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真能征集上来,那么民间家书的内容将是十分丰富的。
这些异常丰富的信息基本上都被锁在箱底,除了保存者不忍弃之外,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它就像一座未被探明储量的大油田一样,拥有太多的诱惑和希望。其次,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搜集、保存这些书信有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意义。
由此来看,抢救民间家书项目是在传统家书衰微的历史背景下,利用征集方式,对具有私密性的民间档案进行大规模收集整理的一种尝试。
二、 民间家书的征集实践
(一) 公益性及文化遗产定位
有了家书衰微的现实作背景,又有美国先行者作借鉴,征集抢救中国民间家书的课题被提上日程。为了使活动能够顺利成功,我们确定了这次家书抢救活动的公益定位:活动不以赢利为目的,鼓励无偿捐献,抢救文化遗产,归宿是博物馆。
与“名人家书”不同,民间家书是不能用钱购买的。因为民间家书的持有者绝大多数是家书收信人或其后代,其珍藏这些家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卖钱、投资或待价而沽,而是对家人的怀念,是一种家风和家族精神的传承。这种情感关系比金钱关系更难割舍,因此,对民间家书的收集不能用收购的方式,只能用捐赠的方式,关键是你要说服他主动拿出来。为此,我们把“民间家书”上升到国家文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它是集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于一身的特殊文化遗产。
首先,民间家书是一笔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
2005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规定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文献、手稿”等[5],而家书就属于手稿之类,而且是凝结着广大民众丰富情感的手稿。中国家书从战国时期开始延续了两千多年,保存了简牍、石刻、拓片、文献等多种类型的家书实物,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名人尺牍,清末至今存量宏富的民间家书,都是一笔巨大的物质遗产。
其次,民间家书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6]
作为一种通信方式,民间家书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是上至皇亲国戚、文人显贵,下至黎民百姓普遍使用的信息沟通手段和情感交流方式,与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完全相符。
民间家书具有手机、网络等电子通信所不可代替的优点,其双遗产属性主要表现在:具有真实性、留存性等档案特色;书法、情绪痕迹等个性化特征明显;当事人寄递、等待、收阅的过程享受;信封、信笺、书法、邮票、印章等艺术收藏价值;相对固定的书写格式、礼仪称谓、寄递送达等操作规范,等等。而它们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变成了亟须抢救的文化遗产。
(二) 权威机构及文化名人的参与提升了项目的权威性
抢救家书项目是一个触及人们内心、需要高度文化认同感的活动,没有相当的号召力和信任度是做不起来的,任何商业气息都可能使它功亏一篑。为此,我们邀请了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遗产抢救办公室、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文物报社和炎黄春秋杂志社这几家机构联合发起,把项目的权威性做到了极致。
为了提升项目的影响力,我们又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到一批文化学者和艺术界名流的支持,像费孝通、季羡林、任继愈、王世襄、文怀沙、孙轶青、罗哲文、欧阳中石、苏叔阳、张文彬、刘兰芳、吴雁泽、姜昆、白庚胜、罗杨等,请他们在“抢救民间家书倡议书”上签名,才使这项活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有了五家权威机构联合发起,又有46位文化名人的倡议,2005年4月10日,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在北京正式启动。
(三) 新闻媒体的广泛传播大大降低了征集成本
新闻媒体在抢救民间家书活动的开展,特别是征集民间家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该项目的文化创新特色又为媒体的报道提供了素材。
2005年4月10日当晚,新华社和中新社的电波迅就传遍了全国和世界,这一消息成了次日许多媒体的头条。在随后的几天里,中央电视台一套、新闻频道、四套、二套,北京电视台一套,山东卫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广州日报、南方周末等强势媒体轮番轰炸,对抢救家书项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报道,影响再度扩大。
吸引媒体关注的是:以往并不为人所注意的民间家书竟然成了国家需要抢救的文化遗产。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藏品征集活动,更重要的是,它昭示了这样一条信息:一个权威性的文化活动主要关注的是普通百姓的档案,国家开始关注来自民间的声音,无疑是对当时中央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诠释。
抢救民间家书的消息经各大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对此举给予赞扬。比如2005年4月12日《工人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有话直说:别让家书消失在e时代》的评论员文章,文章呼吁“更多的人拿起笔来写封家书吧,别让家书消失在e时代,断了民族文化的这根血脉”。4月18日和5月23日,《中国档案报》两次发表署名“布衣”的评论《档案馆为什么不做这事?——“抢救民间家书项目正式启动” 有感》和《五彩家书写春秋——为群众踊跃参加捐献家书活动而作》,作者从“民心工程”的高度,反思了档案部门的工作,对抢救家书活动给予高度评价。
2005年,《读者》杂志两次全文刊登《民间家书征集启事》,《炎黄春秋》杂志三次全文刊登《民间家书征集启事》,《中国文物报》两次全文刊登《民间家书征集启事》,《收藏界》、《民间文化》、《语文建设》等杂志均全文刊登了《民间家书征集启事》。新华网收藏频道为抢救家书开辟了专题网页,新浪网文化频道也为征集民间家书设计了专题网页。从2005年起,《半月谈内部版》连续开辟了“普通人的红色家书”、“家书中的三十年”等专栏,除刊登应征家书外,每期还附上家书征集电话和网址。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新社、《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等权威媒体持续关注家书活动,在推出新闻报道的同时注意告知受众家书征集电话,使活动和读者、观众形成了互动。依托这些有影响力的媒体,家书征集工作获得了巨大的进展。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5年至今,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电视报道38条,广播报道21条,新华社和中新社报道42条,报纸刊登新闻213篇,期刊推出报道40篇,网络转载就更多了。这些报道没有一条或一篇是花钱做的有偿新闻,不仅大大降低了项目的宣传成本,而且有效提升了项目的社会影响力,直接促进了家书征集工作。
(四) 对民间家书价值的认识
一封家书,一段历史。民间家书就是民间书写的历史,许多家书的作者都是那个时代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亲历者,他们的视角往往是一般的史书中所看不到的。有的家书已流传百年,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有的家书是名人的遗物,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有的家书是重大事件的载体,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我们征集到的近代教育家、化学家任鸿隽的家书就对近代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任鸿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陪同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并担任临时总统府秘书。在南京临时总统府存在的短短3个月时间里,他给远在四川的家人写了不少的信件,其中就有用临时总统府专用信签和信封寄给兄长的家书,记载了辛亥革命胜利后的革命形势以及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书法优美,实寄封也颇具收藏价值。还有晋商韩荣章写于1900年的家书,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典型清代家书的样本,还补充了义和团运动的有关史实。
民间家书的广泛性、真实性、情感性,将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打开一个全新的史料库。征集、整理、利用这批家书,不仅可以丰富重大历史事件,补充国家历史的细节,而且可以使那些尘封多年的个人史、家庭史和家族史得以浮出水面,还原那些被遗忘的历史人物和历史细节。
小人物,大时代。一封家书见证一个时代的景象,是民间家书独有的价值体现。各个时期五彩斑斓的家书,从一个侧面真实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为后人全面认识那个时代提供了新的视角。比如首批入藏国家博物馆的家书中有一封是1974年阮兰欣写给姐姐阮自芳的,信中对冀中高阳县当时的农民收入和生活情况做了详尽的记述,讲到当时一个壮劳动力,下地一天可挣工分10分左右。当时大约14个工分为1角钱,这样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工钱才相当于7分钱,说明当时农村劳动力价值极其廉价。再如1989年晋南农民张发戌关于第一次坐飞机的家书,虽然写的是他一个人的感受,却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大人物,小故事。散落在民间的名人家书,也是民间家书独具的资源。这部分家书从另一个视角展现了名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尽管都是一些小故事,但生动、鲜活,且鲜为人知,如我们征集到的黄兴、蔡锷、陶铸、邓子恢、沈钧儒、帅孟奇、项南、周扬、林默涵、曾毓隽、任鸿隽、陈衡哲、陈翰笙、谢晋元等名人的家书手稿。这些家书堪称珍贵的历史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凝结着极其丰富的情感。比如民国十一年(1922年)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在写给夫人张象徵和次子沈诚(杏儿)的家书和明信片中,谈及吃菜心面、临睡打拳、在报社值班、为沈诚留学筹款、处理上海的房子等家庭事务,笔意轻松,饶有趣味。
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的美德,是民间家书的又一个特色。几乎每一封家书都包涵亲情、修身、齐家、礼仪、教化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许多家书通篇闪耀着追求真理、公平正义、诚信友爱、无私奉献等中华民族美德的光辉。比如人民解放军军官王少勋,在1950年写给弟弟王少龙的家书中倾诉了未能尽孝的遗憾。这位15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的老红军,离家13年出生入死,为国尽忠,突然接到失散13年的亲弟弟来信,心中自是兴奋莫名。然而,一拆开信,他看到的却是母亲已于1947年病逝的噩耗。数十年后,当王少勋重病在身、病卧在床的时候,他终于向子女谈起当年始终疼爱自己、想念自己的高堂双亲。他说,妹妹曾对他讲,当年母亲去世前,十分想念他,以致出现幻觉,常常对王少勋的妹妹们喊:“快开门,你大哥回来了!”门开了,母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还说,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了母亲。[7]
三、民间家书的整理与出版
把征集来的家书保存好、保护好是我们的责任,同时把家书整理好、宣传好,也是我们的义务。大部分征集上来的家书时间跨度长达百年,家书作者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各个时期的写作习惯不同,行文中夹杂着各地方言,有的还有只有两个人才能看懂的代码,当时的文字、语境和今天相比也有不小的变化,因此整理起来难度重重。在整理第一辑家书文稿时就已经发现了此类问题,后来我们聘请了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多头把关,避免在家书整理中出现事实性、常识性、语法性的错误,力争为读者留下一套值得信赖的家书读本。
(一)民间家书的数字化及档案化探索
把民间家书进行数字化处理是对应征家书进行科学保管的重要步骤,在此基础上进行档案化保存,为下一步的开发利用提供便利。从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启动之初,我们就有这方面的规划,只是限于人手,一直没有大规模展开。前几年结合家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我们对部分家书进行了数字化。来到人大后,事业的目标有了保障,办公条件有了改善,家书的数字化工作再次提上日程。
因为目前家书项目组只有两个人,既要维持日常征集,又要维护展厅正常开放,还有接待、研究等任务,对家书的数字化扫描工作只能见缝插针地进行。这样我们只能是有选择地进行电子化扫描。
首先,对参展的160组件、3075封家书全部进行了数字化。这次数字化的标准较高,普遍使用惠普专业扫描仪进行600线以上分辨率的高精度扫描,对超长超宽家书则使用滚筒扫描设备,保存格式为TIF,共扫描家书页面86530张。
其次,对那些不能收藏原件的重要家书进行数字化处理。比如山西收藏家张庆收藏的清代治河名臣栗毓美的家书,共有83封153页。一开始他给了我们一套照片,因原件市场价值较高,不能无偿捐赠,经协商同意我们对原件进行扫描复制,最终我们拥有了一套高精度的电子版。
第三,按照先重要后一般的原则,对那些研究价值较高的家书率先进行数字化。选择标准是那些年代久远、历史价值较高的家书,比如有关抗战的家书,抗美援朝时期的家书,名人家书等。
第四,在对家书数字化的同时,注意相关配套资料的数字化。从活动一开始,我们就注意收集与家书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对写信人、收信人尽可能详细的文字介绍,写信人、收信人和信中相关人员的照片,写信人的其他手迹、手稿、文章、著作,家书捐赠者的背景,与该家书相关的其他资料等。这些资料有些是捐赠者提供的,有些是我们搜集的,它们与家书一起相互印证,对于研究家书都是必不可少的材料。
第五,在上述数字化的基础上对民间家书进行档案化管理。初步计划是按时代分类(关于民间家书的分类笔者将专文论述),每个年代中按人物建立档案。资料较为丰富的重要人物借鉴档案管理中的“全宗”概念,建立人物全宗(如下图所示),比如任鸿隽、曾毓隽、龚钰、谭姗英、彭怀玉等。人物全宗内包括家书、照片、传记、手稿、著作、回忆文章等项;数量大的家书又按年代分类,照片分写信人照片和家人照片,传记包括写信人介绍、收信人介绍、信中重要人物介绍等,手稿分日记、回忆录、题词、书法等,著作主要是写信人的作品,回忆文章包括别人撰写的对写信人介绍的文章。全宗建立后,如果再发现新的资料,则按照类别补入,最终使该全宗成为家书作者的档案库。此项工作量巨大,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尝试性探索,目前尚未形成规模。
(二)民间家书的编辑出版实践
编辑出版是民间家书抢救项目的重要环节,也是最能体现我们创造性劳动的工作。如果市场发行好了,还能带来经济收益,用来反哺家书项目,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按照项目的整体规划,我们拟出版一套“民间家书”系列图书,统一书名、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开本、统一印张,甚至统一定价,做成类似《老照片》那样的连续出版物,打造“民间家书”图书品牌。可现实是残酷的。五年来,我们共编辑出版了四本家书集,一本展览图录,没有固定在同一家出版社,没有统一书名,也没有实现统一品牌的愿望。
民间家书项目启动后,确实在出版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前半年先后有二十多家出版社主动与我们联系,希望能够出版我们的征集成果。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我们尽力寻求对家书出版理念较为一致的出版机构,希望能够长远合作,做成品牌。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到与出版社具体协商出版计划时,因为我们没有出版资金,主要依靠出版社的投资,以至于最终把书做成什么样要看出版社的喜好,其决定权只能在出版社,我们的身份只是负责提供稿件的作者。因为市场前景不明朗,出版社不敢做太长远的打算,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一般就是先签第一本进行试探,然后再决定是否继续。
第一辑家书《家书抵万金》是由新华出版社推出的,这是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来自多个家庭的民间家书精华集萃。作为家书稿件提供者,我们精心选择篇目,并对稿件反复打磨,增强可读性,期望能够一炮打响。因为这是第一本家书,我们深知,它的成败对于今后的家书出版太重要了。我们对家书选择的标准有三条:一,家书本身写得精彩、感人,如《与妻辞别书》、《渡江来信》、《女儿,你是爸爸前世的“情人”》等;二,家书背后的故事曲折感人,如《老母相见不相识》、《埋藏50年的秘密》、《冯忠莲与〈清明上河图〉》等;三,家书与重要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如《北洋重臣曾毓隽的晚年生活》、《滕代远的教子之道》、《一位晋商眼中的义和团》等。当时共准备符合这三条标准的家书稿件38篇,最后根据篇幅选用了27篇,可谓篇篇可读、篇篇精彩。
当时,该社领导也非常重视家书选题,想做成长期的品牌。书名是社长亲自拟定的,宣传语也由社长亲自改定,社长亲自审看了每一篇稿件。但是图书出版需要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和配合,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导致成书的品质降低,从而影响市场。
经过长达半年的磨合,2006年1月《家书抵万金》面世。令人遗憾的是,首印的1万册封面全部严重偏色,由暖色调变成了冷色调。技术部装订了几本样书送社长审阅,结果社长震怒,因为他所要的封面感觉完全变了,立即下令停止装订,封存冷色调封面,重新调整加印5000份封面,这样新书的封面颜色总算改成了暖色,但也与先前的设计效果出现了不少的偏差。只能如此了!出师不利!尽管我们搞了盛大的首发式,媒体也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宣传,可是新书上市后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不久,有人把电话打到我们办公室,问书店中所卖的冷色封面的书是不是盗版,我们才知道,加印的5000册发完后,新华出版社为了节省成本,启用了封存的那1万份冷色调封面,装订成新书发往各地。这样,共有两种封面的《家书抵万金》摆在书店里,让读者莫衷一是,让书店经营者也难辨真伪,纷纷退货。
这就是第一辑家书的遭遇。难道这本家书没有可读性,读者不买账吗?该书出版后,《北京晚报》等多家报刊进行了选载;新华社记者还图文报道了湖北宜昌一家书店里读者追捧该书的新闻;浙江金华一家书店连续两次进货均告售罄;读过此书的人普遍反映是好书。但事实证明,该书的市场销售并不理想,新华出版社后续的家书出版计划也就不了了之。现在回过头来检视这本书的成败,除了设计印刷等技术方面的原因以外,应该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书名是否合适?发行做得怎样?定价是否合理?文稿是否还有缺陷?等等,均需要深入的反思。
第二辑家书《红色家书》是与中国画报出版社合作的,当时推出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这个宣传的节点,希望能在发行上有所突破。为了能够按时交稿,我们专门聘请了一位老编辑进行文稿的梳理把关。和第一辑相比,此书在编辑体例上略有调整,把综合的家书故事改为家书和家书故事两部分。2006年6月下旬,该书按期面世,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首印的6000册很快发完,又加印了5000册,虽未畅销,但出版社也收回了成本并略有盈余。
第三辑《任鸿隽陈衡哲家书》是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的。这是两个人的家书选集,属于个人家书集一类。任鸿隽、陈衡哲虽为近现代文化名人,但又不是人所共知的大名人,出版此书要冒很大的市场风险。书稿基本框架先由家书提供者任尔宁先生执笔,我们请对二位先贤有研究的樊洪业、赵惠芝、智效民、雷颐诸位专家对稿件进行了审阅,广泛听取了它们的意见,然后对稿件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补充,最终形成了一版可以拿得出去的稿件。出版社也很重视,专门配备了两名有经验的责任编辑为稿件把关。书面世后,我们与北京大学、中国科协、商务印书馆等单位联合在北大百年讲堂举办了出版座谈会,赵为民、陈平原、雷颐、樊洪业、赵惠芝等学者发言,充分肯定了该书的出版价值。该书首印5000册,发行并不太好,可能与一般读者不了解二位先贤有关,也可能与43元的定价太高有关。
第四辑《抗战家书》是由抢救民间家书组委会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编辑,中国画报出版社推出的。与前三辑不同,这本书是由抗战馆提供出版补贴,组委会具体负责稿件编辑,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编辑体例与《红色家书》大致相同,只是内容指向性更强,集中在抗战时期,由八路军、新四军所主导的敌后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华侨、商人、教师、学生等各阶层人士的抗战经历三大部分组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民间的抗战史事。此书出版社没有投资压力,发行压力不大,据了解发行数量与《红色家书》差不多。
还有一本图录是为了配合《打开尘封的记忆——中国民间手写家书展》而出版的,是学校博物馆投资,由人大出版社出版的。大16开本,全彩铜版纸印刷。编写关于家书的展览图录,我们也是第一个吃螃蟹者,怎么样展示平面的书信,是突出内容,还是突出形式,没有前车之鉴,需要结合版面反复斟酌。还有一个体会是要学会怎样把故事写得最短,还要能抓住人,需要大量消化家书背景,再浓缩成一二百字的说明文字。最终的产品是以图为主,文字说明为辅,为读者提供一个纸上的展览。
这几本家书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销售效果,但是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益。其中《红色家书》分别入选中宣部“农家书屋”工程和“万村书库”工程 ,《抗战家书》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向青少年推荐的一百种优秀图书,《家书抵万金》、《红色家书》、《抗战家书》分别入选文化部、财政部2008年度送书下乡工程。
四、 民间家书的编研计划
(一)民间家书的编辑出版计划
对所征集到的民间家书进行系统的编辑出版不仅可以扩大家书文化的传播,而且可以为下一步研究家书提供素材。因此编辑出版是研究的基础,也是我们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此前的出版实践证明,民间家书社会效益显著,经济效益却不太理想,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畅销书选题。如果仍由出版社选择和主导,将会有更多的民间家书得不到出版的机会,将继续尘封,这就违背了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的初衷。因此,从国家文化遗产的高度认识民间家书,使多数民间家书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出版,势在必行。
以前,民间家书时有出版,有的是个人出资印行,在家族亲友之间传阅;有的是与出版社合作,小范围发行。这些家书集印刷量小、发行渠道过窄而影响甚微,而更多的家书则被雪藏于民间,个人无力编辑出版,使其他人无法分享其中的精彩和感动。现在,把这些原本散落在各个普通家庭里的家书上升到国家文化遗产的高度,由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统一主持编辑,经过正规的权威的出版机构,相继推出一批有历史价值的民间家书集,使它们走进书店,进入图书馆,与名人家书并列在书架上,必将引起强大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人提供家书,进一步扩大民间家书的征集抢救成果,使民间家书这一民间文化宝库得到系统的展示,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出版社,没有明确的经济效益它就不可能出版。因此,如果能够争取国家文化遗产抢救资金或国家重点出版资金进行资助,那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我们所设计的民间家书出版计划的总体定位是:民间家书遗产抢救性征集整理出版工程——大型原创史料丛书《中国民间家书》,即把所有民间家书的出版均纳入这个系列,相对固定在一家出版机构。封面统一风格,统一总序,统一开本。编辑成熟一本,推出一本。每本单独书号,单独定价。
从内容上来说,抢救民间家书项目所征集的家书时间跨度从清代至今数百年,主要反映了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国事、家事和社情民意,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徽商晋商、民国万象、抗战烽火、民族工商业改造、农村改革、出国留学、爱国华侨、两岸交往、军旅岁月、知青年代、经典情书等方面。从出版角度可以分为若干系列,结合现有的资源,比较成熟的有以下几种:
1.多人的家书精华集萃
目前可做的选题有:《亲子家书》、《敬老家书》、《爱情家书》、《军旅家书》、《两岸家书》、《华侨家书》、《手足家书》、《知青家书》、《中俄民间书信集》等。
体例:每册书文字在25万字左右,图片250幅左右,由30个左右的短篇组成,每篇文章基本上由导读、家书原文、家书故事这几部分组成,中间穿插家书原件的扫描图片及相关老照片。
2.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成系列的家书
个人家书的选取标准是有一定历史跨度,有一定通信连续性,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艺术性、普世性和留存性。
目前可做的选题有:《民国衡维屏家书》、《战地情书》、《黄埔女兵家书》、《张焕光、陈素秋情书》、《杨杰昌华侨家书》、《陈国南知青家书》、《怀玉家书》、《慕兰家书》、《徽商家书》、《周明镇院士家书》、《金慧家书》等。
体例:每册家书按家书写作时间为序编排,分为原件影印、释文、背景、注释等,其中穿插与家书相关的老照片。每册字数20万字左右,图片200幅左右。
3.长篇家书故事
目前可做的选题有:《魂系蓝天》(已成稿)、《陈少梅与冯忠莲》(写作中)等。这类图书是根据家书创作的纪实文学或小说,可读性较强。
(二)民间家书的研究计划
关于民间家书的研究,范围很广,拟结合相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和书法方面,现在应扩大到社会生活层面,重新认识家书的综合文化价值。
首先应对家书历史进行研究。中国家书产生的时间很早,目前还没有发现战国之前相对成熟的家书实物,应结合先秦典籍和考古材料去探寻中国家书的起源。两汉时期家书已经得到较为普遍的应用,史料中也有若干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书仪,即书写家书的规范,到隋唐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书仪制度,家书遗存开始增多。宋元时期社会生活更加丰富,书写、寄递家书有了更加深厚的社会基础。明清时期是我国家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不仅家书存留较多,而且书仪更加细化,书信传递成为民间交往的重要手段。官僚文人之间互递书札成为一种时尚,商人甚至普通百姓也频繁使用家书,促进了民信传递网络的发达。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晚清民国时期家书发展进入第二个高峰,大量的家书遗存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20世纪50至80年代中国家书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文革”十年,还是改革开放,都留下了大量时代特色鲜明的家书。以上只是简单勾勒了中国家书发展的历史脉络,需要对散见于各处的各个时代的家书进行系统整理,在此基础上进行详细研究,方可得出更加符合事实的结论。这方面的研究目标是形成一部《中国家书史》,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其次,从文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伦理、书法、美学、集邮等学科角度,均可以对家书开展研究。比如针对改革开放时期的家书,课题可以设计为:从民间家书看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从民间家书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劣;从民间家书看大学生择业观念的变化;从民间家书看农村医疗制度的改革;从民间家书看大学生择偶观念的变化,等等。最后,形成一部研究民间家书的专著《中国民间家书研究》。
总之,积少成多的民间家书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素材,其异常丰富的内涵可以开拓研究者的视野,民间家书研究前途广阔,前景诱人。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树立良好会风文风的党风建设活动,如果能够借助家书这一文化载体,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家书是说真话的历史文献,家书里较少长篇大论,家书里很少讲空话、套话,家书里讲的多是心里话、是带着亲情的真话,往往简洁明了、事实清晰,因此系统整理民间家书,出版民间家书,研究民间家书,弘扬家书文化,就是鼓励人们说真话,避免假、大、空,这对净化社会风气,特别是改善各级领导干部的文风,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对于新时期的党建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冯惠玲、张缉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5。
[2]冯惠玲.家庭建档的双向意义,档案学研究,2007(5) :9
[3]韩闽潭.民间文书与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专项收藏. 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
[4]任继愈先生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启动仪式上的讲话,2005年4月10日
[5][6]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转引自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公报
[7]王新亚.“孝”与“不孝”的遗憾.红色家书.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