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 勇(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当代文坛》　2008年第3期　责任编辑 树凯

    赵勇:1963年生,山西晋城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著有《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文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等著作四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近年来,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等方面的专题研究。

　　书信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中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这就意味着早在春秋时期书信即已产生,而绵延两千多年之后,中国又形成了独特的书信文化传统;亲情、友情、爱情正是通过家书、情书等等得以传递和保存。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诸葛亮的《诫子书》、李白的《与韩荆州书》、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林觉民的《与妻书》、鲁迅的《两地书》、沈从文的《从文家书》、傅雷的《傅雷家书》等等,它们如今已成为一种文化经典,植入到国人的情感记忆之中。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书信传统正在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短信文化①。既如此,书信与短信此兴彼衰的逻辑关联在哪里?它们分别塑造了人们怎样的情感方式和表达方式?它们又分别代表着怎样的时空体验?所有这些,显然值得深思。
　　
书信与短信的生存状态

　　有人在界定那些逐渐消失的词语时曾把“家书”罗列其中,并给出家书的消失时间是1990年代末以后②。这个说法是大体不错的。有调查表明,2000年上海人均私人信件不足10封③,而这个数字还在逐年下降。根据上海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年交投的各类信函达到8亿件,平均每个上海人收到60封信件,但其中私人信函比例不到10%,其余均为商业信函和各类对账单。2005年,某媒体曾就“你还写不写信”这一主题进行过网上调查,结果发现,在25-45岁的受调查人群中,95%的人平均一年亲笔写的私人书信不到3封,而他们每周接到的E-mail却达到了20封;目前写信最多的群体是“在校大学生”和“部队官兵”,其他群体写信的则非常少;在被问及“为什么不愿意写信”时,人们的回答主要是:“花费时间”、“邮寄慢”和“措辞麻烦”。而在“你最愿意选择的私人联络方式”一项中,排名最前的分别是“电话”、“E-mail”和“手机短信”,随后是“QQ”、“MSN”,而“书信”选项连前五名都没进入④。
 
　　虽然调查中说,写信最多的群体是在校学生和部队官兵,但来自这两方面的调查并不乐观。有人在近百位中学生和大学生中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是90%以上的学生根本没有“真正”给亲友写过信。不少学生在调查时问:“过年寄贺卡算吗?要是不算就没写过信。”更多的学生写信的经历只是“学应用文时当作业写过。”学生们说,现在互联网、手机这么方便,手指轻轻一动,电子邮件、短信就搞定,写信多麻烦。很多学生甚至连书信的基本格式也不记得了,很多学生说:“现在写短信、发邮件,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什么开头、结尾,都没有什么固定的格式,比起写书信来,随意多了,现代人也不用拘泥于太多的形式了。”还有很多学生把“懒得写字”作为不写信的主要原因⑤。2004年,南京军区某装甲团七连在对官兵通信消费现状进行调查时,发现不少官兵热衷于电话交流,书信通信悄然“退潮”,有的一年给家里不写一封信。文中说,电话代替书信无助于提高官兵科学文化素质,为此,该连官兵总结出《书信通信十大好处》一文推荐给《解放军报》,倡导让新战士一入军营就坚持多用书信通信,为军旅生涯积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⑥。大概正是基于书信即将终结这一事实,从2005年4月10日开始,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遗产抢救工程办公室等联合发起“抢救民间家书”活动。

　　在书信终结的进行时中,短信却呈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2001年10月20日,移动G网手机现身北京;2002年1月8日,联通C网在北京开通运营;2002年5月1日,中国移动和联通实现了手机短信互通。自此,手机短信开始在人群中流行。让我们看看以下的几组数字。2001年,中国手机用户发送短信159亿条;2004年全球手机短信发送总量为5100亿条,中国就占三分之一。2005年,中国手机用户发送短信总量为3046.5亿条,平均每天有近9亿条短信在用户的拇指间传送。2006年,全国手机短信发送量超过4296亿条,日均发送短信接近12亿条。2005年春节七天长假全国手机短信发送量首次突破100亿条,达110亿条。2006年春节,这一数字变成126亿条;2007年春节,则增至140亿条⑦。短信如此兴盛,以至于早就有学者把短信比喻成“一群欢乐的蟑螂” ⑧。

　　如此看来,书信走向终结而短信越来越多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在促使书信终结的过程中,短信绝不是惟一的因素。除了短信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如下媒介。

    电话。程控电话是在1990年代初开始逐渐走进中国普通人的家庭的,但当时高达5000元上下的初装费和交钱之后等半年才给安装的政策,都让普通人望而却步。1993年,流行歌手李春波的《一封家书》风靡一时,其歌词在“此致那个敬礼”之后加上了一封书信必有的日期:1993年10月18日。这个日期在今天看来已具有宝贵的文献学意义起码在1990年代初期、中期,书信还是人们互通音问的主要载体。而在200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封家书》已失去了它的存在背景,取而代之的是《打个电话》。在“有事没事打个电话,张嘴先问你在哪儿呐”的反复吟唱中,满文军、林志炫等歌手似乎传递出来的是如下信息:电话已进入大部分人的家庭之中,“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的时代已渐行渐远了。

   寻呼机(BP机)。一篇《BP机的前世今生》的短文简明扼要地记录了寻呼机的兴衰史:1984年,上海邮电首次引进寻呼业,全国用户仅4000个。1998年,全中国的BP机用户突破6546万,名列世界第一。2002年底,我国电话用户总数达到4亿多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突破2亿户大关,而全国无线寻呼用户减至1973万户。2002年,生产中国市场上第一台BP机的世界最大寻呼机生产厂商摩托罗拉公司停止生产和销售传统寻呼机。2002年,联通的寻呼业务,连续几年的净亏损都在1亿元以上。2007年,中国联通公司申请停止北京等三十省(自治区、直辖市)198/199、126/127、128/129无线寻呼服务业务。寻呼机服务历经20年发展,从辉煌到陨落,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⑨。
 
    现在看来,寻呼机虽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媒介,但它与固定电话的配合却也给书信带来了致命的一击。因为1990年代后期那句“有事call我”的流行语,其实隐含着的是对传统书信的一种拒绝;而“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的广告语,则预示着一个新的电信时代的全面来临。

    电子邮件(E-mail)。毫无疑问,收发电子邮件的前提是有电脑和能上网。1997年的第一份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互联网报告(其全名是《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中国网民有62万;10年之后,第20次中国互联网报告显示,中国网民人数已达1.62亿。再看电子信箱的使用率。1997年,中国互联网报告统计,网民的电子邮件使用率占10.7%,而在2000年7月第6次中国互联网报告里,电子邮箱使用率已达87.65%⑩。这组数字说明,网民人数的激增和电子信箱使用率的提高与传统书信的衰落呈现出一种同步性。而由于电子邮件更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写信,它也就让书信的淡出具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大概正是由于对电子邮件的钟情,网民才以谐音给电子邮件起了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伊妹儿。甚至有人把电子邮件比做自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并喊出了“伊妹儿万岁!”的口号B11。在对电子邮件如此感恩戴德的心理下,人们远离书信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除了以上重要的媒介外,让书信走向终结的还有传真机、QQ、MSN等等,它们与手机与手机短信相结合,同样构成了剿灭书信集团军中的一个分支。

    无论是短信、电话、E-mail还是QQ、MSN,其共同特点都是方便、快捷,它们把交流的及时性、对话的同步性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应该是人们选择电子媒介的主要理由。而书信由于“花费时间”、“邮寄慢”和“措辞麻烦”等原因,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人们遗弃的对象。表面上看,我们在书信衰而短信兴的过程中,所能归纳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原因,然而,在这个表面原因之下,应该还有常常为人忽略的深层动因。

    时至今日,恐怕谁都无法否认,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面提速的时代。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以交通运输为例谈论过这种加速的变化。他指出:公元前6000年,人的最快的长途运输工具是骆驼队,每小时平均走8英里;公元前1600年左右发明了马车,才把最高速度增加到大约每小时20英里。此后这一速度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直无法改变,直到19世纪80年代,由于有了更先进的蒸汽机车,速度遂提高到每小时100英里。然而,把这一速度界限提高三倍却只花了58年的时间:1938年,驾驶飞机的人突破了每小时400英里的大关。短短20年之后,这个速限又翻了一番。临到20世纪60年代,火箭飞机时速达到4800英里,而乘坐宇航船的人则以每小时18000英里的速度绕地球飞行。于是,他总结道:“无论我们是考察行旅的距离,到达的高度,开采的矿藏,或爆破能力,都能明显地看到这种加速的趋向。”B12

    如今,这种加速的趋向也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从1997年至2007年,中国铁路的六次大提速B13似乎已成为一个隐喻,它暗示着我们十年生活的速度变化:快餐食品的增多,这是吃的提速;时装更新的加快,这是穿的提速;居住面积的变大,这是住的提速;夕发朝至(运行距离在1500公里以内,旅行时间在12小时左右)的列车,这是行的提速。此外,还有电脑提速、宽带提速、下载工具的提速、产品上市的提速、结婚离婚的提速(如速配、闪婚)等等,我们似乎已被生活的加速度所包围,我们也开始生活在一个对速度之快、之美的迷恋与沉醉之中。

    在这样一个背景上,我们不妨把所有的电子通讯设备看做节奏加快的助推器,同时也是这种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的保护神,因为它使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变得名副其实了。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描述自己的旅行生活时如此写道:“从纽约飞到东京,在大约14个小时的旅程中,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打字和撰写四五十封电子邮件。
想想看,假如一到饭店就把这些邮件交给前台,让其传真出去,一定会被视为大宗邮件。然而,假如我采用电子邮递,我只要拨一个当地号码,就可以轻松迅速地把事情办好。”B14此种描述不由得会让我们产生如下联想:如果没有笔记本电脑,尼葛洛庞帝只能在飞机上闭目养神或独自发呆,然而,电子邮件的写作与住进饭店即可发送的事实却让乘坐飞机的旅行速度具有了一种特殊意义。它不光匹配上了这种速度,而且还让这种速度变得更加神奇了,因为电子邮件在另一条时空隧道里进一步提高了速度。在这样的速度面前,距离已变得不复存在。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速度的提高绝不是一件坏事情,因为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早就指出:“摩托化的时代使速度成为一个可以度量的标准,速度上的每一个新记录都标志着机器和人类进步的里程。”B15这也就是说,当我们单纯从技术革命、生活质量等方面来为速度做出判断时,我们只会得出正面的结论。然而,速度中不单单蕴含着技术、商机、伦理学、资本的流动和运转等问题,而且还潜藏着种种美学问题和文化问题。而一旦转换到这样的层面,问题就会立刻变得复杂起来。于是,从美学与文化层面思考书信与短信兴衰枯荣就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

时空距离与书信经验
 
    必须引入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才能把书信与短信的存在方式谈论清楚。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所有的前现代文化都有计算时间的方法。比如,如同书写文字的发明一样,日历也是农业国家的独特发明。但是很显然,对大多数人来说,构成日常生活基础的时间计算,总是把时间与地点联系在一起,而且通常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如果不参照其他的社会-空间标记,没有人能够分清每天的时间。‘什么时候’一般总是与‘什么地方’相联系,或者是由有规律的自然现象来加以区别。”而由于机械钟的发明与推广,于是有了“时间的虚化”(如时钟计时),同时也出现了“空间的虚化”(空间与地点的相分离)B16。既然现代性语境中的时间和空间是虚化的时间和空间,我们不妨把前现代文化中的时间和空间看做是一种实体化的东西。这种实体化不光是指吉登斯所谓的时间与地点联系的一体性,而且也指时间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地理空间的真实可靠性。
 
　　书信便是在这样一种实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产物。书信起源于人们交流的需要,然而由于发信人和收信人不在同一个时空结构的地点中,所以面对面的交谈无法进行,于是有了写信的必要。写信人一般都会在信的内容之下标记写信的日期(这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种地理空间标志),然后他把书信交给信使或投递邮筒,书信便在时间的流逝中开始了它的空间旅行。经过数天时间(现代邮政系统)或经年累月(古代邮驿系统)之后,书信到达收信人手中。他在另一个地方拆开了书信,所得到的或体会的却是发信人数天、数月前的消息或心情。在这一旅行中,书信“行走”于一个真实、持续的时间和空间中,书信也记录和体现了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生活节奏。

　　与此同时,书信的旅行速度也塑造并强化了人们的时空观,而这种时空观又催生了人们独特的情感体验。我们可以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作品中找到与此相关的大量例子。比如,柳宗元在诗中写道:“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这里强调的是空间的距离。柳宗元与其四位友人(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虽同在五岭以南,但由于音信难通,其空间距离因此显得分外遥远。再比如,杜甫许多诗歌都与书信相随:“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月夜忆舍弟》)“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述怀》)这里强化凸显的是时间的距离。由于战乱,书信的旅行已无时间规律可循,而书信的未到不到等等,让杜甫更真切地感受到时间的流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书信的迟滞、延缓、阻隔,才使古人的时空感知变得遥远而漫长,而等待、盼望、忐忑、焦虑、极度的悲伤与狂喜、悠悠不尽的思念等等,便成为这种时空观的产物。
 
　　依然以古代诗歌为例,唐朝女诗人陈玉兰的《寄夫》中说:“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这首诗之所以脍炙人口,就是因为它把离别之苦,关切之忧融入到一种名副其实的书信体验中:一在“边关”一在“吴”,这足以成为古人眼中巨大的空间距离,征服这种距离的是意念或思维的速度:当秋风吹到少妇身上,她在一瞬间想到了戍守边关的丈夫。然而意念的高速度又与现实生活中的低速度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于是便有了“一行书信千行泪”的情感迸发,也有了“寒到君边衣到无”的无限焦虑。在这里,“一行书信千行泪”简直就是中国古人的一种书信意象,这不仅是因为泪眼婆娑常常与修书、寄书、开书相伴(比如北朝庾信在《寄王琳》中说:“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唐朝罗隐在《遇边使》中说:“累年无书信,每夜望边城,袖掩千行泪,书封一尺金。”),而且它也把物(书信)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化和美学化了。泪水打湿了信纸,文字似乎更具有了某种情感力量。当代歌手成方圆说:“少年时代曾有一青梅竹马的朋友,看他给我的信时总有些字迹显得模糊不清,我问他为什么,他淡淡地说是写信时眼泪流在了纸上,听了这话我的眼泪立刻流了满脸,那些信也一直保留到现在,后来自己的生活尽管沧海桑田,但那段往事终封存在记忆深处。”B17由此看来,直到今天,书信与眼泪一直是感情的一种凭证,而见字如见人、睹物思人仿佛也有了更充分的理由。

　　唐代宋之问的《渡汉江》也传达出一种特殊的书信体验。诗人说:“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此诗的后两句之所以能成为千古名句,是基于经冬历春、音信皆无这一事实。而岭外(作者当时贬居岭南的泷州,今为广东罗定县)与家乡(一说在汾州,今山西汾阳附近,一说在弘农,今河南灵宝西南)之间的空间距离又仿佛让时间变得更加漫长。当诗人终于可以还乡的时候,本来他应该形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的心理冲动,然而,最终却是被“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心理状态所取代。有学者分析道:“因为作者贬居岭外,又长期接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他们由于自己的牵累或其他原因遭到不幸。‘音书断’的时间越长,这种思念和担心也越向两极发展,形成既切盼音书,又怕音书到来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理,在由贬所逃归的路上,特别是渡过汉江,接近家乡之后,有了进一步的戏剧性发展: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的不祥预感,此刻似乎马上就会被路上所遇到的某个熟人所证实,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而长期来梦寐以求的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则立即会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因此,‘情更切’变成了‘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了‘不敢问’。这是在‘岭外音书断’这种特殊情况下心理矛盾发展的必然。”B18这样的分析自然是有道理的,然而在我看来,“情更怯”并不单单是“怯”,其实也包含着“切”,而“不敢问”的前提则是“想问”却“不敢问”。正是因为诗歌中包含着这种两极体验,所以诗人的感情才具有了一种张力,也具有了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

　　今天看来,无论是“一行书信千行泪”还是“近乡情更怯”等书信体验,无疑都是一种前现代性经验。借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说法,这种经验应该是一种富有“光晕”的经验,因为一封封的书信总是唯一的,它所携带的情感也是独一无二的,而书信中被泪水打湿的文字似乎也让感情变得有形有色可感可触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妨做出如下设想:这种经验更接近或更容易生成审美经验,这不仅是因为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和随之而来的心理距离更容易把感情酝酿得特别醇厚,以至于每一次的情感旅行都仿佛变得有了重量,而且也因为这样的经验一旦进入艺术作品(比如诗歌)中,总会让这种作品变得凄美动人。笔者前面所引的中国古典诗歌已经呈现出书信体验与艺术作品的同构性,即便是现代诗歌,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以书信体验入诗的妥帖。比如,“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刘大白曾写有《邮吻》一诗,诗中写道:“我不是不能用指头儿撕,/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儿剖,/只是缓缓地/轻轻地/很仔细的挑开了紫色的信唇;/我知道这信唇里面,/藏着她秘密的一吻。/从她的很郑重的折叠里,/我把那粉红色的信笺,/很郑重地展开了。/我把她郑重地写的,/一字字一行行,/一字字一行行地,很郑重地读了。/我不是爱那一角模糊的油印,/我不是爱那满幅的精致的花纹,/只是缓缓地/轻轻地/很仔细地揭起那绿色的邮花;/我知道这邮花背后,/藏着她秘密的一吻。”在这里,虽然“邮吻”、“模糊的油印”、“邮花”等说法已明确表明,这样的书信已是现代邮政系统的产物,然而其书信经验依然是前现代的,这首诗也因此显得意味盎然。

时空压缩与短信体验

　　随着短信时代的来临,以上所述的一切已不复存在,我们今天遭遇到的是一整套全新的经验。为了把这一问题说清楚,我们依然有必要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谈起。以下这段论述来自于哈维(David Harvey),笔者以为值得认真对待:
　　
　　我们可以就空间体验来追溯各种相似的过程并得出相似的结论。开创世界市场、减少空间障碍、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激励因素无所不在,正像把空间结构(劳动仔细分工的一系列结构、工厂系统的流水线、劳动的区域分工、大城镇聚集)、流通网络(运输和交通系统)、消费(家庭和本国的投资、社群组织、住宅差异、城市中的集体消费)合理化为有效的生产结构的激励因素无所不在一样。在所有这些方面为了排除空间障碍而做出的创新,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都是极有意义的,它把这种历史变成了一件非常地理化的事情铁路和电报、汽车、无线电和电话、喷气式飞机和电视,以及近远程通信的革命,都是这方面的例子。B19
　　
　　在哈维的论述中,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资本主义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过程,于是有了所谓的“时空压缩”,也有了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全新体验,而地球村、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等等其实就是这种体验的产物。在这里,笔者不讨论时空变化中的商业动因(如为了加快资本的运转)和意识形态因素(如资本主义),而只是想借用“时空压缩”这一概念思考我们所面临的短信体验。

　　如果在电子媒介的链条上考察短信的前身,我们不得不提到电报,因为它们都是在通过文字传递信息,也都在“快”中体现了时空压缩的特点。然而,电报虽然能够进行即时的信息传递,但它却是首先把语言转换成代码、再把代码翻译成语言来进行的,寄件人不可能把一封电报直接发送到收件人的手中。而中间环节的增多既让这种快打了折扣,也会让人生发出奇怪的感受。在最早以电报入诗的中国诗歌《今别离(其二)》中,黄遵宪告诉我们的就是这种全新的体验:“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驰书迅已极,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虽署花字名,知谁箝缗尾。寻常并坐语,未邃悉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只有斑斑墨,颇似临行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如何寄君书,断续不时至?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电子媒介的使用,古人那种“岭外音书断”的局面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的迅速。但是,电报虽然使感情的传递变得快捷方便了,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和“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当电报经过了中间环节的编码和解码之后,诗人对印刷在纸上的文字已心生疑虑这是亲人表达的意思吗?由于受书信体验的影响,形成这样的疑虑是理所当然的。这也表明,当人们刚刚遭遇一种新的东西时,人们总是会拿旧的东西与之比照,从而在半信半疑中开始自己的体验历险。

　　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在短信时代已不复存在。如今,已没有人怀疑出现在手机屏幕或电脑屏幕上的文字的真实性。这说明,频繁的短信交流早已清除了人们书信体验的残余,也消除了文字被电子媒介传递的陌生感。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短信可以在瞬息之间到达对方手中,所以时间已被高度浓缩,空间之维仿佛已彻底消失。麦克卢汉(Herbert McLuhan)说:“电子媒介废弃了空间的向度,而不是拓展了空间的范围。借助电子媒介,我们到处恢复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仿佛以最小的村落尺度恢复了这种关系。”B20事实上,短信跟电话一样,其实也是空间消失变成零距离之后的面对面交流。人们因此拥有了一种新的时空观,而新的价值观也应运而生。托夫勒曾把“短暂性”看做是现代生活的基本特征,我以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观。他指出:
　　
　　推而广之,我们也可以把短暂性看成为个人生活中各种联系的周转速度。而且,我们每个人的特点都可以用这种速度体现出来。有些人的生活特点就在于周转速度比别人慢。过去和现在的人的生活相对说是“低短暂性”的他们的关系的持续时间往往比较长,未来人却生活在“高短暂性”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关系的持续时间缩短了,联系的速度特别快。在他们的生活中,物品、地点、人、思想概念和组织机构,都更容易“疲塌”。B21考虑到托夫勒写下这段文字的时间是1970年代初,所以我们今天很可能已进入一个“高短暂性”的时代里。一次性使用物品的增多,意味着我们只能与物保持一种“短暂性”的接触,于是买了就用,用完就扔成为人们的消费理念。而托夫勒则告诉我们,人们生活中的诸多变迁都与“用完就扔”关系密切。当迁移和流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一个“地方”的用完就扔;当离婚率变得居高不下,这是对“感情”的用完就扔;当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被匆匆浏览后遭到删除,这是对“信息”的用完就扔。在书信文化传统中,家书或情书会得到妥善的保存,这是对情感记忆的一种缅怀和呵护,而在短信文化的氛围中,却很少有人去保存短信,因为它们太容易被生产和传播,所以一键删除、来去匆匆很可能就是它们的命运,它们不幸遭遇到一个“短暂性”的时代。

　　在这一背景下思考短信,我们可以把短信看做是这个“短暂性”时代的美学形式,它从多个层面回应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又用它自己的实际举动为这个时代的“短暂性”进行着某种辩护。与此同时,人们的情感方式、表情达意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这种变化。

　　第一、交流的迫切性。早在黄遵宪的《今别离》中,交流的迫切性体验就已经被他敏感地捕捉到了。而在短信时代,这一趋向则变得更加明显、自然。王一川在分析黄遵宪的这首诗时指出:“诗人同时也看到另一种新问题:既然电信速度那么快,为什么不每日每刻寄书往来以便交流彼此的相思之苦呢?‘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由对现代快速度的高度信赖和期待,反倒对亲人产生了更急切、更深厚的相思之情和更多的沟通要求,所以恨不得化做电光一瞬间飞到亲人身旁:‘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诗人强烈地感到,现代电信制度给人际传播和亲情沟通既提供了速度上的极大便利,又增添了新的障碍和陌生感,更滋生出远为频繁的沟通需要,从而在现代人的心理上造成新的紧张感。”B22这里的分析是相当准确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电子媒介与人的情感需求呈现出一种非常诡异的关系:传播的速度越快,时空的距离越近,人们交流的愿望也就变得越强烈。而交流的东西越多,人们的心理反而会变得更加紧张,于是也就需要更多的交流加以润滑。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人的紧张与焦虑不是起因于交流的匮乏,而是基于交流的频繁。

    第二、媒介的依赖性。当手机可以随身携带、电脑可以随时打开,这样的媒介就真正成为人的器官的延伸,甚至成为人的器官的一部分;人们对这样的媒介也形成了空前的依赖。在一篇名为《短信时代的爱情》的小说里,离婚三年的内科大夫娟子忽然有一天收到一个陌生人的情感短信,一开始她置之不理,在陌生人持续不断的嘘寒问暖中,娟子的心里开始变暖,也逐渐对这个陌生的手机号码产生了一种依恋。一次生病之后,她一天都没收到这个人的短信,“她心里开始慌慌的,她想不会是对方生病了吧?她侧面打听院里有没有哪个医生生病了,可是这样怎么可能打听到呢?她一天都吃不下,到了晚上就更紧张了,她想起来她那次没带手机,‘我爱你’着急的样子,她想‘我爱你’肯定是出事了,否则不会不给她任何消息。她整个晚上抓住手机睡觉,偶尔有信息发出来的声音,她整个人就跳了起来,可是都是些**中心发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B23这是手机依赖症的一个典型例子。当短信催生了人们更多的情感交流需要时,固定的交流一旦中断,人们马上就变得坐卧不安六神无主了。这样的情感体验在书信时代是无法想象的。今道友信指出:“希望天外之火将长路卷起来烧光的那位女子,在那以后的几年里见不到她的爱人,他们的书信来往恐怕一年也只有几次。但在此期间,她没有放弃她的爱。而在当今时代里的我们,假如与爱人离别三四年,而且交流爱情的通讯也被切断,有多少人能对爱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呢?”B24这样的疑问是可以成立的。由此我们也不妨得出如下结论:人对媒介的依赖程度越高,人的感情也就会变得越发脆弱。
 
　　第三、情感的复制性。手机短信刚刚兴起时,短信的祝福与问候便成为逢年过节时的新礼仪。然而,相互转发的“二手短信”又改变了这种祝福与问候的颜色。据报道,2006年春节,“昨天拜年早了点,明天拜年挤了点,后天拜年迟了点,现在拜年是正点,祝你狗年旺旺”和“新年到,放鞭炮,鸡儿跑,狗儿闹,祝福你,开怀笑,幸福的日子汪汪叫”等短信受到人们的特别关爱,有人收到69条拜年短信,有近30条均是对上面其中一条短信的转发。由于厌烦这种信息“轰炸”,许多人看到祝福短信便直接删除B25。在一个一切都可以复制的年代里,情感的复制是不足为奇的,所以简单指责“二手短信”缩水,给人添堵意义不大。问题的关键在于,情感短信造成了能指与所指的彻底断裂。于是发送短信的内容已变得不再重要,关键是你发送了。而当那些漫天飞舞的短信变成一种能指符号时,它非常典型地强化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短暂、迅速、即生即灭。
 
　　毫无疑问,所有的这些变化都指向了一种崭新的体验现代性体验,或者用鲍曼(Zygmunt Bauman)的话说,这是一种轻快的、液态的、流动的现代性体验B26。由于现代电信机制造就了时空压缩,人们的时空观和价值观得以改变,而时空压缩不但造成了时间和空间的贬值,而且也催生了人的情感世界的贬值。为了让情感得到滋养,人们的情感交往变得更加频繁,但复制与仿造的话语又成为漂浮不定的能指,于是情感被进一步空心化了。流动的现代性甚至让叙述与抒情也变得分外简洁,短信之所以“短”,既是对“短暂性”时代特征的一种回应,也是对一种新的表情达意模式的呼唤和认可。于是,持久的东西不再具有存在价值,永恒成为短信时代的奢侈之梦。也正是因为如上原因,今天的现代人往往会有生活上的漂浮感,心理上的无助感,情感上的虚脱感。所有这些,都应该是轻快的现代性体验的综合反应。
　　
不能承受的短信之轻
　　
　　许多东西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它的价值。恰恰是在书信走向终结,短信疯狂蔓延之时,许多人开始了“怀念书信”的美学行动。我们先来看看相关表述。
　　成方圆对写信时的状态做出了如下描述:“我写信时如打坐入定,先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气场,让自己处在一种被催眠的状态,把那些陈年往事或平时稍纵即逝的感觉一口气写下来,和朋友分享,中途最好不停,否则如人体内沉积多日又排泄不畅的毒素,个中滋味自不待言。而能让我先集中思绪后一气呵成的两个重要因素就是纸和笔。”B27这里特别提到了纸和笔,它们成为构成写信之“气场”的重要元素。无独有偶,作家弱水也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下通过偶然发现的稿纸想到了写信,又通过写信度过了幸福的时光。她说:“我在一个无聊的会场写了一封信。当时,主席台上的领导正在依次发言。我耐着性子听了很长时间,听他们一会儿语重心长,一会儿高深莫测地东拉西扯。后来我忽然发现桌子上准备了两页稿纸,我立刻决定用它们写一封信。‘亲爱的,……’我这样开了头。虽然敲惯键盘的手,一下子拿起笔来,已经不怎么顺手了,写出的字也不似从前的流畅秀挺,但并不妨碍我把自己一段日子以来的心绪一笔一画地条分缕析出来。整个会场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我在两页稿纸上度过了宁静而幸福的两个小时,直到会议结束。”B28既然纸和笔如此重要,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纸和笔能让她们在写信时拥有一种特殊的心情?

　　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寄信、读信的相关描述:“信一写好,便装进信封,信封上的字体也得选择。我是不习惯总用一种字体的,特别是‘收信人’一栏,我会凭我的感觉另外书写一种字体,比如‘地址’用正楷体,‘收信人姓名’我就会用隶书。而右下角的落款处,那就肯定是自己签名式的行草了。小心翼翼地封好信封,马不停蹄地赶往邮政局。若是晚上封的信,须等到翌日早晨,这时又怕忘了这件事,便在记事板上郑重地写上‘发信’二字。这样,才会上床安心地入睡。临投信进邮箱那会儿,还会把信拿出来看看,想想是不是该写的都写了呢,真有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的味道。信进邮箱,便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同时,另一种希望就已经潜滋暗长起来什么时候,我才能收到回信哟?”B29 “那天上班,看到办公桌凌乱的报纸堆里有一封信。它不是稿件也不是银行账单。我知道是谁的信,也知道信里的内容。但是仍然充满喜悦和期待。已经久违了这样的书信。拆信之前,我得先为这次私人化的阅读腾出一小块物理上的空间和心灵上的‘空地’。我整理了办公桌上的杂物。清理了快满出来的烟灰缸。打好两个要紧的电话。为自己泡一杯茶。然后,关上门,坐下来,小心地拆开信封。”B30在以上的描述中,寄信的程序那么繁琐,但为什么寄信人却又如此郑重其事?而读信之前的种种准备,甚至使读信具有了某种宗教意味。“在这个迷恋速度的喧嚣年代,个人化的书信像纯然手工的东西一样越来越少了。于是读信也不自觉地成为仪式。”B31如果此说成立,为什么读信会成为仪式?
让我们进入到具体的分析之中。可以把写信者对于笔和纸的迷恋看做前工业时代的文化遗产。在这个时代中,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手工生产出来的。而写信者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同时也处在了手工生产的情境之下。手工生产是一次性的生产,同时也是高度个性化的生产,这意味着它既不可能复制也不可能批量制作。书信写作尤其体现出了手工时代生产的基本特点:书信写作不像其他写作,它不以进入印刷系统为目的,这意味着它始终以“手写体”保持着自己的生产特色。而为了使自己的文字承载更多的语义信息,写信者可以把自己的书信收拾出一片个性化的天地:纸的选取(是用宣纸还是用普通的信纸),笔的讲究(是用毛笔还是用钢笔、圆珠笔甚至铅笔),甚至信封的设计(在没有标准化之前信封也是可以手工制作的)等等,它们让书信中的文字有了某种拓展和延伸。在这里,写信者本人富有个性化的书写文字,再加上让那些文字鲜活起来的种种“信物”,为书信营造了一个情感生发、倾诉、交流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之中,无论是写信还是读信,都会对人构成一种特殊的诱惑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书信写作看做是一次小小的美学事件,也可以把书信的生产看做是本雅明所谓的富有“光晕”的艺术。

　　我们还可以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论述的意义上进一步思考书信的存在价值。海德格尔指出:“存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想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B32海德格尔虽然是在“诗人哲学家”的层面上思考“语言”与“存在之家”的关系的,但我们不妨借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说法让“诗人哲学家”与普通人发生关联。弗氏指出:“每一个人在内心都是一个诗人,直到最后一个人死去,最后一个诗人才死去。”B33这就意味着普通人也是一个潜在意义上的诗人、作家甚至哲学家,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既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但是,书信写作却使他们对“诗人”和“哲学家”有了非常近似的体验,因为在书信写作中他们进入了一种“思想”和“创作”的状态,他们既可以抒情也可以说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通过对语言文字的调理与打磨确认自己的存在,进而去守护自己的存在之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于写信者来说,纸和笔的意义在于他拥有了抵达自己内心世界的重要工具,他的心灵言说可以变成文字,而文字由于通过手的舞动,仿佛更具有了某种灵性和力量。

　　然而,短信时代来临之后,纸和笔消失了,“手写体”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键盘或按键。它们固然也生产出了文字,但这样的文字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海德格尔的思考:
　　
　　现代人“用”打字机写和让机器“听写”(Dichten)这个词还有“创造性发明”的意思并非出于偶然。这种写的“历史”同时也是文字日损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字不再通过手来写了,不再是真写了,而是通过手的机械压力。打字机把字母从原本属于手的领地夺走了这意味着手从原来属于文字的领地退出了。文字成了某种“打”出来的东西。……当打字机首次成为大路货之后,用机器打出来的私人信函曾被视为缺少风度或是一种侮辱。今天,手写的信函使快速阅读减慢,因此被认为是老派的和不合时宜的。机械式写作在书面文字的领域剥夺了手的尊严,将文字的价值贬低为不过是一种交流工具而已。B34
　　
　　打字机剥夺了手的尊严,文字因此遭到贬值表面上看,这样的判断显得匪夷所思,但实际上却暗示出一个为人忽略的道理:当语言也可以通过机器生产,手与心之间的通衢大道便有了机器的阻隔。这时,文字的生产速度固然已变得越来越快,但它仿佛只是大工业时代机器生产的一件产品,却很难成为呈现心灵世界的艺术品。把海德格尔的分析延伸于当今的短信生产中,我们可能依然会发现其思考的有效性。因为无论是拇指按还是十指敲,文字都已经脱离了手的线性连接,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人的情感关照。因此,短信更适宜成为一种日常事务的信息交流工具,却很难成为一种情感传递媒介。有人在比较书信和电子邮件的写读体会时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正在读大学,家中的来信很多别字,需要用方言才能读得懂,但每收到一封就让我念想好几天。今天读电子信件,往往草草了事。这不仅是因为文字的易读,也因为情感的简化。而情感的私密性,其实与生俱来是警惕那千篇一律的方块字的。写信读信莫不如是。我的经验是,若是收发电子邮件,情感就自然收起。”B35屏幕上的方块字与情感的私密性相悖,这意味着邮件中的文字已找不到情感的“气场”;而读邮件时情感自然收起的状况,又让邮件中本来就已经耗散的情感进一步失踪。这样的收读经验显然也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文字贬值为信息交流工具的正确性。

　　如果说缅怀写信是对一种手写体文字之价值的确认,从而也是对一种情感的珍视,那么为什么人们对繁琐的寄信程序和等信、盼信之苦也一往情深、津津乐道呢?那里面是不是也隐藏着什么美学秘密?成方圆描述道:“传统的书信方式从写信、写信封、贴邮票到寄出就像是一个酝酿过程,比发E-MAIL慢多了,但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中能体会到很多细腻的感受,内心所有的情感都一点一滴地浸透在笔纸间,同时想象着对方收到信时的样子,由于这个过程漫长,伴随而来的心情,或愉快,或惆怅,也就随之延长了许多。而写E-MAIL往往是匆匆忙忙,有事说事,还都是事务性的事,然后一点鼠标就走了。满屏的四方字一个个排列整齐,怎么看都觉得像施了人工化肥的蔬菜水果,全然没了中国字的内在神韵。”B36这样的描述让我们明白,书信无论从哪一个环节上都是以“慢”为其主要特征的,而在“快”的短信面前,它的“慢”也就呈现得更加分明。然而,也恰恰是这种“慢”成全了我们感觉的复活和记忆的苏醒。韩少功说,没什么急事的时候,他更愿意开车走老公路,因为“高速路是简洁明快的公告,老公路是婉转唠叨的叙事。更进一步说,老公路只是进入了叙事的轮廓,更慢的步行才是对细节的咀嚼”B37。而昆德拉(Milan Kundera)则说得更加绝对:“在慢与记忆,快与遗忘之间有一个秘密联系。……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B38而为了把他这个存在主义数学方程式阐述得更加明白,他甚至做出了如下论述:

    我们的时代迷上了速度魔鬼,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时代也就很容易被忘怀。我宁可把这个论断颠倒过来说:我们的时代被遗忘的欲望纠缠着;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它迷上了速度魔鬼;它加速步伐,因为要我们明白它不再希望让大家回忆;它对自己也厌烦了,也恶心了;它要一口吹灭记忆微弱的火苗。B39
　　
　　把韩少功、昆德拉的相关论述带入到我们关于书信与短信的体验中,问题显然会被看得更加清楚。书信由于慢,它因此需要全身心的参与,而情感活动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渐渐膨胀。而所有的情感由于绵延的时间,仿佛有了一个个的节点,也仿佛有了可以落脚之处。这样的情感体验是能够进入记忆之中的,而人的生命结构中由于有了这种情感记忆,似乎也变得更有分量了。而短信由于它的“短平快”,却有可能对人的情感活动造成一种屏蔽、麻醉、删除或稀释。结果,短信要不成为一种普通的信息,要不成为人的情感活动的“心灵鸡汤”。它的构成方式和运行方式显然不是为了让人记忆,而是为了让人更有效地遗忘。在这一问题上,昆德拉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我们生活在一个高速运转的时代中时,信息的生产早已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为了减轻心灵的负荷,人们必须学会遗忘。于是,快与遗忘成为互为因果的东西,短信则成为快与遗忘的中转站,也成为快与遗忘的时代见证。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短信成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人们缅怀书信的慢,其实是对一种深度情感模式的向往。于是,短信时代的书信阅读变成一种仪式也就可以理解了:人们是在以这样一种特殊方式与自己的过去依依作别,也是对这个时代默默的抗议。然而,这种抗议却又是非常微弱的,因为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已不再写信,我们也不可能期望别人给我们写信。当写信读信几近绝迹时,那种仪式化的情感也就成为一种残存的美学姿态。因其空洞和飘渺,很可能它会被实用主义的时代精神迅速取代。道理很简单,那些缅怀书信者都是有过书信经验的人,而在短信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人类,他们并无书信记忆,也不存在快与慢的情感对比。在这样一种时代语境中,他们还会怀念书信和那种仪式化的情感吗?
 
　　于是,最后的问题也就变得清晰起来:所谓书信的终结其实是一种古典性经验的终结,也是一种深度情感模式的终结。而在短信的蔓延中,我们体验到的却是一种叫做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经验的东西,它削平了深度模式,也把我们带入到一种轻盈的存在状态。这样的状态也许谈不上有多坏,但显然也不可能有多好。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我们会对它做出怎样的反应,我们都已成为了它的俘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很可能会长久地生活在这样一种高度敞开同时也高度禁闭的世界里:敞开的是信息的流通,禁闭的是心灵的歌哭。
　　
【注释】
　　①这里我主要是在广义的层面使用“短信文化”这一概念,所以它既包括手机短信,也包括电子邮件、QQ聊天、甚至还包括博客上的留言等。
　　②朱坤等:《那些逐渐消失的词语》,http://www.newssc.org/gb/Newssc/meiti/cjb/cfzk/userobject10ai1102500.html.
　　③钟慧:《十年间手写书信渐出局服务信函进家庭》,《文汇报》2001年1月31日。
　　④曾鹏宇:《手写书信越来越少 民间组织发起抢救家书活动》,《北京青年报》2005年4月18日。
　　⑤任悦、李琳:《90%的大中学生没写过信》,《中国妇女报》2005年7月6日。
　　⑥卢壮寅等:《电话交流虽然好书信通信不可少》,http://news.sohu.com/20041208/n223382426.shtml.
　　⑦资料来源:徐娅萍:《科技改变生活 历数五十年间春节拜年的变化》,《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2月15日;殷罗毕:《春节三大俗:春晚、短信、贺岁片》,《中华遗产》2007年第2期;时统宇:《手机短信火爆的文化基因》,《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10期;《春节全国手机短信发送量有望达140亿条》,http://news.sina.com.cn/c/2007-02-19/062912346747.shtml.
　　⑧张柠:《像蟑螂一样欢乐的短信息》,《南方都市报》2002年3月11日。
　　⑨参见龚玲:《寻呼业将消失 联通关闭30省寻呼业务》,原载《每日经济新闻》,http://www.pcpop.com/doc/0/178/178844.shtml.
　　⑩参见《网民导演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中国互联网“个人时代”的前夜来临》,http://it.sohu.com/s2007/cnnic20/.
　　B11参见李培林:《伊妹儿万岁》,《电脑技术-HELLO-IT》,2003年第5期。
　　B12B21[美]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孟广均等译,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36页。
　　B13其提速的时间分别是1997年4月1日,1998年10月1日,2000年10月21日,2001年10月21日,2004年4月18日,2007年4月18日。第一次提速,最高运行时速已达140公里;第六次提速,最高运行时速可达250公里。
　　B14[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B15《卡尔维诺文集·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57页。
　　B1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6页。
B17B27B36成方圆:《手写的青春》,《语文世界》2002年第4期。
　　B18此段文字出自刘学锴对此诗的赏析,见《唐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B19[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0页。
　　B20[加]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何道宽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页。
　　B22王一川:《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河北学刊》2005年第6期。
　　B23炜炜:《短信时代的爱情》,《福建文学》2004年第7期。
　　B24[日]今道友信:《关于爱》,徐培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B25魏宗凯:《二手短信可能削弱祝福分量》,原载《新闻晨报》,http://tech.sina.com.cn/t/2006-01-30/1208831620.shtml.
　　B26参见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7~202页。
B28弱水:《信》,http://www2.tianyablog.com/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Key=0&BlogID=13428&PostID=10869643.
　　B29陈振林:《怀念书信》,《新青年》2006年第10期。
　　B30B31 吴志翔:《书信往来成为古典事件 历史使命已经面临终结》,原载《中国青年》,http://culture.china.com/zh_cn/info/hot/11022810/20050222/12122250.html.
　　B32转引自[德]海德格尔:《诗·语言·思》,译者前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B33[奥]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林骧华译,见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
　　B34转引自[美]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3~64页。
　　B35缪克构:《消逝的书信》,http://www.why.com.cn/epublish/node4/node12052/node12061/userobject7ai96586.html.
　　B37韩少功:《山南水北》,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页。
　　B38B39[法]米兰·昆德拉:《慢》,马振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