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封家书不仅透露了在民国初创大背景下作者个人的心路历程，而且采用南京临时总统府的专用信笺、信封实寄，历经近一个世纪保存至今，殷殷亲情，溢满纸间。

【家书原文】
大哥以次如谭：
    旧历十月自东京归，为蜀军事往武昌与黎都督商议一切，句留黄冈，曾驰书报告，乱历之际，不识得达，□□□不知吾家尚在酆邑否，闻酆邑反正之际，亦曾受兵，不识吾家中受危险否，念切种种，隽自到东后，即投身革命党中，幸赖同胞奔走之劳，得有今日，隽虽归国，诚不敢独偷安逸，遽作归计，故复自汉返沪，适值各省代表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先生因约隽到宁，为司秘书，刀笔鞅掌，瞬过一月，不及作书告家，至为歉也。季弟近为蜀军书记，不久当与蜀军同归，隽则一时尚难讬身，但俟和议告成，南北两政为合并时，或可遂吾归家之愿耳，通信可寄“南京大总统府秘书处”，或“上海东百老汇路一百三十四号，蜀军交通部事务所转交”亦无不可。
    草此即问
    全家均安

                                       鸿隽上言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五日

大哥以次如谭：
    适得二月廿二日来书，欣悉全家无恙，快慰奚似。隽自归国以来，不接蜀中一字，乱离之际，倍切羁思，前月曾发一缄至酆，以兄等已迁，无由投递，又经寄回，兹仍付阅，以省重述。
    孙先生辞职之后，原欲袁慰逢君来宁受事，近因京、津小有变乱，袁君骤难南来，而统一政府不成，对内对外危险万状，故已放弃前议，许袁君在北京受职，望国务各员举定后仍来南京接受交代，虽此时都南都北尚未有定，据参议院前议则都南京，然以大势度之，恐终非都北不可耳。孙中山解职后，大概不理政务，意将游历内地各省，以广政见，后此，正式大总统此公或再有望，惟远近不知耳。
    隽迩日小住南京暂襄新政，原为义务心所驱使，异日袁君受事，决计不复问政事，仍当薄游东西，终吾旧业，后日但求于实业学问一途稍有贡献，他非所志，但恐一时学费无出，则拟仍返蜀中从事教育一、二年，以待机会而已。隽既欲归，兄等可不必来。四弟已从蜀军至宜，不久即当返渝，晤后自能面述一切。据四弟意，仍思复出效命笔墨，彼时若便，二哥亦可同行矣，川中近来当渐平靖，隽所以不能遽然舍去者，正为留此与川中诸公接应一切耳。余俟续布。即候
    均安

    鸿隽上言
中华民国元年三月九日

大哥以次如谭：
    前缄计达，四弟何时抵渝，此时已晤面否？念念。唐总理昨已抵沪，明后日可来宁。俟新内阁发表交待后，即可他往。隽意仍决计留学，故脱卸后，或暂留沪，或回川一行，尚未定尔。前日杨沧白先生电招回渝任某报主笔，隽亦辞不就也。隽自顾无才无学，非再留学数年，不敢与闻天下事。今兹数月则以一发千钧之际，形诚危急，故自忘其不能也。弟留学不愿再到日本，拟求一留美官费，若能到手，至少须有五年小别。有暇急思归川与兄等一晤，正为此尔，一、二周后恐已不在南京，赐缄请寄“上海东百老汇路百卅四号蜀军交通部”转交为幸。
    此问
均安

鸿隽拜言
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廿二日

【家书背景】
    任鸿隽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也试图走革命救国的道路，这三封发自南京临时总统府的家书就是真实的佐证。他在写给大哥等人的信中不仅汇报了自己投身革命的历程，而且对南北议和、孙中山让位等重大历史事件均有提及。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从最初的踌躇满志——“诚不敢独偷安逸”，到转而寄情于实业和学问——“决计不复问政事”，仅仅两三个月，其救国思想就发生了巨大转变。“乱离之际，倍切羁思”，殷殷亲情，溢满纸间。
    任鸿隽曾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党人。1908年初，他到日本东京留学，第二年就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的总部设在日本，由17个省市分会组成。任鸿隽加入的是四川分会，曾担任四川分会的书记和会长，与各省分会负责人共同参与总会事务。武昌起义成功后，他与其他很多青年志士一样，满怀报效祖国之心，毅然踏上归程，“最后乃抛弃一切书籍行李，挈小箱萧然上船，为归国投军之举，尤平生未有之乐事也。”
    当时，临时总统府的秘书长已经内定为胡汉民。胡汉民邀约一些曾在东京参加同盟会及为《民报》写文章的朋友到南京帮忙，主要有朱芾煌、黄复生、雷铁崖、吴玉章、杨铨、任鸿隽等。1911年旧历十月初，任鸿隽回到上海。此时，上海已经光复。不久，各省代表会议选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决定次年元旦在南京就职，成立临时总统府。元旦前一天，任鸿隽等人搭乘孙中山的花车到达南京。
    以上家书中反映的这段历史，任鸿隽本人在《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②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回忆。“记得那一天早晨大约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到上海车站，看见车站中人行道两面排列了沪军士兵，军队的每一枝枪上均插上一张五色小国旗（五色国旗是当时江、浙一带所采用的旗帜），大有目迷五色之感。孙中山先生的青天白日旗，竟一面也没有看见，不免感觉意外。”因为沿途城市都有地方官吏迎送，专车开行得很慢，到晚上七点左右才到达南京临时总统府。“我那日因乘了一天火车，感觉疲倦，到后吃了晚饭，和同来的几位朋友闲谈一阵之后，倒头便睡了。次日清早起来，才知道孙先生已在半夜里举行了就职典礼。”
    这天就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改用公历，1912年为民国元年。1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通过由孙中山提名的各部总长名单，组成临时政府。1月28日，又在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的基础上，成立了由38名议员组成的临时参议院，参议院随即通过了《南北和议条例》。
从2月5日的家书中可以看出，在临时总统府成立之后的一个月左右，秘书处工作甚为繁忙，以致于任鸿隽连给家里写信的时间都没有，像孙中山就职后颁布的《告前方将士文》、《咨参议会文》、《祭明孝陵文》等均出自他的手笔。据任鸿隽回忆，“秘书处的日常工作，除了偶然草拟些通告文件外，便是批答各方面来的公文函件。大约因为当时是民主政治开始时代，一般人的政治兴味很浓，因之上条陈提办法的信件实在不少。”当时任鸿隽等秘书处人员就住在总统府宿舍里，“每日三餐也就在秘书处套间内开膳，每桌大概是四碟四碗。食宿之外，每人还给了当时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30元。我个人拿了这30元，一无用处，大半都送给朋友了。”
     南北双方达成协议后，袁世凯惧怕到革命势力强大的南京受职，于是暗中指使北洋军在京、津地区发动一个小小的“兵变”，制造北方局势混乱假象，以此向孙中山发出了试探信号，达到受职于北京的目的。实际上，任鸿隽已经清晰地看出了袁世凯的伎俩，他在3月9日的家书中已经作出判断，“然以大事度之，恐终非都北不可尔”。并痛心疾首地下定决心，如果“异日袁君受事，决计不复问政事。”果然，3月10日，袁世凯就在北京宣布就职。
    眼前发生的一切，改变了任鸿隽当时的政治理想，以及对政治的看法，他决定到国外留学，将来再以所学报效国家，“于实业学问一途，稍有贡献，此我所志”。但是，学费却是一个问题。后来，他拟就一个呈文，以“将来国家储才备用”为由，得到总统批准。由于这个留学案后来归稽勋局办理，因此，这批学生又叫“稽勋生”，其中包括吴玉章、任鸿隽、杨铨、萧友梅、谭熙鸿、李骏、刘鞠可、黄芸苏等人。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孙中山批准的呈文中，偏偏没有任鸿隽的名字。任鸿隽大吃一惊，立刻去见胡汉民，探问理由。胡说：“我们希望任先生不要出去。”并说这是蔡元培的意思，此时，蔡元培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任鸿隽急忙去见蔡元培，蔡说：“此时民国新建，我们希望任先生在政治上、道德上多尽一点力，不必急于去求学。”当时，参议院也请任鸿隽去担任秘书长一职。但他去意已定，“余虽未能改变素志，而于诸先生盛意则颇感激”。
     其实，在3月9日与3月22日这两封家书之间，任鸿隽还有一封家书呈给二位兄长，可惜十余年前已经遗失了。在3月9日的家书中，任鸿隽已经谈到，“孙中山辞职以后，大概不理政务，意将游历内地各省以广政见”。据说，孙中山拟在卸任交接完毕以后，同任鸿隽等十余人乘船沿江而上，考察三峡后到重庆，建立同盟会第六分部。因此，任鸿隽在这封遗失的家书中告知在渝的二位兄长，请他们联络同盟会革命党人在重庆接应及安排。后来，由于袁世凯执意在北京受职，孙中山妥协，被迫于4月北上与袁世凯交接，此计划只好作罢。

家书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