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生命的最后10年，正是新中国建设艰难起步的时期。尽管播撒科学种子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但任鸿隽仍然在辛勤地耕耘，继续实践着他的科学救国梦想。

【家书原文】
三姊如晤：
    昨得二月一日来信，知道你们迁居四十五号（此居在何处，是池塘对岸的小房否？），仍与锡三等同住，甚慰。    我在上月廿七日曾寄上一缄（缄内有弟与书书小照），并由人民银行汇上拾万元。因未得姊处来信，信、款均交任家花园三十五号，不知现已收到否？如未收到，望来信示知，当向银行查问也。此间今冬寒冷特甚，现立春后已十余日，昨尚雨、雪不止。幸燃料不缺乏，室中一直生火，故一家三人全未生病，堪以告慰。此问
    近安

弟叔永上
弟媳附候
一九五三、二、十六

三姊如晤：
    本月十一日来信奉悉。我上月中曾到北京出席中央文教会议，顺便到天津看看锡光等。现刻人人都闹忙，且多病，锡光家里也正是如此。此间三弟妹病虽好些，但总未能完全复元。我和书书尚能勉强支持，小都、安安也按月有信来，可请释念。闻姊等香国寺的住宅可以发还，甚好甚好，唯不知何时可以解决，将来是否仍与锡三等同住，或者尚须出租一部分，否则维持亦甚不易也。去北京时曾在天坛柏树下照有一相，兹奉呈一枚，乞收存留念。此问
    近好

弟永上
一九五四、四、廿四

三姊如晤：
    四月九日来示奉悉，榨菜六包收到，谢谢。今年的榨菜似乎没有往年的好，菜老而干，吃时颇费牙力也。此次寄的已经吃不了，以后千万勿要再寄。因家中少人，到邮局取物甚为麻烦，以后即再寄来，亦拟不取矣。我们在本月底打算搬家，新屋的地址是“太原路63弄6号”。以后如来信，可寄新地址，但请不要寄挂号信，以为收信取信均添麻烦尔。小都安安均时有信来，小都在本年六月七日生一男孩，取名孙研。在外国养小孩也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没有用人，）将来如返国，更多一累赘矣。我们许久没有照相，兹将小都年初寄来的小照一张寄与你们看看。安安明如有，将来再寄。听说你的健康比去年更好，甚为高兴，我和三弟妹均有不及去年之感。锡畴信中所说，所谓皮相之于尔。匆匆不尽。
    此问
    近好

弟隽上
一九五六、四、廿二

【家书背景】

    以上三封家书均是解放初期任鸿隽和陈衡哲定居上海期间写给三姊的，反映了一些日常生活和连绵不断的亲情。为了解任鸿隽的晚年生活，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他在抗战前后的经历。
    1937年6月，任鸿隽离开了四川大学，重回中基会工作，不久就出国考察。次年10月应蔡元培院长之邀，出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后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主持战时院中日常事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基会成立“紧急委员会”，在重庆嘉陵江边的李子坝设立办事处，任鸿隽担任干事长，处理中基会的国内事务。抗战期间，庚款已停付，他只能用有限的原有基金开展工作。
    抗战胜利后，任鸿隽携全家居上海。1949年4月，上海一片混乱，很多知名人士都在设法经香港转到国外定居。正在这个时候，任鸿隽突然只身前往香港。
    在那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任鸿隽香港之行究竟做了些什么？史料上一直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后来的文献可以断定，任鸿隽此行，当与中基会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有关。
    资料显示，从1949年之后，中基会就在大陆停止了活动，转而开始在美国运作。到1972年9月，又转到台湾，成立了干事处，至今仍然存在。解放前夕，任鸿隽担任中基会的干事长并兼任会计，实际掌管着中基会。任鸿隽到香港，极有可能是按照中基会独立运作的宗旨，将中基会的工作交接了。
    与此同时，作为当时化工行业最大的民营企业——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董事长，任鸿隽在香港期间，有可能也处理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相关事宜。
    5月25—27日，上海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此时，任鸿隽已经回到上海，并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9月21—30日，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观礼。在当时许多知名人士（如胡适）都转到国外定居的情况下，任鸿隽之所以义无返顾地回国，与他的科学理想有关。任鸿隽一生倡导科学，既而提倡将科学作为一项国策，“国家任何事业，非待科学发展，皆难有预期之成效。如言国防，今日之飞机、原子弹、高空探测与海军潜艇，何一非科学之产物乎？如言经济，今日之工业制造，农业产品，有一不经科学之改进者乎？以言教育与社会事业，有不经科学之陶铸而能达到最高效率者乎？吾人今日言建立国防，发展经济与教育，而遗弃科学，是谓舍本逐末，不可得之数也。今日世界各国，无不以发展科学为立国条件之一，而在凡事落后之吾国，尤当以发展科学为吾国之生命线。”
    新中国建立之初，明确提出将科学作为国策，使任鸿隽大受鼓舞。他在纪念中国科学社三十五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民政府成立，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与教育”。又把“爱科学”与“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同等列为全体国民的公德。又专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与发明，普及科学知识”。这些都表示科学研究已不是少数人的兴趣事业而成了新政府的国策。
    继而，他满怀热情地阐述了“爱科学”的内涵：“人不能专靠面包而生活。当初步的物质生活需要满足之后，跟着来的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最显著的一例，是智识的爱好，而科学实为新智识与正确智识的来源。因此，既爱智识，即不得不爱科学了。”
    1952年，任鸿隽本欲编写一本中国科学史方面的书籍，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终止。出于对科学史的重视和爱好，他开始利用闲暇编译一些科学史资料方面的书籍。1954年，在任鸿隽的主持下，中国科学社在上海召开了成立40周年大会，同时还举办了“中国科学史料展览”，主要展出中国科学社及明复图书馆所藏的有关科学史料的重要书籍、历年出版物、珍藏百年以上的外文杂志等，以及搜求的上海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所藏珍贵古籍和科技文物数百件，展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以及40年来中国科学社对于中国科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关于科学技术史料的展览，颇受学术界重视。
    在人民政府的安排下，1956年任鸿隽搬到了位于太原路63弄6号的一栋别墅。任鸿隽和陈衡哲去世之前，一直居住在这里。
    任鸿隽的晚年，将其一生的事业，陆陆续续全部交给了政府：
    1951年春，中国科学社决定编发一本《科学》增刊号，以此来纪念具有悠久历史的《科学》杂志移交给“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任鸿隽为此撰写了《科学三十五年的回顾》一文，回顾了三十五年来创办《科学》的辛苦历程和该刊传播科学、促进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等方面的贡献。5月，以增刊号的发行而宣告《科学》易主。
     1952年2月15日，任鸿隽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董事长身份代表该社致函中国科学院，“我们为了争取政府的领导，配合国家的建设，需要走入到国家科学工作者队伍中去，好发挥我们更大的力量，我们无条件地向你院申请作为你院一个直属的化工研究所”。28日，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长会议议决：根据任鸿隽的请求，同意接管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
    1953年初，任鸿隽主持将《科学画报》移交给上海市科普协会。
    1954年，任鸿隽将其主持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所有标本、仪器及工作人员分别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生物、动物及植物三个研究所。
    1955年底，为了响应党中央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号召，他以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董事长身份，提议将中国科学社创办的该公司尽快争取公私合营。
    1956年2月初，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科学社决定将明复图书馆全部图书、馆舍设备、购书基金等捐献给国家。上海人民政府接受这一申请，并指派市文化局予以接收。
    当年秋，中国科学社在他的主持下，决定将所属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中的印刷厂合并给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科学出版社，人员和机器全部迁到北京。
    1957年初，任鸿隽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所属编辑部合并给上海科技出版社，仪器部分合并给上海量具工具厂。
    1959年，经理事会讨论，并得到全体社员同意，任鸿隽决定将中国科学社所有的现存房屋、财产（其中包括存款、公债、现金计83542.79元）、书籍、设备等，一并捐献给政府。不久，这个申请得到全国科协的批准，并指派上海市科协办理接收事宜。1960年5月4日，与上海市科协办妥一切移交事项，中国科学社宣告结束。
    从50年代开始，任鸿隽除了将自己掌握的事业逐步移交给政府相关部门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将西方科学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1950年9月，他编译的《大宇宙和小宇宙》一书出版，这是一部现代物理学浅说丛书。    1955年，他选译了两本科学方面的书籍，一是英国赫清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一百年的科学》，二是有关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方面的书籍。1956年3月，他编译的《最近百年化学之进展》一书出版，该书介绍了近一百年来的化学发展史迹及有关的化学基础知识。是年冬，他编译的《爱因斯坦与相对论》出版，较早地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介绍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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