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1937——1945，沦陷在日本殖民统治者手中整整八年。刺眼的军刀和太阳旗，这座沦陷的都市，在承受怎样的屈辱？姐弟之间的一封家书，跨越8年情思，诉说着怎样的内心感受？

左：姜淑章、姜淮章姐弟合影，1975.8.12摄于北京 右：姜淮章与大女儿合影，1950年摄于美国

【家书原文】
姐：
    现在仗打完了。报上载，说北平已经有我们的机关去办公了，已经是八年了，我离开家是八年，北平沦陷也是八年，以前写信什么话也不能说，以后可以随便说了。你这几年在日本鬼子的地方生活一定苦得很，我可惜不在国内，    不然一定回一次北平来看你，让我详细的写一点吧。
    我离家便去长沙上了半年课，便去昆明，是步行的，不过仍是很安适。在昆明从五月念到八月便算毕业了，便在清华农业研究所作事，一下便是六年。物质越过越苦，从离家之后便没有做过一套新西装，连衬衣都算得出买几件。在去年八月便开始办出国的手续，那时的确是苦到了家了，衣服差不多全是破旧的了。但是你知道我的破烂东西临走时卖了多少钱（等于北平的打鼓的）？卖了七千元，你便可以知道物价是个什么样子。十月十九日动身，是乘飞机到印度，在印等船四十天才航海，又是三十多天，今年一月七日到美国的西部上岸，只有几天便来学校上学了，一切都很好，请勿念。
    我以前告诉过你，我和一位姓沈的小姐好，这次是和她一起来的，她是去另外一个学校，暑假时她便来这里，以后便在一个学校念书了。再过些时候，我想结婚了，你说好不好？这几年的日子是苦的，不过总算还好，熬了几年，现在出来了。我在这里大致还得三年（方可以念完），若是经济可以有办法，我预备念了博士再回去。我现在是同时在学系里做事，每月有七十元，勉强够用，以后反正走着看，总可以有办法。美国的地方富，一切经营管理又得法，所以虽然打了几年仗，仍是一点都不苦。早就听说北平要吃豆饼，生活最后的一年更不知怎样了。算来是有一年没有接到你的消息了，我走时曾托好人替我把你信转来，但是也没见过，不知是不是你没有寄？你近来的生活如何？我非常希望知道。
    打完仗，别人一定可以有机会见到久别的人，但是我又在外国，不能来看你，你以后的计划怎样？仍旧在北平行医，还是到南方去？姐，我实在想象不出你的近况是怎样的，经济如何？业务如何？精神如何？身体如何？朋友的来往如何？舅母等仍在北平否？安姐结婚未？新哥有信否？七叔处是否一直有信？你要详详细细告我的！若是可以一直寄美国，便一直寄：（英文地址）。不然，便寄昆明大观路二四四号沈阶平（沈小姐的父亲）转或是昆明联大生物学系黄浙先生（我的老同学）转都可以。我再过三四个月便可以决定，也许可以汇给你些钱，不过用处一定不太大，因为东西一定贵极了。这信仍是请黄浙先生转的，以后若可以，直接寄我，便直接寄给你。再谈，祝好

弟弟上

    北平宣外大街五十四号姜淑章先生

【背景链接】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从此遁入日伪统治的八年黑夜。
    在沦陷区，多数民众生活在缺乏基本人权的困境中，随时而来的杀戮、强奸、抢劫，政治上的“贱民”地位，城市大量失业，无法保证基本需求的粮食配给制度，即使由豆饼、树皮、草根等54种东西制成的“混合面”也无法足量。1943年内，北平有时日均死亡三百人之多。日伪在农村实施保甲制度，农民随时面临着大量服役、摊派和被抓的惊恐。据调查，北平市民负担的税费项目分别有户别捐、特务捐、雇夫费、家具费、门牌捐、甲务费、联乡费、报纸费、木材砖费、地亩捐、大车捐、讨伐费、契约附加捐、并团费等。更多的还有敌伪的敲诈，强迫“送礼、慰劳”的负担。
    日本统治者滥发货币导致沦陷区物价飞涨，生活资源匮乏，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日伪用回收的法币到未沦陷区大量收购物资、外汇和金银，对中国人民进行第二层剥削。日本统治者还通过发行公债、强制储蓄等手段搜刮北平民众的大量资金，以支付军费开支。
    由此种种，人民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姜淑章和舅舅姜淮章失去了联系，这一别就是四十多年。这封泛黄的信是舅舅随清华大学南迁留学美国后托人辗转带回来的。当时抗战刚刚胜利，北平刚刚摆脱日伪长达8年的黑暗统治。
    外公外婆过世较早，只有他姐弟二人相互照应。七七事变前，姜淮章在北京清华大学上学。七七事变后，随着清华大学南迁至长沙，后又迁至昆明。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的农研所工作，后赴美留学，攻读博士，留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任昆虫系教授。母亲则在北京宣武区开了一家小诊所。兵荒马乱，姐弟异地，她的诊所经常遭到汉奸、特务的搔扰。虽然她自己有工作，但因为当时的人们生活很苦，看病出诊经常收不回诊费，再加上苛捐杂税非常多，她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在母亲28岁时，外公在山西被日本人害死，她一人赶赴山西为外公料理后事，其艰难和痛苦可想而知。
    母亲在50年代和60年代一直托人打听舅舅的消息，却一直没能联系上。随着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中美坚冰打破了，我母亲也终于等来了弟弟姜淮章要回国的消息。
    1975年舅舅随联合国粮农组织访华、讲学。那时我母亲已是身患重病，几乎不能说话，从那时起，她每天要坐在屋门口等待。直到她的弟弟出现在她的面前，姐弟二人相拥而泣。
    当时，舅舅用我们自制的木轮车推着我母亲，到位于菜市口的人民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不久，舅舅返回美国，我母亲就躺倒了，再也没能起来，同年11月去世，但她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夙愿。
    舅舅在美国任教时，曾担任国际玉米螟研究协作组主席长达14年，直至退休。
    国际玉米螟协作组是由玉米螟专家和玉米育种专家组成的国际学术组织，成立于1969年，先后有美国、加拿大、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前苏联以及中国等15个成员国组成。
    舅舅担任主席时，表示希望由中国作为东道国主持一届会议。他的提议，在第13届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决定第14届会议在中国召开。
    舅舅虽然在美国任教，却非常关心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为自己的祖国多做一点事情。他多次随学术团体访华，到各地大学讲学，办展览会，出版过多部学术作品，为昆虫学界作出了贡献。
    2005年3月，舅舅在纽约去世，享年90岁。

家书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