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候派赴美留学期间，任鸿隽利用袁世凯近臣朱芾煌的日记，改写成长文《共和国建设别记》，在报上连载，将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的过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家书原文】
季弟鉴：
    前日一缄并致杨先生一书，计均收到。同盟会本部事部署略就，即被国务院秘书长魏君强邀入国务院襄理文书，专司编撰国务会议纪录。兄北来之意首在候派留学，留学未行以前，则拟尽力言论界，兹魏君所嘱职事，正足访得确实，政闻亦与初意不悖，故暂允之。唯北京同志所办之报虽多，皆共于能文者少，故皆无甚价值，铁桥日望弟来主民意事，盖为此也。
    新中华近状如何，望寄一份与同盟会本部（北京内城兵部中街）。兄每日访函，已嘱民意报杨君照抄一份寄与新中华，前电薪金三十元，可即交杨君，恐无薪彼不愿久尽义务也。阅弟致李伯申函所责调停之说极是，前者屡当发电，兄亦力持此说，然遥隔数千里，真实情形了无所知，不能有所建白固宜。
    近日袁总统有派朱芾煌君回川，专任调查之意，不久当可成行。朱君回川自可与乡人诸友筹一定见，庶几，中央有所举措亦不至乖于时势，以召他变，大局安危胥视此举，望弟转达渝中同人为之指导辅助，至安至祷。来函有日，在刀锯斧钺之下，语共和之下，言论自由何至有此现象？今日持言论之枢者，自以循循善诱引人入胜为要义，勿傲，勿任意气，令两败俱伤则保全多矣。
    大哥、二哥近作何事，本拟与朱君同归，而同侪多不赞成，以中央不可无人一通声气，何日乃得相见，思之益复惘惘耳。
    专此即问
    今安均好
    同好诸君并候 

兄隽 白
五月廿五日

【家书背景】

    留学一事虽然确定，但具体什么时候出国，任鸿隽并不知道。
    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前，唐绍仪以第一任国务总理的身份，率领一班秘书到南京接收了政府机关。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的工作人员仍可以北上继续作官。任鸿隽亦搭乘唐绍仪包的一艘招商轮船，经上海到天津，准备到北京一边观光，一边等待留学具体时间的确定。
    此时的国务院秘书长是魏宸组，他同时兼任临时政府的外交次长。在京期间，任鸿隽与其同住一个寝室，彼此相当熟悉。因候派留学仍需时日，且“以中央不可无人一通声气”故，任鸿隽答应了魏宸组的力邀，到新成立的国务院做秘书，并列席最高国务会议，担任记录。当时的国务院，是南北统一以后第一任责任内阁。
    两个月后，由于国务院与总统府争权，唐绍仪被迫提出辞职，内阁成员也同时辞职，包括秘书长魏宸组。于是，任鸿隽又受天津《民意报》总经理赵铁樵的邀请，出任《民意报》总编辑，“尽力言论界”。家书中所提到的杨君，即任鸿隽的老朋友杨杏佛，时任《民意报》驻京记者，任鸿隽每天与他通信或电话一次。
    任鸿隽主持《民意报》以后，特别注重报纸的言论，每天都要发一篇以上社论，以及一两个时事短评。这项相当繁重的工作，在当时报社执笔人不多的情况下，往往由他亲自操刀。每天赶稿子，常常要到午夜以后，星期天也难得休息。
    这期间，任鸿隽在报上发表连载长文《共和国建设别记》，让袁世凯忍无可忍，文章发到一半，就设法让法租界当局将报纸停刊。一个多月后才得以复刊。
    这篇文章，是根据任鸿隽的好友朱芾煌的日记改写的。武昌起义后，朱芾煌从东京归国，曾只身到河南彰德游说袁世凯出山。根据任鸿隽二哥任鸿泽1913年的一本“自由日记”记载，朱芾煌准备离开中国时，曾邀请任鸿泽到其老家重庆万州作临行前的一些交代，谈到初见袁世凯时的情形：在袁世凯寓所旁一个小池塘，袁身着布衣，头戴斗笠，正专心致志地钓鱼。
    当时袁世凯虽未问政，但其野心一直未泯灭，他正要与革命党人通声气，因此，革命党人朱芾煌的来访，正中袁的下怀，因此袁非常信任他。后来在满人负固期间，朱芾煌帮袁设法铲除了良弼；南北议和期间，他又替袁通声气，要求南方选举他做临时总统；袁世凯任总统后，即任命朱芾煌为总统府秘书长。这些内幕，都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载。南北统一后，看到袁世凯的卑劣伎俩，并非他当时请袁出山之初衷，作为一个革命党人的朱芾煌自感对不起革命，于是将日记本委托任鸿隽保存，然后回老家料理一切以后，遂潜往日本做寓公去了。任鸿隽想，保存不如发表，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用了《共和国建设别记》这个题目，在《民意报》上连载。
    上面的这封家书是任鸿隽居京期间写给四弟任鸿年的。任鸿年是一个邹容式的革命者，投井自杀时，年仅24岁。
    1911年4月，同盟会发动广州起义，当时尚在日本的任鸿年极表赞成，并典当衣物捐助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立即回国参加斗争。后由于四川发生争路风潮，端方带兵入川，形成官民相持的局面。于是，任鸿隽、任鸿年等在沪的    川中革命党人，商议组织蜀军，准备入川奔赴国难，推举熊克武为统帅。后来，任鸿年曾出任蜀军书记。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鸿年亦随兄出任临时政府秘书。当年3月随蜀军返回重庆，任《新中华》报主笔。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买凶刺杀了革命党人宋教仁，用铁血手段扑灭民主力量。任鸿年见“政府之无状”，在去天津《民意报》任职途中，折回杭州西湖古烟霞洞，“意有所隐也”。后惊闻袁世凯复辟，见革命成果被断送，在杭州翁家山“老龙井”边留下一封绝命书后，愤而投井自杀。绝命书的结尾悲叹道：“呜呼，天之生我，逢此不辰，上不足方屈子沉江，下不足比鲁连蹈海。余死时年二十四，少于前者，躬遇祸乱之将更长久，此则天地之不仁也！”
    任鸿年投井后，全国一些报刊出版了“号外”，以示哀悼。其中有几家报纸的“号外”所用材质特殊，如有一种为一尺五见方的白色麻纱方巾，字为蓝色，并配以图案。可惜这些特殊的“号外”，在“文革”中都遗失了。任鸿泽的“自由日记”上有记载，任鸿年投井第二日早被当地乡民发现，后由任鸿泽、吴玉章、雷铁崖等将其遗体安葬于西湖边白云庵内，其碑文为雷铁崖所撰，碑碣为章太炎所书。
    在任鸿隽的一册手抄本中，抄录了大哥任鸿熙《哭季弟周年纪念并序一文》，其中有 “李协和数派人来求是方略”之说，文后说任鸿年“投井之昨夜犹著‘最近之四川’一章，以竭心血”。

家书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