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

在《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出版座谈会的发言（题目为本网所加）

（2007年9月22日于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

    我最开始是八十年代研究科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就开始研究科学论战士，当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任鸿隽，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他们那一批人都很了不起，但对于我们来说完全不知道，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研究胡适、陈衡哲这一批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了。所幸的是，这一段历史记忆已经开始恢复了，现在像胡适啊、丁文江啊已经成为一个热点，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感到十分欣慰。
    我个人对任鸿隽先生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入的，起初我主要研究他的思想史、科学思想和科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他的科学观点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后来我发现，对一个人的认识是和我自己对事物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从任鸿隽先生的文章和观点中发现，他特别强调民间社会的作用，尤其是他提出了文明的标准。我觉得，在那个年代那个社会能提出社会文明的标准真是很了不起的，他认为，文明社会的标准不是军队多么强大，国力多么强大，而是看它的文化是否高，尤其社会组织是否完备，我特别赞赏这一点。那个时候他就认识到，民间社会是很重要的。对一个国家来说，民间社会是否发达，有没有民间社会，是否把它提到文明的一个标准，十分重要。如果没有民间社会，一切都被国家所垄断，没有民间社会，国家再强大，它也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比如说纳粹时期的德国，它没有任何民间社会，一切都被纳粹党所控制，但是它的科学工业非常发达，甚至在二战之前，它的人民生活水平也飞速提高，但不能说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其实任鸿隽先生在20世纪一十年代就提出了这个观点，非常了不起。另外他在科学社年会上讲，科学就是一个文明素质，而且居然能够使科学社的工作存在那么长时间，一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把民间社会取消。
    那么我觉得，我们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民间社会在一点一点地开始重建，各种机构、民间组织开始多了起来，但是至今还没有轮廓，比如说像中国科学社这样的组织还没有。我们现在有些协会，很多重要的协会，比如说像作协、科协，实际上是一个党政机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机构，它是有行政级别的国家事业单位，有级别地享受部长、局长的待遇，但是比从前还是有进步。比如说我们讲到商务印书馆，曾经就是民间的出版社，可是直到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民间的出版社。但我觉得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肯定会走到这一步，中国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文明。有没有文明，文明程度的高低，还就是按照任先生说的有没有民间社会组织，它是否发达，民间出版社是否允许办等，像雨后春笋一样。
    另外，我想谈谈家书。我现在重点在搞历史记忆，我觉得家书里反映出很多很多的东西、老百姓的生活。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从精英史观讲到百姓生活的历史，我觉得百姓生活的历史从前是不被记忆的，人民怎么吃穿用，没有记录。人们只是讲到某一个王朝、某一个朝代、某一个政权，做的什么工程多么伟大，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人们怎么生活没有记录，只好从日记啊、书信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我看到陈衡哲在六十年代的家书，谈到的就是在广东买不到月饼啊，包括上海，鸡蛋也要凭计划供应啊，买不到这些她也很着急。我觉得这些曾经不被记忆的事实就是人民的真实生活。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张丁先生搞民间家书是很有意义的。那么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我们家的那些书信统统都烧毁了，因为保存这些书信是很危险的，下一代人恐怕想不到，保存这些东西居然要冒着生命危险，所以我觉得家书后面的故事，他是怎么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我觉得历史要告诉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