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雷颐为《任鸿隽陈衡哲家书》作序，序言全文如下：

任鸿隽的今日意义

                                   （代 序）

 当今中国大概无人不知“科学”，“科学”被赋予“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地位，并且成为强国兴国的纲领性举措之一，其地位不可谓不高。但现在，有多少人知道为了在中国传播科学、使科学在中国扎根而筚路蓝缕、厥功至伟的任鸿隽先生呢？我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现代科学思潮、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时，才知道、了解了任鸿隽这位二三十年代科学、教育界的重要人物和他的伟业。钦佩之余，不禁感叹历史的健忘。因此，在尘封数十年后，《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几年前的出版和此刻将他的家书付梓，不仅标志着历史记忆的“恢复”，而且有着不容低估的当下意义。

 任鸿隽（字永叔）1886年出生在四川垫江一个小小的官吏之家，年幼即入家馆受学，不久就转入正在兴起的新式师范学堂。毕业后，他一度在家乡的小学、中学教书。但好学敏思的任氏很快就不满四川的闭塞，放弃教职，顺江而下到上海的中国公学重新求学。

 一到反清革命氛围甚浓的中国公学，任鸿隽就剪去辫子，并于1908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期间，他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为了反清武装革命的需要，他考进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预科研习制造炸药。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立即回国，在孙中山任总统的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为孙中山起草过《告前方将士文》、《咨参议会文》、《祭明孝陵文》等。由于总统之位迅即为袁世凯所得，任鸿隽等一干青年不愿为袁所用，认为投身教育是救国的根本之方，于是向孙中山提出到欧美求学。

 1912年岁末，时已26岁的任鸿隽经孙中山批准，作为对辛亥革命有贡献的首批“稽勋生”怀着寻求救国之方的理想赴美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又相继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学习，最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化学硕士，与当年上海公学的胡适同校。

 在美期间，他与同在美国留学、有“一代才女”之称的陈衡哲相识相恋，最终于1920年回国后与陈结婚，而他的老友、在家遵从母命已与人定婚的胡适对陈也有一分深深的情愫。“发乎情，止乎礼”，任、陈在定婚的当夜邀胡适一同用餐，胡适写下了《我们三个朋友》一诗，表达对他们的祝贺及三人间的友谊。“我们三个朋友”遂成一段友情、爱情的佳话。

 在国际形势分外紧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前的一个夏夜，一直关心国事的任鸿隽与其他几个中国留学生不能不思考、讨论在这紧急关头他们这些海外学子能做一点什么为国效力。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因此决定办一个专门向国人宣传科学的杂志。1915年元月，由任鸿隽为主要发起人、大家集资创办的《科学》杂志在上海创刊；这年10月，他们在美国成立了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任鸿隽被选为第一届董事会会长（中国科学社社长）。而后，他又先后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工程系就读，获化学硕士学位。1918年秋，他离美归国，中国科学社也移回中国，此后他便倾全力于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教育事业。

 回国后他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1949年9月，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在北平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过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于1961年秋去世。

 在《科学》第一卷第一期的例言中，他们说明了自己付出巨大精力创办《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的初衷：“一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同人方在求学时代，发明创造，虽病未能；转输贩运，未遑多让……他日学问进步，蔚为发表新知创作之机关，是同人之所希望者也。”1920年在学社第五次年会和庆祝社所和图书馆成立的开会词中，任鸿隽明确说道：“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现代科学的发达与应用，已经将人类的生活、思想、行为、愿望，开了一个新局面。一国之内，若无科学研究，可算是知识不完全；若无科学的组织，可算是社会组织不完全。有了这两种不完全的现象，那末，社会生活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科学社的组织，是要就这两方面弥补缺陷。”

 作为私人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经费完全自筹，会员会费无疑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在筹款、经营和组织管理方面，任鸿隽表现出了杰出的行政才能。他深谙中国国情，与学界、商界、政界的重要人物广泛接触，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捐助。在任鸿隽的苦心经营下，中国科学社蒸蒸日上，规模越来越大，活动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科学》月刊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停刊止，共出刊32卷近四百多期。为了进一步普及科学，中国科学社又于1933年创办了《科学画报》，先是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发行量曾达2万以上，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他们还刊印了多部论文专刊，出版了“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丛”这两套影响深远的丛书。在上海和南京创办图书馆，收藏大量中外文科学图书、杂志和学报供公众阅读，其中不乏珍品。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京成立了生物研究所，为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关之一，更是国内私人团体设立研究所之嚆矢，意义重大，当然也困难重重，“此研究所成立之始，研究员皆无薪给，常年经费不过数百元。”他们深知科学术语的准确应用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在科学社成立之初就将编订科学名词列为该社重要事业之一，早在1916年就在《科学》杂志进行了名词讨论；1934年国民政府成立国立编译馆，由国家统一译名工作，但相当一部分是以科学社已有的工作为基础的。在这几十年间，中国科学社还举办多次科学展览，举行科学报告会，设立奖金鼓励青年科学家研究著述，参加大学、中学的科学教育，组织中国科学家参加国际会议，为各界提供科学咨询，创办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推进科技图书和仪器制造业的发展……

 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一个民间私人学术团体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至为不易。这也说明，“民间”、“社会”的力量何其伟大！

1949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变。这的确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权更替而是社会结构、社会性质的根本性变化。新的社会结构以国家所有制为核心，进行社会改造。在一切资源都为国家掌握的社会结构下，作为民间私人团体的中国科学社，自然也要被改造。1951年，已有35年历史的《科学》杂志停刊；1953年初，《科学画报》由上海市科普协会接办；1954年，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所有标本、仪器及工作人员分别移交、调往中科院有关研究所；1956年春，科学社的图书馆全部图书、馆舍设备和购书基金交给国家；1956年秋，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的印刷厂合并于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编辑部合并到上海科技出版社，仪器部分则合并于上海量具工具制造厂；1959年，在“大跃进”“总路线”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中国科学社的所有房屋、图书、设备和8万余元的款项全部上交国家。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社会”重新开始产生，国家与社会间的界分开始显现。因为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而且是人际关系、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即从“伦理型”转为“契约型”。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开始减弱，个人自由不断增大，公民自主性得到提升，公民组织或曰非政府组织（NGO）开始兴起。市民社会兴起的重要问题是重新确定国家的行动边界，厘清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意义最为重大的变化。

 所谓“社会”，是指相对国家、政府、官方而言，独立于国家但合法且受法律保护的私人领域、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非官方的公共领域、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这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现代市民社会是从西欧近代市民社会产生、发展而来的，现代市民社会可说是一种“自由人的协会”，具有平等性、多元性、开放性和公开性，强调法律对社会独立性的保障。大致地说，现代市民社会划定了国家行动的边界，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不受国家侵犯。另一方面，市民社会通过各种民间组织为公民参与国家和各种公共事务提供了较为畅通的渠道。总之，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是相对而又互补的关系，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国家的权威因种种原因衰弱时，这一点尤为明显。一旦出现某种程度的“政府失效”，发达的市民社会便会立即进行“自组织”，维持稳定，减少振荡，而国家也较易控制局面。也就是说，当国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时，社会可以作为另一种资源配置体制弥补国家的不足或失误。相反，市民社会萎缩，即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缺少中介社会组织，国家直接面对民众，社会实际最不稳定。一旦发生某种变化，即会引起社会的大动荡，局面自然难以收拾。事实证明，由千千万万、形形色色的各种民间团体、实体、协会、组织等组成的“市民社会”，是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基础，是国家与大众间的联系中介、沟通管道和减少碰撞的缓冲器，是维持社会稳定的“稳压器”，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国家”与“社会”，应是一种既互相制衡又良性互动的关系，

 历经种种剧变后，使人更感到任鸿隽先生在近90年前提出的不以武力强弱而以人民文化程度、社会组织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衡量国家文明程度的三条标准的确深有道理。其中人民文化程度和生活水平这两条标准当时已为许多人公认，而把社会组织是否完备也作为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准之一，则凸显出他超越时代的洞见。

                                  雷　颐

                              200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