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稿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秘书长 张丁／文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顾问、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学家、教育家龚育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6月12日9时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6月12日早上，我给龚育之先生家里打电话，本想征求龚老意见，请他担任正在编写的民间家书第四辑《抗战家书》编委会顾问，但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9点30分左右, 我拨通了龚老夫人孙小礼老师的手机，我第一句话是：“龚老身体怎么样？”，“走了！”孙老师疲惫而低沉地回答我。“走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问：“什么时候？”“9点，刚刚走的。”竟然那么巧，我在第一时间得知了龚老去世的消息，当时距龚老辞世仅仅半个小时，孙老师正在医院。我接着问：“龚老有80岁吗？”，“没有，78。”太可惜了！我赶紧安慰孙老师“多多保重身体！”后，立即挂断了电话，禁不住扼腕叹息：我国又少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党史学者、文化大家。
    我与龚老有过一面之交。去年6月中旬，民间家书第二辑《红色家书》出版，拟于6月27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首发式。6月21日下午，我携带还散发着墨香的《红色家书》，代表家书组委会前往万寿路龚老的寓所拜访，希望龚老能够出席首发式。当时龚老刚刚出院，身体较为虚弱，但气色还好。我简单给他介绍了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的有关情况，又呈上《红色家书》，龚老快速翻了翻，对项目和图书均表示肯定，说自己身体太弱，不能外出，首发式就不参加了，但民间家书是一笔巨大的资源，对于研究历史和中国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同时还对自己的许多有价值的家书没能保存下来深表遗憾。
    当听说组委会正在编写民间家书第二辑《任鸿隽陈衡哲家书》时，龚老马上叫来了夫人孙小礼，并给我介绍：她是北大研究科学史的，任鸿隽正是她研究的对象。孙老师还取出了樊洪业等编写的《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说她正在研究任鸿隽，希望家书早日出版。我表示，《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出版后，一定送来请她指正。
    最后，应我的要求，龚老欣然同意担任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顾问。家书事业还有许多事情需要龚老的指导和帮助，而他却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从最近几天人们的悼念文字上我才知道，近一年来龚老的身体一直不好，时常住院，孙老师也是一直守护在身边。我后悔没有早点去医院看望龚老，再次聆听他对家书项目的教导。龚老走了，我们还要坚守家书阵地，用不断取得的成绩来告慰这位伟大的学者。
    龚老，您安息吧！
                                       2007年6月27日

                 龚育之
      于光远/文 《财经》杂志 /总188期   [2007-06-25]

    龚育之是去年7月份因心脏病住进北京医院的。一个多月后，我因为脑血栓也住进了北京医院。由于我行动不方便，他便多次来病房看望我，聊些彼此都关心的问题。后来他出院了，但不久又患肺炎住了进来，旧病添新疾。今年以来，龚育之的病情时缓时重，听说几次报病危。他的夫人孙小礼一直守护在身边，因为知道我关心着老龚的病，也时常抽空来病房看望我。从她那里我知道，龚育之与病魔搏斗得很顽强，始终保持着健康的情绪，每当感觉好一些的时候，就口授文章，让小礼记下来。可以说他一直在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终结。
    虽然这些日子对老龚离开这世界，我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我仍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毕竟只有78岁，不该这样早就离开我们。他还有许多想做的事情、想搞的研究、想写的文章没有来得及完成。
    最初认识老龚是在1950年，那时我在中宣部负责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到清华大学开座谈会，了解大学生学理论的情况。他那时担任理学院支部的宣传委员，彼此就认识了。1952年，他来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我们又成了同事。屈指算来，从那之后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尽管我比龚育之年长许多，但二人之间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我们先后都毕业于清华大学，我是物理系，他是化学系；我们都是在清华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都在中宣部科学处，从事党的科技政策研究和科技管理方面的工作。
    在中宣部，我们还共同做过一项工作，就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1956年我们一起参加制定自然辩证法十二年研究规划草案的工作。按照这个规划，在中科院哲学所组建了自然辩证法组，我兼组长，他先后兼任学术秘书、副组长，参加这个组的还有陈步、许良英、赵中立、何成钧、林万和等；当年我们还一同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老龚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还结集出版了《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影响很大。60年代，《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登了日本坂田昌一教授《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兴趣。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找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谈到坂田的文章。老龚参加了那次谈话，还做了详细记录，流传很广。8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他的住所，又把周培源和我找去，专门谈坂田文章，谈哲学问题。60年代开始，我们还一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招收自然辩证法研究生。
    “文革”中，“最高指示”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部长陆定一是“大阎王”，副部长周扬等是“二阎王”、“三阎王”……我是处长，成了“大判官”；龚育之只是干事，也成了“小判官”，因为他参与过“二月提纲”的事情。开批斗我的大会，老龚成了“陪斗”。被打倒以后，我们都进了“牛棚”，关在北京市委党校。后来，又一起下放到宁夏贺兰中宣部“五七”干校劳动，从“棚友”变成了“校友”。
    1975年，我在邓小平领导的国务院政研室工作，龚育之被从教育部借调过来，我们又一起共事。那年，**、李昌等主持起草整顿科技工作的文件《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我和老龚先后参加了修改。不久，邓小平领导的整顿遭到挫折。“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那个文件被指责为“三株大毒草”之一。
    “文革”结束后，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龚到毛著编委会办公室。虽然不在一起共事了，但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对我国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我们还多次一起参与一些文件的起草、修改或讨论。起草历史决议，他是主力之一，我参与过讨论和提意见。起草十二大报告，我们还在玉泉山一起讨论过稿子。起草精神文明决议、十三大报告，他还是主力之一，我也参与过一点工作。
    我们的研究方向在许多方面也是共同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党史等等，因此彼此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我们共同创建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我和他先后担任过会长。80年代以来，他虽然担任了繁重的编辑党的文献和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务，但是仍然关注和热心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工作。
    多年的交往，使我和龚育之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友谊。每年中宣部原科学处的同事们聚会，他都热心参与。在朋友们为我举办的学术活动研讨会上，他不仅亲临会场，而且非常认真地准备发言。近年来，我开始写些党史方面的回忆著作，完成后都要给龚育之看，他也总会作出些评论。他说：“如果说《文革中的我》还应该算是一本涉及党史的个人自述，那么，《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一部党史方面的史论专著，而《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和《我忆邓小平》就是带有个人回忆色彩的党史方面的史实专著了。”龚育之认为，在党史研究方面，能发表一些结合个人经历的著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是党史方面的专家，能够得到他的肯定对我也是一种鼓励。
2001年，龚育之送给我“不背初衷，与时俱进”八个字。按照他的解释，就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管经历了多少复杂和曲折，都不背离最初的理想、追求和信念；同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是一个盲目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者、抱残守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应是在历史的实践中不断反思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开拓未来中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觉得这既是对我的一种肯定，也体现了他本人的精神境界与追求。
    在我的心目中，龚育之是一个好学勤思、知识渊博的人，他不仅具备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功底，在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写过许多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他还是一个思维敏捷、治学严谨、才华横溢的人，是党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曾参与起草和修改了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以及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为党的许多重大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我们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又是一个不知疲倦、忘我奉献，一贯做事认真周到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承担了比别人更多的工作，也为这个国家和党，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和心血。
    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太累了，太需要休息了，所以才走得这么早。如今他安息了，却留给我们——他的老朋友们无尽的思念。在前年我90岁生日的一个聚会上，龚育之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文章，概括了我在过去70年间所做的一些主要工作。后来，这篇文章以《我认识的于光远》为题发表在2005年第10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在文章的末尾，龚育之以四句话表达了对我的祝愿：“人生九十古今稀，学贯两科今更奇，不背初衷坚信念，与时俱进奔期颐。”还说“人生百岁，叫做期颐。我们希望：十年之后，再来共同祝贺于光远同志百年大寿”。
    老龚这么写，意思是祝愿我活得更长一点。言犹在耳，余音绕梁，没想到他反而比我走得更早。想起这些来，我心里就很是难过和悲痛。
    《财经》杂志希望我能够写一篇缅怀龚育之的文章。我想，尽管老龚的主要研究领域并不在经济理论和财经问题方面，但他对我国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所做的工作和贡献、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创造性地研究理论和历史的科学精神，的确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我在病中，不能详尽回顾我们的交往和友谊，写下这样一些简短的文字，也许是寄托对他的哀思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2007年6月18日■

      龚育之小传

    龚育之，1929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原籍长沙；1948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软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长、中央党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等职，被誉为“走入中南海的智囊人物”。
    龚育之是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和相关学科的奠基人之一，1953年开始发表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文章；1956年协助于光远主持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中的《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研究规划草案》；1955年确定“控制论”一词的汉译名称；1957年合译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代表作《控制论》；1961年出版新中国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第一部论文集《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
    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技哲学研究室前身）成立后，龚育之成为兼职研究人员，1962年起兼任副组长。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找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龚育之与吴江等人一起参加了谈话。
    1984年，龚育之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二批自然辩证法专业博士生导师，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在北大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研究生；1991年起，在北京大学招收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997年起，在中央党校招收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研究生。
    龚育之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科学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与政策的研究；曾参与《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工作，参与中共“十一大”至“十五大”文件的起草工作。
    他在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主要著作有：《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1961年第一版、1978年增订版）、《科学哲学社会》（1987年）、《自然辩证法在中国》（1996年）、《龚育之文存》（三卷，2000年）、《科学的力量》（2001年，合著）。

                 龚育之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学家、教育家，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龚育之同志遗体告别仪式，6月21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首都各界千余人怀着沉痛的心情，向龚育之同志作最后的告别。
    龚育之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6月12日9时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和有关部门送了花圈。
    龚育之病重期间，曾庆红到医院看望并表示亲切慰问。
    龚育之逝世以后，李长春到龚育之家中看望亲属，对龚育之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上午9时许，庄严肃穆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第一告别室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龚育之同志”，横幅下方是龚育之的遗像。 龚育之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李长春、刘云山、李瑞环、陈至立、刘延东、徐匡迪、王汉斌、彭珮云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龚育之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龚育之遗体三鞠躬，作最后送别，并与他的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龚育之病重期间和逝世后，王兆国、回良玉、吴仪、张立昌、张德江、周永康、贺国强、曹刚川、曾培炎、王刚、万里、乔石、朱镕基、宋平、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何勇、丁石孙、盛华仁、路甬祥、韩启德、唐家璇、华建敏和张劲夫、丁关根、周光召、陈锦华、邓力群等也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龚育之原籍湖南长沙，194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9月至1966年6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文革”期间受到错误批判和冲击。1973年10月至1976年10月在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工作，期间借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毛泽东选集材料组的工作。1980年1月后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1988年3月至1991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994年3月至1999年3月，龚育之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分管理论工作，兼任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和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为推进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学习和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为党校的教学改革和教学新布局的建立、新教材的建设、科研工作的规划和实施以及党校的学科建设，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1995年6月至1999年3月，龚育之兼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他倾注心血推进中共党史的研究、宣传、教育和资料征集工作。
    龚育之是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他曾兼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常委兼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他是中央党校教授、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根据龚育之生前的意愿，家属捐献了他的角膜和遗体。他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他挚爱的党、祖国和人民。他的逝世，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党校教育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

             龚育之：道德文章启后昆
            2007-06-23光明日报  记者  倪迅

    一位理论家能惠及多少人?
    终年78岁的龚育之为我们提供了感人的答案。
    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学家、教育家一生追求真理,他留下的道德文章启迪着无数后人。
    6月21日,清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内外。近2000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有著名的两院院士和哲学社科界专家学者,有年轻有为的后生学子。
他们共同的心愿是看他最后一眼,送他最后一程。
    紫色封面的龚育之生平上,满头银发的龚育之微笑着,仍是那样睿智,那样慈祥,那样谦和。阅读着他写于1986年的人生格言——“人生要有追求。我追求科学,追求革命。科学是革命的力量,革命要根据于科学。”不少人止不住流泪,一些人失声痛哭。
    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挚爱的党、祖国和人民。根据他生前的意愿,家属捐赠了他的角膜和遗体。
    一位送行者说:“他无愧于覆盖在身上的这面党旗。”
    龚育之涉足的领域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还有自然科学,他为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和自然辩证法事业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因此,6月21日为龚育之送行的人,横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界。
    记者采访到的人说起龚育之,无不钦佩他的出众才华,无不称赞他的崇高情操、学识人品、思想贡献。
灵堂大门两端,悬挂着著名理论家郑必坚手书的挽联:“半世纪益友良师,一朝永诀,音容宛在,哀思长留心底。三十年伟业共襄,而今难再,文运绵长,情寄流水高山。”
    郑必坚说:“我和育之同志相识相交,已过半个世纪。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近三十年中,我又和他戮力同心,积极参加了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还有《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工作。现在回想起和育之同志共同工作战斗的日日夜夜,他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他对新时期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所作的贡献,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的研究所作的重要贡献,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自然辩证法研究所作的重要贡献,还有他的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坚苦精深的治学态度和功夫,都将长存,都将发生长远的积极影响。”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何祚庥最后来看一眼相交60年的老朋友:“我比他年长,他却先我而去。我俩当年在清华一起读书,是同学;一起搞学运,我是学生党支部书记,他是副书记,是战友;后来一起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是同事。他从年轻时就显示出过人的才华,二十几岁时就对党的科技工作决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视龚育之为自己尊敬的师友。他讲起,前不久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议上,主持会议的一位领导动情地说:“老龚因病住院,但是他还在病中审读了今天要审议的书稿,并送来了书面审读意见。”李君如说,我听见这话,两眼发潮。因为,我不久前刚去看望过老龚。他这次发病不同寻常,是肾功能衰竭并发心梗,相当严重,而我们当天审议的高校公共课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书稿有30多万字,读完它尚且不容易,还要写出审读意见,更不容易。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党的教育事业,多么操心和尽力,多么认真和负责!
    龚育之1948年就读清华大学化学系,有良好的自然科学基础。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石元春说,龚育之对科学家很尊重。他生前和我们经常一起探讨农业发展规律和农业理论,有很好的见解。他理论造诣很深,研究问题从不以势压人。中国科协原副主席、沙漠生态学专家杨恕说:“他为人随和,很多问题我们愿意问他。他的解释和回答使人信服,总是加深了我们对党的政策的理解。记得那时,科协每年组织科学家到偏远的地方休假,我们知道育之同志很忙,但都希望他能和大家一起去。无论是在散步,还是坐在车里,他都可以让我们在不经意间了解党的历史,深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他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又有自然科学的功底,所以他的讲述很为科学家们接受。每次休假,我们都在潜移默化中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
    送行的人中,电视主持人司马南双眼噙着泪水。几天前,当他从七十多岁的科普作家郭正谊那里得知噩耗,大哭一场,提笔写下了长篇祭文。
    著名党史学家石仲泉动情地说:“我与他共事近30年,我的成长,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还是党史研究,无论在研究思路还是在治学态度方面,既受到他学养的巨大影响,更与他的直接领导和具体帮助分不开。不仅他的文品,而且他的人品,都给我以潜移默化的渗透。他对我来说,既是师,又是兄,也是友。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敬爱的师长、兄长和挚友。”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对记者所说的一番话,代表了所有在哀乐声中默默向这位理论家告别的人们的心声:“育之同志的人品、学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真希望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再多活几年、十几年,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再多发挥一点作用。春节前,我到医院去,看到他那病重的情形,心里很难受,也很焦虑。过去,他曾与肾病抗争了几十年。有几次,他曾给我讲过他对待疾病和人生的达观态度。这次,我希望他也同样能够战胜病魔,渡过难关。但是,没有想到,6月12日,噩耗传来,老龚离我们而去了。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太难接受了!”
    这一刻,龚育之对我国理论学术事业的贡献,已成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