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过到哪里就算，也忧急不了许多；“死”是人所怕的，到了死，甚么都丢了，倒也干脆；我的病生在破家失业的时候，就是该死！——摘自姚稚鲁家书

　　 ■本报记者 陈宏伟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６日至１１月１２日，中国军队终于抵挡不住日军的猛烈进攻，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放弃了上海，全线撤退。由此，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战事结束，上海沦陷。

　　对于上海的小学教员姚稚鲁一家而言，这也是噩梦的开始。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９日，姚稚鲁的大女儿——现年７２岁的姚慰瑾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了这段噩梦般的生活。

　　我的妻子女儿叫人家养活，实在自己也对不起自己呀！

　　１９３８年４月的一天，面对纷乱的时局和越来越难以为继的生活现实，经过与妻子马芳珍反复商量，姚稚鲁几经犹豫，终于决定抛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独自一个人揣着１００元钱，到南昌、武汉等内地谋生。但谁也未曾料到，这一走竟是他与家人的永别！

　　可以肯定，姚稚鲁为独自一人出走而后悔过。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一生就吃当断不断的亏。在预备到汉口之先，不是有一百块钱么？不是想要你一同走么？但是怕这样怕那样，终是疑而不决，末了到底我一个人走了。哪里知道有一百块钱的盘费，我们大小四个都够了！虽然这是陈话，也是废话，可是现在看了慰儿（姚稚鲁的大女儿姚慰瑾——记者注）出面写的一封信，平添了十二分的忧愁，又是懊悔又是着急，因此把陈话又提起来了。”姚稚鲁于当年７月１０日给家里写的一封信中这样说。

　　写这封信后一个月左右，３７岁的姚稚鲁就客死他乡了。

　　“我当时还不到５岁，妹妹更小，什么都不懂。但我不会埋怨父亲，他当时选择自己一个人走，肯定有他的道理。”现年７２岁的姚慰瑾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至于姚稚鲁为什么没有选择与妻女一起在上海谋生，姚慰瑾不得而知，母亲也从没跟她说起过。

　　但事实上，考虑到时事状况和姚稚鲁的性格，他这一选择并不难理解：

　　在离开上海之前，姚稚鲁一家几乎全依靠马芳珍的三哥生活。

　　马芳珍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兄弟姐妹之间关系亲密，是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但由于战事吃紧，社会动荡，谋职殊为不易。马芳珍的大哥在一家珠宝店当学徒，原本做得不错，但在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不久，便因受惊吓而患上了精神病，随即去世；二哥在城隍庙的一家五金店打工，勉强维持自己小家庭生计；三哥在延安路上一家外国人开的食品店做活，由于是在法租界，相对安稳，加上他为人忠厚，头脑又精明，所以光景尚好，他也成为整个大家庭的顶梁柱，除负担自己小家庭之外，还要照顾老母亲、大嫂及妹妹马芳珍一家。

　　姚稚鲁家原在上海南市，淞沪会战爆发后不久，南市区老城厢很快陷于敌手，百姓纷纷逃难，姚稚鲁只得率妻子和两个女儿慰瑾、亚瑾逃往法租界马芳珍三哥家。

　　“大舅去世后，三舅负责照顾大舅妈一家。给了她们两间房，因为我们过来，所以腾出其中一间给我们住。那是个６平方米的亭子间，外面是晒台，楼下是灶房，夏天又潮又热，冬天冷得受不了。”姚慰瑾说。

　　更受不了的还是姚稚鲁。

　　“虽说您们的三哥三嫂看在自己同胞姊妹的面上，不会恶您，可是教我哪里对得住他们呢？不但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你。再说一句，我的妻子女儿叫人家养活，实在自己也对不起自己呀！”姚稚鲁在另一封家信中对马芳珍这样说道。

　　“父亲原是小学教员，在学校还负责教学工作，他为人耿直，嫉恶似仇，对亲人、对朋友具有爱心，非常爱国，他诗书画都很好，常为人书扇面、百寿字做寿礼等。”姚慰瑾只是依稀由母亲和舅舅口中听得父亲的这些情况，但凭此也不难推断，姚稚鲁是个不愿意依赖别人生活的知识分子。

　　但战事纷乱之中，上海能给姚稚鲁这样的人提供的工作机会实在是太少了。姚稚鲁几乎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到内地投奔他的二哥和四姐。

　　据姚慰瑾说，姚稚鲁的二哥是在铁路上工作，还是个什么负责人，景况应当好些。而且在内地，相对上海而言，毕竟还稍稍安稳。可以想见，姚稚鲁当时是希望能在内地尽快安顿下来，然后接妻子女儿团聚的。

　　但随后日本人沿长江向内地长驱直入，击碎了姚稚鲁全家的团圆梦。

　　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

　　“听说我父亲是１９３８年８月去世的。”６７年后的今天，一提起父亲，姚慰瑾还是伤感不已。

　　姚慰瑾至今都不知道父亲去世的确切时间和地点，更无从寻找他的遗骨。“一下子人就没了，我母亲也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父亲死讯的。当时兵荒马乱，我们孤儿寡母的，又到哪里去找呢！”

　　如今，姚稚鲁在内地期间写回的几封家书，成了这位年轻的丈夫和父亲留在世上仅有的痕迹。

　　从其中的一封信中，不难看出姚稚鲁临终前那几个月凄惶的生活和悲凉的心态：

　　新娣（马芳珍小名）：
　　读三十日来信，知亚瑾出痧子（即麻疹）已经好了。不过您又耽（担）了多少心事，为了多少难！

　　唉，争强要胜的我，现在竟弄到束手无策的地步。虽说您们的三哥三嫂看在自己同胞姊妹的面上，不会恶你，可是教我哪里对得住他们呢？不但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你。再说一句，我的妻子女儿叫人家养活，实在自己也对不起自己呀！

　　我所以说，“死”是人所怕的，到了死，甚么都丢了，倒也干脆。像我活又活不了，死又死不成，这罪真够受哩！

　　不是我发牢骚，说那一套话，实在是太可怜了：自从四姊带了南筠、之光（姚稚鲁四姐的两个孩子）到磊石塘以后，这里我和乃盛（姚稚鲁四姐的大儿子）住着，伯元（姚稚鲁的四姐夫）、二哥都尝受了孤独的生活。除了吃饭上饭店之外，洗脸哩，沏茶哩，洗澡哩，洗衣服哩，噜噜嗦嗦多少事，您想该怎么办？有钱还好，一切总容易解决，不过不便些罢了。想我该怎么办呢？
二哥他局里常常闹着解散，虽然要是武汉能是保卫的话，一时还不至于此，可是他的薪水一减再减，下个月起，只有五十块了。要是我再找不到一个职业的话，常此带累人家，终不是一个办法呀！

　　因为我的处境困难，再想到你在上海不是同我一样么？亚瑾出痧子，这是免不了的，不过你们那里有许多小孩子，真该急死人咧！想我，想你，我真该自杀！所以你的来信说：“今年这里瘟疫很重”，真是有这一会事么？那么我该祈求第一个瘟我！

　　衣服么？用不着寄来，我现在还是穿那老布衫绔（同裤），一件线春单衫，是我的“出堂袍”。要是谋到职业的话，这里通行短衣服。二哥给了我一套白斜纹制服，伯元有一套绿哔叽的制服料，可以使用，您放心好了。

　　我的病吗？怕不会好了，因为这里医院不但是少，而且诊费奇贵，没有上海那么便当，要是看一次，起码得四块钱，叫我出得起吗？——有没有送诊的医院，打听不出来——就是在家里。
我自从到了这里，没有洗过一次澡，这里的苦处想你总该明白。总而言之，我的病生在破家失业的时候，就是该死！我想要是早两年生这毛病，怕不至于到此地步吧！

　　话又说回来了，天降劫数，遭遇不幸的，不是我一个。就像我们那里住着一家姓钟的，他们在泗泾有田地有房产，他自己在上海当教员，开战之后，他一家子带了千把钱逃难，一路出来，东西也丢了，钱也用得差不多了。他夫妇两个带上三个孩子，还有一位老丈母，住在永和里，看他们一家六口，每天限定吃一粥一饭，小菜吗？不过化几分钱，真节俭极啦！但是少不了要用二十块一个月，幸亏还有几个亲戚朋友在汉口，借借弄弄，挨了半年吧。现在找到一个职业，二十块一个月薪水，而且要到内地工作，实在没有法，在二十七日早晨走了，你想他们的苦处，不是同我们一样吗？然而我到底还是眼热他们，因为就是苦吃苦熬，还是带了妻子，自己吃自己的饭，比我好多了！还有一位是在蚌埠开洋货店的老板娘娘，逃难的时候和她的丈夫失散了，抱了一个小孩子，不过五六岁罢，在点心店里求乞，我想，像这种情形的一定不少，那么你比了他们好了！

　　稚鲁写于永和里

　　据说，姚稚鲁离开上海后，先到的南昌，没谋到职业，但见证了战事。

　　他离家不久在南昌写的一篇日记里提到，“霎时误传警报，群众纷避，我方惊愕间，乃称并无其事，可笑也。余之生死，早置度外，飞机炸弹等闲视之。故余所至，如温州亦曾被袭，丽水于前数日间飞机光顾至二三十架之多”。

　　应当不到两个月后，姚稚鲁又辗转到武汉，从上面那封信中看出，当时他的二哥和四姐也在武汉。

　　但他还是没有寻到工作机会。战火纷飞，有什么地方会需要一个文弱书生呢？

　　“再痛快的说一句：我要是在这时候找到了职业，也是不长的，反多一个周折多一个形迹罢了，您明白吗？”姚稚鲁在一封信中对妻子说。

　　在另一封信中，姚稚鲁说：

　　“离开上海两个月了，在这里只有忧愁苦闷，白白的吃了人家的饭，……，不过总是一个不自在，失业的痛苦，真够味哪！

　　“在中原大会战的准备声中，武汉密布着恐怖空气，走啦！走啦！重庆、成都、香港、上海，纷纷地忙着奔波，我呢，满望到了汉口，或许在生活上有一点儿希望，如今可毁啦！不单舍却你们，在外面度那可怜岁月，而且要跟上四姊逃难哩！……

　　“在武昌碰见了孟志杰、毕映泉，说到了上海的家中，只有付之一叹。卢炳章也到了广州，据说生意很不差，不过前几天广州遇到大轰炸，不知道怎样了？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过到哪里就算，也忧急不了许多。这几天，这里谣言很大，说要‘轰炸武汉’，管他呢！‘在劫不在数，在数最难逃’，我便听天由命吧！”

　　在姚稚鲁流亡于内地期间，正值中日几次大会战之际，华中一带兵荒马乱，难民如蚁。他先后寄回上海的信也能看得出写于匆忙之中，纸张大小不一，日记、书信形式各异，落笔草草，仓皇之势显然。

　　１９３８年７月１０日的那封信中，更可以想见这位书生临终前一个月的苦景：

　　“在这里我有几点困难：没有您，我不能住在二嫂一起。没有您，我的病就不能常常敷药洗涤，以至于不会好。钱的一方面呢，我这里要用，您那里也要用，弄得两头束手无策。四姊走了之后，弄得我留又不是，走又不是，走头（投）无路。”

　　当时，走投无路的姚稚鲁大概是不能回家的，一是路途艰难可想而知，二是在外面没有着落，也无颜回家。但他无时不念着家人。在同一封信中，他写着：“慰儿要皮鞋吗？我明儿买了寄来，可是尺寸不大清楚，要是不合式（适）的话，您再替她买一双，我总不愿意使她失望——在我办得到的时候。”

　　信的末尾，姚稚鲁又特意给５岁的姚慰瑾写了几句话：“慰儿您要鞋子，我明天买了就寄（因为今天大雨不能出门），不过邮局寄东西是很慢的，差不多要三个星期好到，你不要急等着好了。”

　　在信里，他还劝慰妻子：“要是心里忧急吧，那么请你看开些，因为在上海（你的周围）固然还多舒服的，除此之外，真有千千万万可怜的人群，比较上，我们还是好一点的哩！”

　　姚稚鲁写这信后不久，马芳珍果然收到了姚稚鲁寄回的一双小皮鞋和１０元钱，并给姚稚鲁回了信。

　　但依时间推断，即使回信寄到，姚稚鲁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是战争夺走了我的父亲！

　　尽管相对来说，留在上海的家人比流浪在外的姚稚鲁多了一点天伦之乐，但生活也是极度艰难。

　　“我既没有享受到父爱，也很少享受母爱！”姚慰瑾说。

　　姚稚鲁死后的头两年，马芳珍竭尽全力维持着一家三口的生计，其间摆过小摊，还跑过单帮——到郊区贩米。

　　“我母亲跑单帮时，曾被日本鬼子抓到过。日本人把她和一个男人关在一起。母亲惦记着我和妹妹，决心想办法跑出来，和那男人商量，那男人却不敢，怕被日本人抓到杀头。后来，我母亲瞅了个机会，果真跑出来了。一路狂奔到我二舅家，一进家门，便禁不住疲劳和惊吓而昏死过去。”姚慰瑾说。

　　还算幸运，两年后，马芳珍找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在一家药厂洗瓶子。老板只招那些没结婚的和死了丈夫的女工。工作很苦，每天要干１０几个小时。在姚慰瑾的印象里，母亲每天天不亮就上班，晚上很晚才回来，“母亲一回来就躺在床上，累得什么活也不想干，什么话也不想说。所以我和妹妹很小的时候就要做所有的家务。”

　　马芳珍的工资并不足以养家。“记得我们当时吃的东西特别简单，每天只吃稀饭，吃不起菜，至多也就是自己做点咸菜，或者用酱油泡饭吃。家里也没什么家具，６平方米的屋子，放了一张床，一个父亲留下的小书架，还有一个当桌子用的小柜子，别的什么也没有。”姚慰瑾说。为了补贴家用，姚慰瑾也要打工，比如帮着人家做扇骨什么的。

　　母亲带着妹妹睡在床上，姚慰瑾则一直在床边铺张席子睡觉，夏天小屋闷热难当，就睡到街上。

　　对于抗战时期的生活，姚慰瑾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害怕。平时轻易不敢出门，怕遇到日本人。生病看医生也难，要坐小舢板过黄浦江出城，来回一趟提心吊胆。感冒发烧之类小病就在家刮痧治疗，刮得脖子红红的，更不敢出门，“如果被日本人看见的话，他们会怀疑你得了传染病而把你活埋掉！”

　　那段日子，姚慰瑾经常听舅舅们讲，日本人又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坏事了。

　　“反正见到日本人就怕，见到日本人的狗也怕得要命，后来上学了，宁可绕很远的路也不愿意碰到日本人。”姚慰瑾说。

　　２００５年４月，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启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姚慰瑾决定把她珍藏多年的父亲的家书捐献出来，她说：“是战争夺走了我的父亲！从这些信看，我父亲的态度也许有些消极，但却反映了战争给一个人、一个家庭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

　　注：本文引用原信部分，括号里的内容为记者注释。有些字的用法不合现在习惯，但原信如此。原信有些地方辨认不清，引用时或有错误，请读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