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

　　自4月10日以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发起的 “抢救民间家书”活动在海内外炎黄子孙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6月18日，“民间家书第一阶段成果展”又在北京宣武区文化馆拉开序幕，再一次吸引了媒体的关注。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副主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徐庆全先生。徐先生是倡议抢救民间家书的46位文化名人之一，信札收藏研究专家，对家书文化有着较深的研究。

　　记者：这项活动已经开展起来后，有些媒体好像更热衷于报道那些与家书有关的故事，故事固然精彩，但我们更想知道当初你们为什么要发起这样一个活动？

　　徐庆全：说到发起“民间家书”征集活动，主要的出发点有两个：第一个是民间家书的文化意义；第二个是家书的史料价值。

　　就文化意义来说，也就是我说的第一点，我想用两个“载体”字眼来概括。一个是，民间家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另一个是，民间家书又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

　　先说前一个载体。

　　家书，顾名思义，是指家人、亲人之间往来书信。大约在文字产生后，家书就出现了。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家书，写于秦始皇24年，也就是公元前223年。当然是木简了。此后，随着文字语言的逐渐丰富，纸张的发明，家书逐渐流行起来，一直到今天，家书都是维系亲情的纽带。

　　家书在传递亲情之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在流传下来的家书中，都可以看到。翻开诸葛亮《诫子书》，或者《曾国藩家书》，或者《傅雷家书》，一封封书信，在表达浓浓的亲情的字里行间，映照出美好的人际关系、高尚的生活准则、优良的行为操守与道德传统，拳拳的爱国热情。这些内容，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以《傅雷家书》来说，傅雷所写下的近百封家书，总的主题是，教育孩子，立身行事，要以中华文明为准；立志成才，要以报效祖国为要务。整本家书，可以说是对中华民族优秀道德的最好阐释。

　　再说后一个载体。为什么说民间家书又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呢？家书是私密性极强的文字，抒发情感最直接，西方人称之为“最温柔的艺术”。家书文字亲切，感染力强。读起来容易产生共鸣，因而受众多。《曾国藩家书》和《傅雷家书》之所以能作为经典传世，就是具有这几个特点。因为家书受众多，所以，家书中所承载的中华优秀文化的内涵，也就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一般读者可以从家书中，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这次家书征集活动，将把优秀的家书结集出版，使之能够达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目的。

　　第二，说说家书的史料价值。

　　人们常常把历史比喻成一条长河。要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官方存世的记载和民间流传的记载，都是组成这条长河的水源。以往，我们研究历史，有很大的缺陷，只认官方记载，而忽视民间记忆。其实，民间记忆，不但可以补充正史记载的不足，而且往往是最为生动的历史记载，可以使历史更加鲜活。

　　真实地记录时代的变迁，是家书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不同时代所写下的家书，总是与大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由于家书是私密性的文字，也就是说，没有准备日后来发表，因而对历史的记录，也就更原始和直接，不加任何修饰。比如说，《傅雷家书》中收录的傅雷在1956年至1957年写的数封家书，真实地记录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时，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欣喜之情，事实上也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心声的最好记录。

　　我本人是这次活动发起倡议人之一。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就非常重视“民间记忆”，开始对民间流传的名人书信进行搜集和收藏。我的着眼点是，从这些书信中来解读历史，以给正史作以补充。我手头就收藏有一封沈从文的家书。大家知道，沈从文早年是著名作家，新中国建立前后，对于时代的大转变有些不适应，建国后即封笔不再写小说了，改行研究服饰，最终成为著名的服饰研究专家。关于沈从文的转变，正史当然有记载，但是，他转变前后的心理状态，以及当时党组织对他的态度，却不为人知道，而这封信就恰恰补充了这一不足。沈从文的这封信写于1949年3月13日，是写给他的表侄女的。信中讲到自己对于大变革年代的困惑，也讲到自己放弃文学创作的心态，等等。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将把征集来的家书中，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加以汇集出版，就会成为重要的“民间记忆”，给正史提供补充材料。

　　记者：此前我也看了相关的报道。记得初次看到活动消息时，我的一个突出的感觉是，用“抢救”的字眼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

　　徐庆全：这样的问题也有人问过我，其实，稍一解释，人们就明白了。我们这次活动叫“抢救民间家书”。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抢救”，另一个是“民间”。后一个词我已经解释了，这里再补充一点。这次面向社会征集的主要就是来自民间的普通百姓的家书，不限年代和地域，不论长短，只要是家人之间互相留下的文字，都属于征集范围。这些家书如果放在百姓家里，只能一两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来欣赏，而且慢慢地就散失了，非常可惜。别看一两封家书里没有什么，如果把全国百姓的家书都集中起来，那将是多么丰富的资源啊！

　　再说“抢救”。众所周知，电话、网络的发展已经基本取代了传统的联络方式，我们现在都很少写信了，特别是家人之间。现代通信的便捷使那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好像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电话等电子通信有一个特点，就是通信内容不易保存，很难反复阅读。而传统通信恰恰弥补了这一缺点，大量的传统家书里留存了难以计数的信息，而且那些信息是与情感、亲情连在一起的。敝帚自珍，自己的家书舍不得扔掉，压在箱底，尚时常翻看，但后代就不一定珍爱这些东西了，再加上住所的不断更新，大量杂物一次次精简，有许多家书就成为每次精简的对象。这样，时间一长，那些浸透着时代记忆和亲情的家书就慢慢消亡了。所以，我们是把这些家书当作文化遗产来看待的，文化遗产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消亡，因此我们用了“抢救”的提法。这也是以费孝通、季羡林、任继愈先生等为首的46位文化名人积极倡导抢救民间家书的初衷。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共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文物报社、炎黄春秋杂志社五家单位才走到了一起，联合冠名面向海内外征集民间家书。

　　记者：到目前为止，征集民间家书的活动正式启动已经一个多月了，你们组委会收到了多少家书？这些家书都有哪些有价值的内容？

　　徐庆全：截至5月20日，组委会办公室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家书5550封，得到的家书线索还有1万多封。收到的家书中既有名人的手札，也有普通百姓的家书，其中有许多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比如明代书法家王铎的手札，孙中山先生的亲笔书信，北洋时期要员曾毓隽的家书，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的手札，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的三封家书，老一辈革命家滕代远同志的家书等。这些信札不仅反映了写信人深厚的情感世界，而且记载了鲜为人知的历史。

　　大量普通百姓的家书则别有韵味。曾在河北滦县工作的张伶九先生给组委会送来了343封家书，这些家书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涉及人物近二十个，记载了他们整个家族的一段历史。

　　记者：可是，据我们了解，有一些准备捐献家书的人担心，他们的家书交给你们以后如果没有入选，会被束之高阁，丢失或损坏，那么你们准备怎样处理这些家书？

　　徐庆全：我首先声明，这个担心是多余的。组委会在评选出100封“最具价值的优秀家书”（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收藏），1000封 “优秀民间家书”和100位杰出捐赠者后，再与出版机构合作，从寄来的书信中归类，整理，择优出版中国民间家书系列丛书。

　　需要说明的是，评选只是一些活动。我们对每一封家书都一样看待，因为它们都是文化遗产；每一位家书捐赠者都是我们民族的功臣，因为您保护了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每一位家书捐赠者都将获得一本精美的珍藏纪念证书。您的家书寄给我们后，并不仅仅是更换了一个地方保存，甚至束之高阁，更不会丢失或受到任何损坏。我们会有专业人员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并尽可能地使它们得到充分利用。到年底，国家博物馆入藏100封以后，其余的所有家书都将成为正在筹办的中国民间家书博物馆的重要藏品，永久收藏，以示后人。这一点，请大家放心。

　　记者：据我们了解，有很多民间家书的内容非常简单，根本没有记载多少重大的史实，它们的利用价值到底有多大？

　　徐庆全：每一封家书的价值基本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历史层面、社会层面和家族层面。在历史研究中，书信作为一种基本可信的材料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有许多重大的历史史实是靠书信来确认的。可是具体到用家书来证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民间家书。

　　我是搞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我的许多研究成果就直接得益于我收藏的文人信札。我相信，通过我们这次的征集活动，大量的民间家书被征集上来以后，近现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能在这些家书中找到注脚，有些可能会帮助揭开一些谜底或者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