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初读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一书时，颇为其所抄录的叶圣陶日记（1948年）感到惊讶。正是从这些私人记录里，笔者得以领略那个方生方死的动荡时代之某些面相。由此我对叶圣陶的日记产生了兴趣，除《叶圣陶集》（2004，江苏教育）第十九至第二十三卷收入的日记外，单独结集的目前似仅见一册《旅途日记五种》（2002，三联），应系其全部日记中的一小部分。日记之外，我也留意叶圣陶的书信，除《叶圣陶集》第二十四至第二十五卷的“书集”外，单独结集的则有《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1991，河南教育）和《涸辙旧简：叶圣陶、贾祖璋京闽通信集》（2003，福建人民）两种。前者收入叶周两位先生1978至1984年间来往书信255封，可作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见证，后者收入叶贾两位先生1970至1982年间来往书信220封，可以见出那代知识分子身处逆境之中的人生态度。最近，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收入父子两人1969至1972年间的来往书信近500封70万字，想来要算是叶氏书信集中的“大部头”了。
    热衷搜集阅读叶圣陶的书信和日记，一方面固然是因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机缘，一方面也是出于对私人记录（尤其是名人）极具史料价值的认知。一般说来，一个人在书信和日记里记录实况臧否人物点评时事，最少忌讳和顾虑，也就最能见出真想法真性情真感受，以之丰富对相应历史时段的了解，可谓材尽其用。比如谢泳等学者在搜集学人日记（想必也包括书信）方面用力甚勤，就是意识到“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学人日记是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因为日记是私人化的文本，能较真实地反映作者对于学术学者的看法”（《思想操练》4页）。当然书信和日记的作者并不限于学人，《天涯》杂志的“民间语文”栏目便刊载了不少“引车卖浆者流”的书信和日记，而其反映的则是市井民间的喜怒哀乐，并为历史和时代“立此存照”。叶氏父子通信主要不是“反映作者对于学术学者的看法”，而毋宁是对时代的感怀和对一己的表达。朱正先生曾写有《家书可征国史》一文（《随笔》2007年第2期），以为《干校家书》为人们留存了“文革”在民间的投影和印记，看重的也是其大历史下的小细节这一价值。尤值一提的是，叶氏父子的通信是在“文革”期间，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一直模糊不清，因此这束家书的意义就更显得不同寻常。

大事件在民间的投影

    《干校家书》的第一封信起自1969年5月2日，是父亲叶圣陶写给儿子叶至善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72年12月21日，是儿子叶至善写给父亲叶圣陶的。在这段时间里，作为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留守北京，原在出版系统工作的叶至善则随团中央下放河南潢川五七干校，父子两人天各一方，只能以书信互相慰藉和关照。这些信件，家事国事天下事无所不谈，内容非常丰富。
    1969年到1972年，正是“文革”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中间阶段，国内国外发生了若干重大事件。国际上有阿波罗登月、柬埔寨政变、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项，国内则有“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洞”、“林彪事件”、“一打三反”、“清除五一六反党分子”诸端，这些重大事件不只是庙堂之上的运筹帷幄，更在江湖之间投下了长长的影子。从中可以看到，伟大领袖战略上的一步棋对应的往往是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大变动。比如中苏关系紧张之际，首都北京的居民要行疏散、做砖坯、躲警报，呈现出一幅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誓与苏修斗争到底的图景。圣陶先生对此反应似乎颇为平静，在信中这样写道：“胡同里每家每人要做砖坯了，每人每星期交两块。我家六口，十二块一星期。土从居委会领来，还有模型，湿坯晒干或烤干交去，然后送到窑里去烧（窑不知在哪）。”（1970年3月24日信）
    最为经典的“文革”世相无疑是尼克松访华期间。且看圣陶先生的记述：
   “在尼克松来京期间，书店里陈列出《红楼》、《水浒》之类的书。买客看见很高兴，抢着买了，到收银柜上去付钱。谁知收银柜上说这些书是不卖的，你就交在这儿吧。大概也引起些口舌。消息也真灵通，外国记者对此事报道了，苏修也广播了，就在以后的一两天内。于是周总理知道了，叫吴德去处理此事，书店就吃了吴德的一顿‘排头’”。
    圣陶先生的评论是：“这不是老实人干老实事，可是多数人偏喜欢不老实。我以为这些不算大事，但是即小可以见大，可以知道随你什么好的方针政策，要叫大家来干来落实真是难。大家只愿走最容易走的道路，甚且走相反的道路，拆你的衙门。”假象被拆穿后，有关方面设法挽回影响，于是“《红楼》、《水浒》、《三国》、《西游》大量出版了”，“各处书店都排长队，每天发卖一千部，或是这一种，或是那一种”（1972年5月6日信）。

父子俩对“文革”的态度

   《家书》在见证历史的同时，也反映了叶氏一家人对“文革”的态度。如果说前者是存历史之真，后者就是传历史之情，而这两者对还原历史乃是同等重要的。说来可能让人多少有些不能适应，与我们今天谈及“十年浩劫”时的心情沉重不同，作为“身在此山中”的叶氏一家人往往表现出对“最高指示”的衷心拥护和绝对顺从，并努力“活学活用”，而看不惯那些冷漠敷衍的言行。
    圣陶先生给人的感觉是温和淡定，殊不知内心当中也有一团火。当时教育部中大部分人都已下放，惟独他与少数几位不胜远行者留在京中。大概是受了儿孙来信的情绪感染，他未免觉得“住在北京太闷气”（1970年6月10日信），“我近来有个瞎想……不入干校，参观干校，不插队，探望插队的人，多少也有点意思。这也得争取时间，要是身体比如今差点儿，不能出门旅行，这个愿望就不能实现了。你说我这个想法果真是‘瞎想’吗？”（1970年4月25日）1970年5月27日，老友顾颉刚和章元善来访，圣陶先生与之合影留念，并赋诗一首以“言志”：弱岁同窗丙午春，喜今垂老尚情亲。跃然插队联肩去，倘令生年迟六旬。其“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心态不难想见。其实，即便困守京中，圣陶先生也时时因读参考或听传达而“甚为兴奋”，兴奋源则或者是伟大领袖的英明举动或者是建设事业的推进有望。谁说就“太闷气”了呢？
    至善先生下放时已年近半百，但劳动一点都不轻松，“每天五时一刻起床，顾不得洗脸，第一件事就是把牛牵出牛棚，免得它们在棚里多拉粪。晚上九点钟给牛把了屎尿，一条条牵进棚去，然后洗脸洗手洗脚上床，大概已经十点半了”（1969年11月13日信）。后来又被调去下大田，因为组织上认为他还是个“全劳力”！不过，他觉得“能走上毛主席指示的五七大道，心里应该高兴愉快，不应该老想什么苦不苦”（1969年11月21日信），尤对“养牛经”津津乐道，并附有自己设计的牛鼻环示意图。一代学人被叫去养牛种田而竟能如此干一行钻一行，今天看来让人诧异，但当时他们就是如此心甘情愿，至于这样做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只有留待后来去反思和回味了。
    对“林彪事件”，父子两人的看法颇为相契，当然也是与党中央和毛主席保持一致的。在写于1971年11月6日发信中，圣陶先生这样说道：“听起来这个坏家伙与历来恶人一样，估己太高，估他人太低，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自取灭亡。”在11月9日的信中又说：“我觉得这个坏家伙就是要搞毛主席所说的三项不要搞的事。实际上就是他要夺权做皇帝，搞法西斯。什么主义理论，在他全无所谓，他是自始就是存心说假话骗人的。”至善先生则在11月9日的信中说：“传达以后，只激起了群众的革命义愤，威信并未受丝毫影响。通过这件事，更感觉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我这里只简单说说，回家后再详细谈。”在11月13日的信中又说：“那时永和、小沫也回家了，我想还可以开个家庭学习班。有解决问题的要求，有针对性，学习的收获一定会大得多。”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那时“舆论一律”的程度何其之高。
    类似的史料还可挖出好多，这里不再枚举。笔者的一个总体感受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读家书，温国史，鉴人心。当然，家书毕竟是家书，对作书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人间温情。在“文革”这样的乱世当中，有一家人通过书信往还，互相关心互相搀扶，相伴走过漫长而又暗淡的岁月。与那些在“浩劫”当中含冤死去的人相比，这一家人得以平安始终要算幸运。但劫后余生也好，乱世偷生也罢，“文革”过后都应该认真反思，而不该只是翻过了事。

2008年1月20日 南方都市报 胡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