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闻黎明)

　　今年，是祖父闻一多殉难59周年，因为既不逢五又不逢十，家里没有准备纪念，尽管父亲说报上登载了祖父为孙毓棠刻的名章与边款，我也没太上心。

　　几天前，我从日本回到北京，打开电脑便看到一些网站转载新华网6月28日的一则消息，题目有《北京市民捐出闻一多特殊“家书”》，也有《闻一多抗战石刻“家书”亮相》，还有《闻一多抗日“家书”现身京城》等等，内容都是国家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发起的“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办公室”征集到闻一多为孙毓棠先生刻的一方印章上的边款。

　　上述报道，文字均极其简单，且就“石”说“石”，唯光明网略有介绍。其文云：“据捐赠者北京市民李胜业先生介绍，孙毓棠是他的舅舅，抗战爆发后，孙毓棠与闻一多先生同在西南联大执教，两人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交’。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闻一多先生的推荐下，孙毓棠赴英国牛津大学做客座教授，这段边款文字就是闻先生送给孙毓棠的临别赠言。”

　　毫无疑问，闻一多篆刻的这方名章与边款，的确是意义非同寻常。然而，这些早就公布于世，并非新闻。现在竞相转载的名章边款，我曾相继在《中国文物报》1990年3月22日起连载的《闻一多的书画与篆刻》、1992年人民出版社的《闻一多传》、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中，就对文字、来历及其隐藏背后的故事做过详细介绍。至于名章与边款的原貌，也在《闻一多全集》第11卷（199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1996年中国摄影出版社，由父亲闻立雕、母亲杜春华、叔叔闻立鹏和我合编）、《追寻至美——闻一多的美术》（2001年山东美术出版社，叔叔闻立鹏、婶婶张同霞合编）等书中，有过多次展现。而今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闻一多画传》，则是这些距今最近的形象介绍。另外，这方名章1996年在革命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50周年展览上，还公开展出过。

　　凡称得上的“宝”，几乎都有一段深藏的经历，闻一多为孙毓棠刻的这方名章和边款，很长时期也不为人所知。我第一次见到它是1988年的事。1987年，我搬到朝阳区建国门外永安南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同单元的有袁可嘉（著名九叶派诗人）、董谦（革命博物馆馆长），还有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赵先生（夏衍的女婿，我忘了他的名字），他告诉我闻一多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就是他镌刻在一二?一烈士墓前石火炬基座上的。

　　我搬到永安南里时，住在8号楼的孙毓棠先生已经逝世了，我见到的是孙夫人王务灼女士和他们的儿子孙（一位国家汽车拉力队最早的运动员）。我第一次拜访王务灼时，说到我正在编写《闻一多年谱长编》，想收集些家祖与孙先生的资料。王务灼告诉我，她收藏一枚闻一多给孙先生刻的印章，但要找一找，要我过几天再来。祖父为朋友刻的印章很多，我也见过若干，同在永安南里住的冯至先生，也让我看过他珍藏的祖父为他爱人姚可昆刻的一方名章。大概是见多不怪，听了王务灼的话，我也没特别在意。但是，当我再次去她家看到这方名章时，立即为它的价值吃了一惊：祖父居然还有这样一段事，长辈们从未提起过呀。这方名章，就是网上报道李胜业先生捐出的那枚。

　　祖父给别人刻图章，总是将印模留下来，先后编成的印谱就有五册。给孙先生刻的那枚名章是阳文的，在自制印谱里就有。但是，印模可以留底，边款却无法拓出留存。而给孙先生刻的这方名章，如果将印模与给冯友兰、吴有训、雷海宗、朱自清、吴晗、华罗庚、闻家驷、浦江清、曹靖华、余冠英等人刻的印模放在一起，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然而，这方名章的价值，恰恰体现在祖父与孙毓棠既是忘年交，又有言中言的边款上。边款全文为：“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晚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

　　名章边款依古人习惯，未加句逗，故断句各异。但是，请注意，这段文字与现在网上流传的略有不同，尤其是“胜利来晚也”，误作“胜利来临也”。“来晚”与“来临”，虽说只一字之差，却在表达抗战胜利的情绪上，让人有失之千里的感觉。另外，对于这方名章的解读，网上引用捐赠者李胜业的话，说是“抗战胜利后，在闻一多先生的推荐下，孙毓棠赴英国牛津大学做客座教授”。这话大体不错，但并不准确。王务灼给我看这方名章时，说孙先生对她讲闻一多是向清华大学推荐的。我认为这话有道理，祖父有留美经历，与英国没有关系，不大可能直接向牛津提出推荐。比较可能的是英国（或牛津）向西南联大提出邀请一位教授前往讲学，祖父向学校推荐了孙毓棠，学校接受了，于是孙毓棠有了牛津之行。

　　网上消息还说，“孙毓棠先生1985年去世后，这枚印章由李胜业保存”。这话令人怀疑，因为王务灼给我看这方名章的时间是1988年，其后1996年民盟中央和革命博物馆联合举办李公朴、闻一多殉难50周年纪念展览，经我介绍，展览组织者特派人到孙夫人处借用。因此，这方名章到李胜业手里的时间，不会在1996年展览结束以前。

　　前面说到的这些也许无关紧要，只是自己长期从事史学研究，讲求无一字无出处，才说了这番话。可是，对于名章边款中的一些有针对性的文字，我仍乐意讲讲清楚，否则不仅局外人似懂非懂，可能连孙毓棠的外甥李胜业也不免落入表面解读。

　　边款首句为“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这“十有余年”，至少可追溯到抗战前的清华园时期。1934年，祖父对停刊的《新月》恋情不断，于是与清华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合编了一本名为《学文》的杂志，想把它办成继承《新月》前期特点的纯文学刊物。祖父给饶孟侃信中解释“学文”的含义时，说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态度上较谦虚”。这个刊物除了刊登《新月》旧人饶孟侃、林徽因、梁实秋、胡适、方令孺、沈从文、余上沅、杨振声等老友的作品外，也有意扶植文艺青年。这些青年人中，陈梦家、季羡林、李健吾、卞之琳、何其芳、臧克家、吴世昌、曹葆华、陈铨、赵萝蕤（后来成为陈梦家夫人）等已经崭露头角了，而1930年才从南开考入清华历史系的孙毓棠则是年轻人中的小弟弟。不过，喜爱诗歌和戏剧的孙毓棠在南开时就是文艺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因此他的文采很快就表现了出来，祖父看中了他的新诗《野狗》《我回来了》，把它们分别发表在《学文》第一期和第二期上。如果说这是祖父与孙毓棠的最早交往，那么从1934年到1945年，正合“十有余年”之说。

　　边款接着刻的是“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说到这儿，就不能不提1939年祖父与孙毓棠的合作了。那年7月，孙毓棠与前妻凤子想请时在重庆担任国立戏剧学校教务主任的曹禺到昆明亲导《原野》（西南联大已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孙毓棠与曹禺从南开学校起就是同窗好友（曹禺的《北京人》主要取材于孙毓棠的外祖父徐家），他俩又于1934年考入清华，可见关系很深。不过，孙毓棠对能否把曹禺请来，好像缺少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祖父以老师和朋友身份，与凤子、吴铁翼联名写信给曹禺，敦劝其来昆。

　　曹禺是7月13日自重庆飞到昆明的，安顿好后，便与祖父、孙毓棠等商定演出两个剧目，一是《原野》，一是老舍、宋之的等集体创作的抗日话剧《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排练中，留美专攻西洋美术的祖父负责舞台和服装设计，孙毓棠在剧中扮演常五爷。8月16日，《原野》在昆明新滇大戏院公演，立刻轰动全城，朱自清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两个戏先后在新滇大戏院演出，每晚满座，看这两个戏差不多成了昆明社会的时尚，不去看好像短了些什么似的”，“这两个戏的演出确是昆明一件大事，怕也是中国话剧界的一件大事。”（《〈原野〉与〈黑字二十八〉的演出》，昆明《今日评论》1939年9月10日）边款中的“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就是这次排练和演出期间互相约定的。

　　边款最有意义的是中间那段话：“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晚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说到这里，不得不牵扯到另一件事。祖母在世时，对我说祖父不仅与孙毓棠，也与陈梦家有过类似“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的约定。陈梦家是祖父1928年在中央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时教过的学生，也是他最得意的两个学生之一（另一个是臧克家）。陈梦家能在《新月》上发表作品，是祖父提携的结果。战前，陈梦家在燕京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是祖父介绍他到清华大学。从这些关系上说，陈梦家理应对祖父言听计从，可是在出国问题上，他违背了祖父的希望，抗战没胜利就出了国门。出国前，陈梦家来辞行，祖父还想说服他，但没成功。祖母说，祖父对此很不满意。有了这个对比，祖父刻在孙毓棠名章上的边款，就可以理解为既是褒奖孙毓棠信守诺言，也是曲折批评陈梦家。

　　俗话说“诗言志”，这句话可以解释为以“诗”言“志”，也可以解释成“诗”与“言”都表达了“志”。不管哪种解释，都说明知识分子很看重言必有信。祖父从来都信守自己说过的话。1938年4月底，他与十余位老师、二百多位同学从长沙走到昆明，路上走了68天。长途跋涉，没有时间刮胡子，快到昆明时，他和李继侗教授的胡子都有寸长。于是，两人相约抗战不胜利不剃髯，为此还合影留念。可是，李继侗不久便把胡子剃去了，祖父便戏称这位清华同窗“晚节不保”。

　　祖父的胡子直到1945年8月11日才剃去。今天，许多人都以为日本投降的日子是8月15日，其实那天是日本天皇颁布无条件投降诏书，在此之前的10日，日本外务省就已向美中英苏四国发出了乞降照会。11日，祖父正利用暑假在昆明北郊的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处理事务（他是清华中文系主任，兼清华文科研究中国文学部主任），伯伯气喘吁吁从城里跑来，报告他胜利的消息。听到这消息，祖父立即到附近龙泉镇理发店，剃去蓄了七年多的长髯。联想这些，可以说祖父在边款里所刻的“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不仅是对孙毓棠说的，也是对他自己说的，因为这句话充分表现了个人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表达了个人与国家与民族生死相依、俱损俱荣的高尚情感。

　　话可能扯得有些远了，索性就再扯远些。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来说，1944年是民主运动由低潮转入高潮的一年。这年3月，国民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纪念，把黄花岗起义的3月29日定为青年节。这个决定不仅引起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反而使西南联大的“五四”25周年纪念活动更加为人关注。5月8日，西南联大国文学会在图书馆前大草坪上举办文艺晚会，邀请教授讲演。大会主席由闻一多与罗常培共同担任，讲演者有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冯至、李广田、卞之琳。孙毓棠也是应邀讲演者之一，他的讲题为《谈现代中国戏剧》。这次集会旨在继承新文化运动的创新精神，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也是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表现出复古思潮的一种批判。吴晗曾说，这年的“五四”纪念特别是5月8日的三千人大会，建立了西南联大、昆明，乃至云南民主运动的基础。那么，闻一多和孙毓棠便一起站在拉开这个帷幕的行列里。

　　祖父与孙毓棠的交往还有一些，但有两件事反映了两人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一件事出现在跑警报的岁月期间。在日寇飞机对昆明狂轰滥炸的年代里，祖父和其他教授一样，也把家搬到了城外乡下。学校考虑到这一实际，特意把教授们的课程集中安排。很长一段时期，祖父每周进城上课两天，那两天就在孙毓棠的房间落脚住宿，孙毓棠则常常挤到别处去。第二件事是孙毓棠曾数次为祖父分忧解难。抗战中期以后，物价飞涨，教授们生活日益困苦，我们家也不例外，为了弥补生活不足，祖父才开始正式挂牌治印。孙毓棠很了解这种状况，抗战胜利前连续三年的暑假，都是他寻找各种关系，帮助介绍伯伯闻立鹤打工。孙毓棠是国民党员，1944年初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区党部的候补执行委员。由于这层关系，1945年暑假他介绍伯伯到三青团团部电台做译电员，日本乞降的消息，就是那年伯伯最先从电报中获悉的。

　　最早报道这方印章的边款的新华网，说这是一封“特殊的家书”。我觉得，称其为“家书”，大概是为着迁就“抢救民间家书”的征集。其实，还是称它为“赠言”更确切些，因为边款末尾“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一句，实在可以让人反复体会。

　　孙毓棠印边款：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晚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