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9月30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第 15 版 作者：张 丁

    在辛亥革命这场历史盛举中，历史记住了一个又一个宏大的场面，却忘记了更多具有丰富表情的细节。所幸的是，参与这场演出的先辈们在写给亲友的家书中留下了亲历这场巨变的点滴往事。更为幸运的是，这些家书历经劫难保存至今，才使我们能够透过这些文字寻到些许历史的踪迹。本文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所藏辛亥革命时期民间家书为入口，试图还原几段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瞬间，恢复那些几近湮灭的历史记忆。

　　                                                           ——题记

　　任鸿隽：亲历民国草创

　　任鸿隽（1886—1961年），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垫江（今属重庆市）。1908年东渡日本留学，次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四川分会的书记和会长，与各省分会负责人共同参与总会事务。1911年旧历十月初，他回到上海，受邀担任总统府秘书处总务组秘书。不久，各省代表会议选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决定次年元旦在南京就职。1912年元旦前夕，任鸿隽等人搭乘孙中山的花车到达南京。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通过由孙中山提名的各部总长名单，组成临时政府。

　　2月5日，在临时总统府秘书处任职的任鸿隽抽暇给远在重庆的大哥任鸿熙等写了一封家书：“隽自到东后，即投身革命党中，幸赖同胞奔走之劳，得有今日，隽虽归国，诚不敢独偷安逸，遽作归计，故复自汉返沪，适值各省代表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先生因约隽到宁，为司秘书，刀笔鞅掌，瞬过一月，不及作书告家，至为歉也。”可见民国草创之初，事务甚为繁忙，孙中山就职后颁布的《告海陆军士文》、《咨参议会文》、《谒明太祖陵文》等均出自任鸿隽的手笔，以至于他连给家里写信的时间都没有。

　　后据任鸿隽回忆，“秘书处的日常工作，除了偶然草拟些通告文件外，便是批答各方面来的公文函件。大约因为当时是民主政治开始时代，一般人的政治兴味很浓，因之上条陈提办法的信件实在不少。”当时任鸿隽等秘书处人员就住在总统府宿舍里，“每日三餐也就在秘书处套间内开膳”。

　　3月9日，任鸿隽再次致书大哥，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南北议和形势作出了判断：“孙先生辞职之后，原欲袁慰逢君来宁受事，近因京、津小有变乱，袁君骤难南来，而统一政府不成，对内对外危险万状，故已放弃前议，许袁君在北京受职，望国务各员举定后仍来南京接受交代，虽此时都南都北尚未有定，据参议院前议则都南京，然以大势度之，恐终非都北不可耳。”果然，3月10日袁世凯就在北京宣布就职。

　　这封家书中对孙中山的去向也有简单交代：“孙中山解职后，大概不理政务，意将游历内地各省，以广政见。”据保存这批家书的任尔宁先生介绍，在这封家书后，任鸿隽还有一封家书呈给兄长，可惜在10多年前遗失了。据说，孙中山拟在卸任交接完毕以后，同任鸿隽等10余人乘船沿江而上，考察三峡后到重庆，建立同盟会第六分部。因此，任鸿隽在那封家书中告知在渝的兄长，请他们联络同盟会革命党人在重庆接应及安排。后来，由于袁世凯执意在北京受职，孙中山妥协，被迫于4月北上与袁世凯交接，此计划只好作罢。

　　杨体锐：投身二次革命

　　杨体锐，1892年生于河南孟津马屯乡班沟村。他受孙中山反清思想的影响，与雅沟村的谢楚材志同道合，共谋救国之道，曾同赴广州晋见黄兴，商请革命策略。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来，他立即奔赴潼关，投入同盟会会员张钫率领的“秦陇豫复汉军”。民国成立后，被张钫任命为模范团大队长。

　　1913年，杨体锐被选送到南京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学习。7月，在赴宁途中，他听到“二次革命”开始的消息后，到南京讨袁军总司令部拜见了黄兴，介绍了河南的军政形势，提出了反袁斗争的建议。黄兴认为他胆识过人，委以豫西讨袁军司令，并授予亲笔信件，命他与讨袁军教导营的豫籍战士阎作霖、于广创、夏光明、周景文、彭翼东等人返豫和刘镇华、张伯英联系，策动豫西的镇嵩军，联络豫西南地区革命党人控制的军队，特别是在豫鄂边界和豫西地区纵横驰骋的白朗起义军，使其从侧后方攻击袁军，为南方讨袁军的进军开辟道路。

　　当时的河南正处于袁世凯的心腹、河南都督张镇芳的统治之下，军警、侦探横行，大肆逮捕、残杀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杨体锐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联络革命党人，策动镇嵩军官兵和白朗起义军。杨体锐亲往白朗军中游说，“白感动，愿听约束”。但不久，杨被张镇芳捕杀，国民党人与白朗的联系中断，南方革命军与白朗军没有取得真正的联系。一南一北两大反袁力量没有形成合力，各自为战，最终都惨遭失败。

　　杨体锐被捕后，惨遭酷刑，坚贞不屈。1913年8月4日，他英勇就义，年仅21岁。就义前夕，他给祖父和祖母写了一封遗书。

　　祖父母大人鉴： 
　　孙罪孽深重，祸遭杀身。二老年经七旬，未能奉养告终，徒唤奈何！……孙未得为国灭贼，又被贼捕，死不足惜，家中万勿过于哀痛。人固有一死，此死固孙所乐……。孙由府至省，毫无所苦，即死时亦猛然无知，并不受罪。别言不叙，此请，合家无哀。        

不肖孙体锐笑禀 

　　面对死亡，杨体锐乐观自信，表现出“未得为国灭贼”的惋惜之情。“人固有一死，此死固孙所乐”，其慷慨赴死的精神令人感动。杨体锐就义后，他的老师郭明山带领其弟杨学易至开封，将遗体运回班沟村安葬。

　　黄兴：思考救国方略

　　黄兴（1874—1916年），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开国元勋，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辛亥革命时期，时人多称其为黄克强，与孙中山并称“孙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黄”相继流亡日本。1914年夏，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黄兴离开日本转往美国，随行人员有其夫人徐宗汉、幼子一美、翻译徐申伯、秘书石陶钧和李书城。黄兴经檀香山抵达美国西海岸，从西部到东部，与美国各地的华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参加集会演说，宣传反袁大计，为革命筹款。

　　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21条要求，要把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企图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从2月2日开始，在全国掀起的反日浪潮中，袁政府被迫与日本进行谈判，直到4月26日中日交涉总共进行了25次之多。

　　2月19日，旅居纽约的黄兴给先行回国的秘书石陶钧写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论及当时的政治热点“中日21条”，视野开阔，观点鲜明，揭露了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要求，意欲独占中国领土的野心：“日人之欲吞并我国蓄之已久。今得欧乱之机，故悻悻不能自已，急欲施展其强横之手腕，此殆岛国人性根使然。……此事观日本朝日新闻前发表与袁氏之密约，即可得其梗概。将来除德与所已获得之权利应归日本，如东三省、蒙古、山东、福建，必更扩充其既得权利。现在交涉之状况，不过手续上之经过。”虽然此时袁世凯尚未最终接受日本的条件，但黄兴已经看出结果，也坚定了他反日救国的决心。

　　在这封信中，黄兴同时提出了振兴教育、充实民力的救国方略：“至论救国方法，充实民力为不易之经，而充实民力在大规模的振兴教育，尤与弟所怀一致。……苟能平均其财力之所至，则人人皆可纳于学校之中。由小学至中学，皆须有寄宿舍，人人须中学卒业，即国民教育延长至中学之期，大约年十七八岁为止。今后人类非全民一一具有中学之程度，无以自立于世。我国农业之发达特为重要，故农民智识更急切于其他。”

　　此信于1924年经石陶钧之友曾琦手抄传世，使我们得以了解黄兴这位共和元勋的远见卓识。其实，在旅居美国的近两年时间里，黄兴广泛接触了美国社会，也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比如政府开办养老院、慈幼院等社会保障机构；国家设立大中小学校，免费给学生膳宿，穷人子女也可受教育；让女子与男子一样受到同样的教育，享有选举权、财产权和劳动权，真正实行男女平等。这些思想现在看来仍不过时，可见黄兴的远见卓识。

　　高振霄：始终不堕初志

　　高振霄(1881—1945年)，字汉声，出生于湖北省房县。1908至1911年间，在《湖北日报》、《政学日报》担任总编辑，参与创办《长江日报》，又独自创办《夏报》，鼓吹革命。1910年秋，高振霄与谢石钦等发起德育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11年10月武昌光复后，高振霄参与筹组民政部，编写简章，颁布文告，并与吴醒汉开办“招纳处”，接待革命志士，一时应者云集，仅政、学两界3天内即招纳文武志士400余人。

　　首义之初，武昌作为革命中心，战乱不止，起义部队军纪松弛，地痞流氓趁火打劫，百姓受苦甚深。高振霄与张振武、陈宏诰及执法处长程汉卿面陈黎元洪，以黎名义颁布《刑赏令》及军令八条，规定：“军队中上自都督，下至兵夫，均一律守纪律，违者斩”。遍贴全城，并派人沿街演说，安定人心。自此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秩序良好。后来军务部法科成立，高振霄与陈宏诰一起转调该科，主办军案，废苛刑，申军法，惩奸治军。为了加强对军政府的监督，革命党人于1911年10月25日在军政府内设立总稽查处，负责稽查各部、各行政机关及各军队。高振霄与蔡济民、牟鸿勋、谢石钦、苏成章、梅宝玑、陈宏诰、钱守范8人被公推为总稽查，时称武昌革命“八大金刚”。

　　同年11月27日，北洋军攻占汉阳，武昌危急，湖北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一些人建议放弃武昌，进攻南京。高振霄与张振武、范藤霄等人慷慨陈词，强烈反对，决心与城共存亡。其时，武昌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高振霄与张振武亲率稽查队沿街日夜巡逻，维持秩序，并举荐王安澜为奋勇军统领，招襄郧老兵坚守武昌。虽然后来南北和谈，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和解，但武昌城一直控制在革命党人手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高振霄被列为“辛亥革命甲等功臣”，并被孙中山委任为高等顾问。次年，当选为国会议员。

　　1917年高振霄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当选非常国会参议院议员。后来革命日益艰辛，他成为护法军政府的革命中坚，愈被孙中山器重，二人成为挚友，常常书信互励，畅谈革命。192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出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6月，粤军首领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脱险后率海军反击叛军，奋斗50余日，因待援无望，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8月，高振霄亲笔写信，向孙中山汇报非常国会的有关情况。9月3日，孙中山给高振霄写了下面这封回信。

　　覆高振霄函稿

　　手书暨报告国会各情，均悉。兄等间关流离，不堕初志，至可钦佩。文力所及，自必为诸兄后盾，务期合法者战胜非法，统一乃可实现。至继续进行如何，日来已屡与代表诸君接谈，兹不别赘。专此奉复，即颂台祉。

　                                                    　孙文  九月三日 

　　此信原件保存于台北中国国民党档案馆。2004年，高振霄的孙子高中自先生委托一位台湾朋友，到台北国民党档案馆查阅并复制了这封书信原件，并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举办的“民间家书征集成果展”上公开展出，引起社会关注，也揭开了辛亥革命先驱高振霄尘封近一个世纪的一段革命往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