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驻京记者：石岩）

　　家书写的时候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为了给其他人看的，所以讲真话的多。——任继愈
　　　　
　　79岁的于鸿钰老人一直珍藏着父亲55年前写给他的家书。信封的边角已经磨损，背面的边角处有于鸿钰写的一行批注：“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封信，愿永远保存。”

　　55年前的隆冬时节，于鸿钰的女儿降生，于父为贺孙女出生而写了这封信，说对于孙女的降生，家人“均喜悦非常”，并嘱咐儿媳“冬季生产，凉热最应注意”。信的内容随后转而叙述家长里短，说到于鸿钰的姐姐“考入妇联保育训练班，学习四个月（食宿均管），毕业后派赴各保育园工作”，于鸿钰的兄弟“护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弱病员同志至邯郸，因工作颇紧，未能回家”。诸亲友近况汇报完毕，在另一页起首谈国事：“平壤收复，津市各界举行庆祝游行。队伍满街不断，入晚有人提灯游行，此热闹异常。”

　　两页红色竖格信纸，毛笔字刚劲清秀，寥寥两百余字，中间不着标点，家事国事互文。

　　4月中旬，于鸿钰把这封信捐给了“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

　　“抢救民间家书”活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机构牵头，实际操作由“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的八九名兼职人员完成。从4月10日到4月底，已经征集到数千封家书，捐赠者多为中老年人，捐出来的家书大多已被保存了十几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征集没有截止日期。据称，主办单位年底将从征集到的家书中选出100封入选国家博物馆，而其他家书将全部成为拟建的中国家书博物馆的藏品。
　　
　　请某某某转递某某某

　　“家书最不可能说假话。除了浓浓的亲情，家书还蕴涵着时代的密码，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都能从中挖掘出有用的信息。”张海鹰说。张是“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的副秘书长。

　　张海鹰每天都要阅读大量捐赠来的家书，这常常让他处于兴奋状态。有时仅仅是信封、邮戳和写信人或娟秀挺拔或狷介狂放的毛笔字就足以让他感到兴奋。1950年代以前，很多信件并不是通过邮政线路传递的，而是由亲朋乡亲捎递，地址栏“请某某某转递某某某”的写法让人不难想象信封里的家书会在路上颠簸多久、中间倒过几遍手，才能从寄信人手上递到收信人手上。很多用毛笔写的信，“一点不比中国书协的成员写得差，随便拿去裱一裱，就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张海鹰说。

　　兴奋更来自于对“时代密码”的破译。目前年代最早的征集物是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的手札，另有清同治七年晋商从北京寄回老家的两封写在商号对账单上的信。信中除了一些家事外，还罗列了稻米、麦子、大豆、黑豆、黄米、菜籽等粮油作物的时价。这让张海鹰想起前几年国家博物馆曾经轰动一时的一个展览：一位家庭主妇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改革开放，每天的家庭支出记录，其中详细列出了某年某月某日买米买面花了多少钱。“那是最朴实的记录，但是很多人跑去看。”

　　事实上，记录不仅带来对“过去”的重新发现，也形成与记忆的某种对照。有时候这种对照让人吃惊。如果说明清家书更多的是让人发现未知过去，建国以后的家书，因出品时代在很多中国人的记忆里还有温度，因此揭示出人们对于过去时代的认识是何等地扁平。

　　西安的胡玉华老人捐来数十年前的情书，那是她当过八路军的丈夫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从阵地写给她的。这些信记录了战争中的点滴见闻和感受，透露出写信人作为一支即将胜利的军队一员的豪迈，也透露出对妻子的细腻体贴。信的称谓和问候语相当亲昵，几乎与当代恋人之间的称呼无异。

　　在信里，丈夫总是称胡玉华“玉花”或者“花”。“那是他的一种文体。”今天提起丈夫当年写的信，77岁的胡玉华老人仍然陶醉。胡玉华的丈夫宋云亮14岁参军，参军之前上过小学，后来在延安念过抗大。“他是一个特别好学的人，因为是炮兵，他把三角、几何钻研得很深。上了年岁之后在疗养院里还做几何题。他的习题集我都留着，整整齐齐地订了好几大本。”

　　一封写于1949年2月的信是这样开头的：“玉花，我说的话不错吧：在寄信时不是告诉了你‘平津不久即会解放’，不出一月就成了事实。我们从保定出发，一直就往北走，在山里走了六七天，本来想参加新保定战斗的。但我们刚到平绥路，保定就解放了，后来想去参加打张家口，还没有到张家口又解放了……解放天津的战斗我们没有参加，是东北部队打的，我们是准备攻取北平，在城下已经架好了阵地，但是傅作义和城内的敌人先后投降了，所以也没有打上。玉花，这次胜利可不小啊！解放了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等城市，歼灭敌人五十多万，华北的全部解放已不会有多少日子了……”

　　战争年代，宋云亮写给妻子的信经常很短。“在过鸭绿江之前，他还急急忙忙地给我写上两句话：‘我又来到弯弯曲曲的鸭绿江边。我们又要渡江了。亲爱的玉花，祝福我们吧！’”时至今日，胡玉华仍然能把丈夫当年写的信随口背出。

　　在另一封写于1953年4月9日的信里，宋云亮向妻子详细描述了他在朝鲜前线的新“家”：“花，我们搬家了，离原住址不远，这里也有许多石洞，是在一个山脚下，河水总像转动的机器一样忙碌的奔流着，我们连的石洞前后有条通向河对岸的悬空吊桥，是准备在下雨涨水后来通过的。总之，新住地的自然环境是非常美丽的。现在我自己住一个石洞子。在石洞里拐弯的地方用木材架了一间小屋，边角都用木板钉了，还用纸糊了，有帘子也有门，里面有我的睡铺和办公桌，木板墙贴着好几张祖国慰劳的美丽的年画。当屋子刚弄好时，陈玉田同志看了说：‘真是漂亮他妈不给漂亮娶媳妇———漂亮急（极）了！”接着，丈夫在信里画了一幅自己房间的简笔画，从50年前粗拉拉的钢笔线条中，可以看出一盏煤油灯放在桌子上，墙上挂着军用挎包、年画和胡琴，门虚掩着，向外开了一条缝。

　　实际上，宋云亮费心描述的这间小石屋，即使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也需要点炭火。白天如果不点蜡烛，伸手不见五指。床铺和办公桌都是用炮弹箱子钉的。“朝鲜的山都是空的。一下雨就漏，所以都用木板钉好。”然而在战场上，不得已而为之的遮蔽物变成了装饰。“战士们手可巧了。停战之后，满山遍野都是子弹壳。他们就用稻草和子弹壳造房子。”

　　即使在思想高度纯净的年代，人们在家书里也在主流语境之下表达着自己的情感。

　　1959年2月，是水利工作者龚贵焘和北京国棉二厂女工耿凤珍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当时正是“大跃进”，全民劳动热情高涨，龚贵焘、耿凤珍夫妇连婚假都放弃了。春节来临，夫妇二人原拟回沪跟父母团聚，因龚贵焘突然被抽调到外地，不能成行。龚父特意给儿、媳写了一封贺年家书。彼时困难时期即将来临，副食品供应吃紧，且儿女不在身边，老人颇感寂寞，但信却写得知足而慈爱。信里说祭祖时先后接到的儿子儿媳来信是“双喜临门”；虽儿女不能来团聚，“尚幸众亲友来此畅叙，甚为热闹，聊解思儿之心”；提到副食品供应，说“虽较紧张，到处排队，但幸领导做好供应工作，按户分配且对在外工作无暇排队可以送上门来。数量虽不多，花式应有尽有”；最后嘱咐儿、媳从“长远利益着想”，鼓励儿子做好研究工作，争取早日完成，“但愿明年能在一起过春节”。
　　
　　“爸平安幸福到”

　　4月11日，张海飞从新闻里看到征集家书的消息，当即向被列为主办者之一的国家博物馆咨询。国家博物馆的总机不知情且不耐烦，几次转接，张海飞打通征集办公室的电话。

　　张海飞捐出的信是父亲1989年写给他的，信里描述了老爷子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

　　“关于这次坐飞机，是达到目的了。因为是清（晴）天白日，什么都能看见。起时路上的汽车、行人都能看见；上到最高点，能看见路、河水、村庄、山，看不见车马行人。当初，我依（以）为‘北京－太原’山多，怕飞机重，其（岂）不知再上面能看见山，好比把风景划（画）放在地下一样，再有60多个山高才能奔上飞机。太阳照的（得）山阴阳分的（得）很清丑（楚）。有人说飞机上冷，一点不冷，大衣也脱了；有人说上下（有）不同得（的）感觉，头发涨、耳根发涨。我感觉上知道是上，但不是一次上到鼎（顶），是几次上升得（的），上升的高度够了，那比汽车、火车、渡轮都稳；下的时候是感觉下了，把窗一看，翅膀上（的）轮子可出来了，几分钟后轮落地，（飞机）有点扇动，但比汽车扇（得）慢，因为他（它）轮子能上能下，弹力大，也不太感觉振（震）动大。

　　我认为太幸福。飘飘当当（荡荡）一个多小时空中生活，这是一生经过了一件事……”

　　张海飞的父亲张发戌生于1933年，是山西农村的一个大半辈子为衣食奔忙的老农。1989年他看望在京服役的儿子，走的时候执意要坐飞机。

　　“节俭在我父亲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他从来不抽烟，喝一点酒，根本没喝茶的习惯，整天风里雨里的，哪有时间喝茶？”当时听父亲说要坐飞机，张海飞很诧异，“坐飞机是找罪受，老家根本没有机场，他只能飞到太原或者西安，两个地方都离家三四百里，还得火车、汽车地倒腾。”而且，机票也不好买。“一般有‘级别’的人才能坐飞机，买机票需要县以上人民政府的介绍信。我记得当时一张从北京到太原的机票是120块钱，而我当时的工资不足200块钱。”张海飞回忆说。

　　但父亲是有备而来的。钱预备好了，连身份证一起，整整齐齐地交给儿子。父亲出发之前去县里开过介绍信，但没找到人，索性也推给儿子：“你去部队给我开，证明我是你爹，我要坐飞机！”

　　看到父亲如此坚决，张海飞夫妇成全了他的心事。1998年，张海飞把这件事情写成散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时候，说父亲当时站在安检口向他们告别的表情是好像“就要去另外一个世界旅行”、“激动而复杂”。除了写信详细描述坐飞机的经历，父亲到达目的地之后，还给张海飞和妻子拍过一封电报：“爸平安幸福到。”

　　“本来‘到’就可以解决问题，他要说‘幸福到’。‘幸福’这两个字任何人都可以给出自己的解释。对老爷子来说，这两个字代表什么，当时我觉得我没有本事把它表达清楚，”张海飞说，“收到信之后，我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但有一个感觉很清楚：这封信是宝贝，我绝对不能丢了它。后来经历了转业、调动工作、搬家，我一直保存着它。”

　　很多年后，张海飞才真正明白，“坐飞机”对父亲到底意味着什么。

　　张发戌童年丧父，跟母亲逃避战乱。“我父亲5岁的时候，日本人烧了家里房子，他在山坡上看着滚滚浓烟，要哭但没哭出来，咬着牙跟我奶奶说：妈，长大了，我重新盖起来。”

　　张发戌的一生，几乎都在为衣食居所奔忙。1960年代初，他1个人养7口人。为了有更多的土地，张发戌从来没有从天黑睡到天亮，只要醒来，不管是几点，拿着镐、镢头就去垦荒。慢慢人能吃饱了，并且还能种红薯、南瓜喂猪，但是没有钱。为了换钱，张发戌偷偷去赶集。“赶集必须赶早。从我们家到集市，大概30公里，拉着小平车走大概需要五到六个小时。我父亲头天把什么事情都干完，天黑就睡，睡上两三个小时就出发了。”到了集市上，东西很少能顺利卖掉。张海飞记得他十三四岁的时候曾经跟父亲去集市上卖过小猪仔，“人家管理市场的人追着我们跑，小猪仔跳出筐来，跑了一地。”辛苦干一年，年底张发戌通常要欠生产队几百块钱。土地不够嚼裹，1960年代中期，张发戌转移到河滩上，筛沙石，一干10年。

　　1970年代末，守着河滩的村庄办起了生产水泥板的工厂。张发戌是这个工厂最早的工人和承包者。“家里有了变化是1980年代以后，用我父亲的话说‘人活得有人样了’。那时候，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改变。”张海飞说。

　　1988年，张发戌用一年的时间盖房子，“盖了三层楼”。1989年，张发戌要坐一次飞机。

　　在张海民的记忆里，“我鸿戌坐过飞机”是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鸿戌是张海飞的五叔，在外工作。“下雨天种不了地，别人在屋檐下闲谈，他经常生硬地插一句‘我鸿戌坐过飞机’。那时候，他觉得“坐飞机”是赶着牛、拉着犁的他不可想象的。”

　　“对我父亲来说，‘坐飞机’是对美好的一种向往。”张海飞将近不惑的时候才明白“坐飞机”对于父亲的深意，他在散文中写道：“我很难准确地描述出父亲丰富的感情世界。我以为，这6个字的电报，这一封总共396个字的短信，是他50多年人生在‘这一刻’结晶出的一首极为精美的诗，一幅极富韵味的画。”

　　
　　教堂的彩色玻璃

　　丁章是此次家书征集活动的发起者，也是“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的秘书长。他最早冒出征集“民间家书”的念头是因为去年年底偶然听到的一则新闻：美国历史学者安德鲁?卡洛尔征集美国军人战争家书，捐赠者踊跃，共征集到从南北战争到海湾战争的约5万封战地家书。卡洛尔把其中的两百封结集成书《美军战争家书》，此书一度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

　　书的序言写道：“1999年我去伦敦旅行时，曾到帝国战争博物馆研究美国人的战时书信，我遇见一位上了年纪的英国绅士，他对我讲起他和他的同胞如何为1939年夏天的战争做准备。由于担心大规模的轰炸和德国的全面入侵，许多村镇的英国公民小心翼翼地拆除了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把玻璃片分给全村镇的人。然后镇民们把小块的玻璃藏在饼干筒里和糖罐里。战争过后，玻璃又被收集起来重新装好。”卡洛尔认为彩色玻璃和他征集到的书信可以类比：对于“本来面目”的保存和恢复。

　　卡洛尔的书让丁章看到酝酿已久的家书征集计划的可行性：“我当时就想，美国的战争家书能征集到5万封，中国的民间家书，不限内容不限时代，肯定是个海量。”目前在媒体做收藏方面的报道，丁章对“藏宝于民”有真切的体会，“因为盗墓的猖獗，大批藏品流散在民间。金缕玉衣据说民间有9件。你到那些小山沟里看看，剪纸、皮影都让你叫绝。”他认定“民间家书”也是一个宝藏：“以前我们研究正史，主要靠官方记录，民间野史都是佐料性质的。而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民间记忆是很重要的。笔记、小说、日记、名人书信都已经被利用到历史研究中来，只有民间家书还没有被开发。”

　　与丁章的判断吻合，“民间”的家书对学者有特殊的吸引力。

　　“如果选‘名人家书’，号召力可能就差一点，价值也差一点。根据现在出版的各种回忆录，参加南昌起义的人越来越多，原来没参加的人也参加了。这说明，很多话也不那么太可信。家书不太一样，写的时候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所以讲真话的多。”学者任继愈在家书征集的启动仪式上说。

　　学者白庚胜认为：“现在国外盛行口述史。家书介于口述和文字之间，对历史学、文学、档案学等都有很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的学术界最迫切的不是建立理论，而是抢救资料，保护传统。我们建立的体系多如牛毛，而民间文化却消失了。可能就在我们开座谈会、正在谈论抢救民间家书的时候，又有很多家书流落到废品收购站。”

　　用笔写、用信封寄的方式逐渐淡出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据《北京青年报》报道，2004年北京市民年人均信函量近80封，其中“家书”类的私人信件大约只占25％，其余四分之三是各种对账单、保险单、商场的打折广告等商业信函。电话、短信和网络成为人们联系亲友的主要方式。

　　丁章认为，通讯方式的变化是征集家书的大好时机。“如果写信还担当着表情达意的功能，人们恐怕更愿意自己把信留起来。只有写信已经成为人们的美好回忆，而这种回忆因为搬家和老人的辞世成为年轻人负担的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把它捐献出来。”

　　虽然目前家书征集办公室几个人只有一台电脑，连复印机都没有，丁章却在筹划着给征集到的家书建一个专门的博物馆。他否定了将这些家书作为其他综合博物馆藏品的方案，因为“他们根本不把东西当东西”。他说自己曾在某国家级的文物单位看到地窖里明清瓷器堆在地上，无人问津，只有黄鼠狼和老鼠四处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