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15-06-29北京日报第19版　作者：张丁

    家书是写给家人、亲友的文字，是写信人内心世界的反映，因为写下的是心里话，古代又把写信称为“写心”。由于写信人生活在社会中，因此家书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可以说万千家书描绘了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笔者多年从事家书的征集与编研工作，接触到大量各种各样的家书，其中最动人的就是写于抗战时期的百余封家书了。家书中既有高级将领一心保家卫国的战斗豪情，亦有普通士兵朴素的爱国热忱；既有各阶层民众共赴国难的民族自觉，亦有普通民众颠沛流离中的亲情传递，生动鲜活地展现了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战心灵史。

    日寇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灵磨难

    烽火连绵的抗战中，很多普通的中国人家园被毁，亲人失散，他们的悲惨遭遇和生前留下的家书，成为控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铁证

   “在中原大会战的准备声中，武汉密布着恐怖空气，走啦！走啦！重庆、成都、香港、上海，纷纷地忙着奔波，我呢，满望到了汉口，或许在生活上有一点儿希望，如今可毁啦！不单舍却你们，在外面度那可怜岁月，而且要跟上四姊逃难哩！……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过到哪里就算，也忧急不了许多。这几天，这里谣言很大，说要‘轰炸武汉’，管他呢！‘在劫不在数，在数最难逃’，我便听天由命吧！”

    这是上海沦陷后小学教员姚稚鲁奔波逃难时在家书里跟妻子说的话。说完这话不久，他就在忧愤交加中去世，但无人知晓他死于何处。只有他先后寄给妻子女儿的10余封家书，成了这位年轻的丈夫和父亲留在世上仅有的痕迹。

    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终于抵挡不住日军的猛烈进攻，放弃上海，全线撤退。至此，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抗战结束，上海沦陷。这对于姚稚鲁一家而言，也是噩梦的开始。姚稚鲁家原住在上海南市，淞沪会战爆发不久，南市区老城厢很快陷入敌手，百姓纷纷逃难，姚稚鲁只得带妻子马芳珍和两个女儿慰瑾、亚瑾逃往法租界妻子的三哥家。面对纷乱的时局和越来越难以为继的生活，姚稚鲁与妻子反复商量，几经犹豫，第二年4月的一天，最终决定抛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独自一个人揣着100元钱，到南昌、武汉等内地谋生。谁也未曾料到，这一走竟是他与家人的永别！

    “慰儿：要知道没有了你们便没有了我，所以我最低的条件是不许你们离开了我，前几天寄十块钱，并且带寄了四毛大洋给你和妹妹买东西吃的，想必已经收到，明天，到了汉口自然再要寄一点给你，你总要乖些，不要叫你妈生气，要知道，我虽然在外面，一颗心却天天在你身上呢！”

    姚稚鲁流亡期间，正值中日几次大会战之际，华中兵荒马乱，难民如潮。他先后寄回上海的家书也能看得出写于匆忙之中，纸张大小不一，书信形式各异，落笔草草，仓惶之势显然。从家书中，不难看出姚稚鲁临终前那几个月凄怆的生活和悲凉的心态。

    “我的病吗？怕不会好了，因为这里医院不但是少，而且诊费奇贵，没有上海那么便当，要是看一次，起码得四块钱，叫我出得起吗？——有没有送诊的医院？打听不出来——就是在家里。我自从到了这里，没有洗过一次澡，这里的苦处想你总该明白。总而言之，我的病生在破业的时候，就是该死！”

    姚稚鲁本想在内地找到一个落脚之处，再返回上海接来妻子女儿团聚，无奈这一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却多次遇见日机轰炸和一波一波逃难的人群。他身在外，心在家，每天纠结于分离的苦痛之中。“‘悲莫悲兮生别离’，古人早有此言，我为什么要舍却你们千里迢迢在外面奔走呢？”疾病、恐惧、生活无着，交织折磨着羸弱的姚稚鲁，随着战线不断往内地推进，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均成为前线，直到姚稚鲁命丧武汉，他也没能找到一个安稳的后方。

    姚稚鲁去世6年之后，湖南衡阳商会副会长、“集益”钱庄经理卢明璇也在逃难途中丢掉了性命。

    1944年4月，日寇坂垣兵团大举进犯衡阳。衡阳守军在卫戍司令方先觉率领下奋起反击。衡阳保卫战持续49天，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衡阳沦陷。沦陷前夕，卢明璇与同乡结伴西撤，欲往桂林寻找儿子。逃亡途中，他不幸遭遇日寇，为其所俘并被迫当了挑夫。卢明璇一介文弱商人，体衰年迈，哪能经受住这般蹂躏？所幸不久他乘隙逃出敌人的魔爪，后几经辗转，备尝艰辛，于1944年9月17日抵达广西阳朔一个叫福利市的小镇。此时的卢明璇饥寒交迫，孤苦伶仃，远望家乡，云山隔断。为了早日返乡，与亲人团聚，遂给儿子写下了一封求助家书。

   “奈我只剩身上单衣，又无铺盖，资斧又不充裕，在近日天晴尚可抵御，设遇北风，岂不冻死。情迫无奈，于今早离开兴平市（距桂林下水廿里），往阳朔进发，路途茫茫，行至此间，得遇同乡恒庆祥萧君留住一宿，嘱宜坐船往平乐，大概明天首途如会到。锦德备妥川资，必暂刻回里一走，否则马上返转荔浦，或搭汽车或跑路，决议往柳州而来，再搭火车经金城江到独山。话虽如此说，真是千山万水，愁肠百结，奈乎阮籍途穷，不能不履此危险之路。余目光所察，本年难回衡阳，像此萍踪靡定，将何得了？左右思维，势非找到吾儿，方免冻饿之苦，至于春元启它，它不知与汝有无通讯，满姑生死难以探听。午夜静思，目不交睫，一家五口，各别一方，言之实堪痛心！”

    然而当时正值战乱，邮路不通，直至抗战胜利后，这封家书才经由衡阳交通银行投递到已在屯溪交通银行任职的卢明璇的儿子卢达杰手中。之后，卢达杰又接到一位周姓同乡的来信，方才得知父亲寄出这封信不久，又离开福利市流落到柳州，后因身患疟疾，缺医无药，不幸病故，被周某等同乡安葬于柳州示范农场。

    姚稚鲁和卢明璇都是普通的中国民众，他们的悲惨遭遇和生前留下的家书，成为控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铁证。可以肯定，命丧逃难路上的绝不止他们两人。据国民政府的调查，战时各省市难民及流离人民总数达9500多万人。抗战14年中，中国军民伤亡高达3500万人，其中江苏省伤亡就超过200万人。更多的中国人则是家园被毁，妻离子散。有家书为证。

    日寇扰害，家人飘零，老母年近八旬，孑身故土，衣食费用如何取给，每一念及，心肠俱裂，真所谓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种不幸时事不图于我辈亲见之也。（1940年7月2日王南陔致侄孙王华林）

    传闻家庭巨变,房屋遭敌寇烧尽,人虽幸免于难,但衣物、器具悉付火中。思念及之，不禁泪下。我家何此不幸？本来生活艰难，已不堪其苦，今罹此种灾祸，日后怎能设想？况母亲已近花甲之年，年来又不断遭劫，其中痛苦，自可想见。（1941年9月7日钟敬之致弟弟钟敬又）

    这样的家书还有很多，记录了侵华日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身体牺牲、财产损失和心灵磨难，恕不能一一列举。

    抗日将士血洒疆场的民族精神

　　一封封绝笔信、托孤信，将先烈们的内心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中国军人保家卫国而不惜马革裹尸，表现出了应有的血性和民族气节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从此，泰山鸿毛之论作为一种生死观成为千古遗训，有气节的人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70多年前，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抗战英烈们诀别父母妻儿，走向战场，抒写了一曲曲民族抗战的悲歌。

　　王孝慈，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渭华起义，担任宜川特区党委书记。后担任晋中地委组织部长、冀西地委书记、太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在此期间，他的儿子向俊安参加了八路军，走向抗日战场，父子并肩作战。

　　1938年10月王孝慈给他的五弟向宗圣写信，鼓励他走出家乡奔赴抗日前线：

　　“你应立即奔上抗日的战场，在战斗的环境中创造你的人生，开辟你的前途！俊安是我的爱子，我既赞成他的行动，这决不是无意味的称赞。你了解吗？也希望你打破庸俗人的见解，勇敢地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与俊安、与阿兄、与全中国抗战的朋友们、与全世界拥护正义的人士们，手携手的向光明、向真理的大道前进！”

　　向宗圣原在家乡陕西渭南教书，在其兄的感召下，于1938年底离开日寇从未染指的家乡，奔赴山西抗战前线，参加了八路军120师。1942年5月23日，在山西忻县兰村与日寇的激战中被炮火击中，不幸牺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应美国和英国的一再请求，1942年初，中国组建了远征军开赴缅甸。戴安澜奉命率200师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参战，“扬威国外，藉伸正义”。3月，戴安澜率所部在缅甸同古保卫战中歼灭日军5000余人，但后在北撤回国途中遭日军伏击，受伤殉国。戴安澜牺牲后，人们在他的皮包中发现了两封信，其爱国情怀、报国之志，催人泪下。
亲爱的荷馨：
　　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连［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数年，即可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

　　就在给妻子写了这封简短的绝笔信之后，戴安澜又给三位亲友写了一封托孤信，再次表示“余决以一死，以报国家！”信中同时流露出一个普通的父亲对家人的眷恋不舍：“余如战死之后，妻子精神生活，已极痛苦，物质生活，更断来源，望兄等为我善筹善后。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想诸兄必不负我也。”面对强敌，戴安澜实现了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时刻准备为国捐躯的誓言。

　　走上前线杀敌救国，不仅是职业军人的职责，对于安徽省岳西县店前镇的农家子弟程雄来说，同样义不容辞。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程雄还在店前高等小学读书，听到消息，他立志投军救国。为能掌握一些军事知识，在体育老师指导下，他自制木枪、木手榴弹，在店前河滩上与同学们一起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1938年夏，他参加了第五战区安徽省动员委员会直属二十六工作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参加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1943年5月，分配到新四军第2师第5旅13团2营3连任副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连长等职。临行前，他给双亲写下了一封家书。

亲爱的双亲大人膝下：

　　儿这次为了民族，为了阶级，为了可爱的家乡，为了骨肉相连的弟妹求得生存和幸福，儿不得不来信辞别双亲大人，如果不能活着的话，双亲大人应保重玉体，抚育好弟妹。生活难度的话，可卖掉土地、房屋，把生命糊过来，到十年八年我们就好了，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现在儿就要离开大别山，走上最前线消灭敌人，保卫中华，望双亲不要悲伤挂念。儿为伟大而生，光荣而死，是我做儿子最后的心意，罪甚！罪甚！

　　从信中可知，程雄已经做好了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准备，同时又以不能为父母尽孝而自责。发出此信三个月后，程雄在江苏省六合县桂子山与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重兵进攻长沙，与中国军队展开第三次长沙会战。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1师121团2营6连排长褚定侯奉命坚守浏阳河北岸，阻敌南犯。在即将与日军决战的前夕，他提笔给大哥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弟部队已于昨日早晨出发进占阵地，而于昨日下午，师长亲自到弟阵地中侦察地形，改命弟单独守浏阳河北岸之村落据点，命弟一排死守此处，命弟与阵地共存亡。又云若在此能坚守七天，则可有办法。因此弟于昨日（廿五）晚率部到守地，连夜赶筑工事及障碍物，阵地之后五十公尺处即为大河，河阔水深，无舟无桥，此真为韩信之背水阵矣。本日情报：敌人已达汨罗江，计程三四日后能到此，然前线队伍，能毕力能抵，则能否到此，是为问题。加之本日湘北本年冬首次飞雪，则敌人之攻势，该稍挫缓矣。然吾军各师官兵均抱视死如归之决心，决不让敌渡浏阳河南岸来。弟告部士兵‘不要他渡河！’一句话，敌此次不来则已，一来则拼一拼。弟若无恙则兄可勿念，若有不幸则请兄勿悲。古云：‘古来征战几人回’，并请告双亲勿悲，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然弟一切自知自爱，务祈兄勿念。”

　　发出这封家书后不久，日军就进至浏阳河一线，褚定侯率部与日寇昼夜血战，在前有强敌、后无援兵的困难情况下，直至全排官兵壮烈殉国，最后“与阵地共存亡”。

　　民族危亡时刻，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论是将军，还是士兵，中国军人表现出了应有的血性和民族气节，保家卫国而不惜马革裹尸，于是才有了卢沟桥29军的奋起抵抗，才有了平型关的大捷，才有了“四行仓库”的顽强坚守，才有了台儿庄长达一个月的血战，才有了长沙、衡阳惨烈的保卫战，才有了“刘老庄连”的英勇牺牲，才有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左权等多位将军血洒疆场，才有中国军队歼灭日军154万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的辉煌战绩。抗日将士的这种气节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是我们最终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家国情怀，催人奋进，一封封诞生于战火硝烟中的家书，将先烈们的内心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虽然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依然能够鲜活如初，感动你我。

　  各阶层民众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怀

　　“国难一天严重一天，凡是中国的国民，都要尽国民一份子的责任。”在救亡图存的危机关头，中国各阶层人民表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极大愤慨，人们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唤醒民族意识。在一封菲律宾马尼拉与福建晋江之间往来的华侨家书中，采用了上海良晨好友社印制的多种抗日笺。抗日笺右侧印有“同胞速起！抗日救国！”口号，左上角印有不同的漫画图案，图案说明文字有“早滴狗涎，何所逃命”、“家亡国破，命贱如蚁”、“人其手矣，就其口矣”，形象生动，发人深思。有的信笺上印有“勿忘国耻”、“还我河山”等字样。有的信封上还加盖了“抵制日货”的印章，印章内容有“抵制仇货，坚持到底；卧薪尝胆，誓雪国耻”，“欲救国亡，抵制仇货；万众一心，坚持到底”等。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抗日的军政干部，1936年6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创办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简称红大)。次年1月，红大跟随党中央进驻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公开招生。1月20日，抗大二期正式开学，至8月结束。这一期共设四个大队，学员1362人。韩雅兰就是第二期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学员。

　　韩雅兰1905年生于陕西省蒲城县，家庭条件优越，大革命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6年6月从复旦大学国文系毕业，年底，她瞒着父母偷偷跑到延安上了抗大。1937年4月18日在写给父母亲的家书中说：

　　“儿要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而奋斗，为后来女子求幸福，也要和男人一样为国家民族求解放，作一点有意义的事业，总比被人家气死有价值得多。这就是儿此次来延安的主要原因，请大人想想，章乃器、沈钧儒他们都起来挽救国家，儿受家庭社会的养育一场，怎能坐视不顾？所以儿决定来此学习一点真实学问，去应社会，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方法。大人爱儿也必知儿之性，对任何事，决不会轻举妄动，儿都经过长期的考虑过。这次到三原晓得了此地招生的事，儿曾经仔细地考虑过后才决定走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回西安面商于大人。想大人看现在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情，也许会不再生儿之气。”

　　尽管抗大的条件相当艰苦，韩雅兰却感到快乐。“这里（指延安）的物质生活比较外面苦些，但精神方面则比外面快乐得多。”抗大毕业后，韩雅兰奉党的指示返回西安从事地下工作，参加陕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1943年6月因病去世，终年38岁。

　　1937年11月，日军侵入浙江，杭州、绍兴、镇海、宁波、慈溪、余姚、温州、台州等沿海城市相继沦陷，金华、兰溪、丽水、衢州等内陆地区均成为前线。为挽救同胞的生命，正在同济大学医学专业读书的刘宗歆提前毕业，参加了红十字会医疗队。1938年6月11日，刘宗歆在写给妻妹陈丽的信中说：

　　“我现在又加入红十字会医疗队了。大考已过，成绩还满意。两三天后，就动身到金华去。金华现在比较是算前方了，伤兵很多，没有好医生来救护，医官都是不好的。金华现在虽然比较的危险，但我们仍是前去，多少人被枪杀了，多少财产土地被毁灭劫去了，难道我个人的生命还过分的重视！我很高兴能到前方去生活几时，到了那里，以后当再详告近况。”

　　1939年开始，侵华日军对浙江多地实施了细菌战，成千上万军民因疫情而丧命。1941年6月20日，刘宗歆被聘任为浙江省衢县临时防疫处隔离医院医务主任。日军在浙江义乌、金华等地播撒鼠疫细菌，对中国手无寸铁的百姓实施细菌战。12月26日刘宗歆在写给妻子陈娟的信中说：“我在义乌诊治鼠疫已得五十多人，半死半活（发病后一天半内服药者多治愈，二天后服药者多死亡），疫势未减，很忙短时间不能走开。”很快就到了年底，刘宗歆在诊治病人时不幸染上了鼠疫，很快发病，不几日就去世了。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南洋各地，华侨更是掀起了倾力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潮，纷纷捐款捐物，购买救国公债，有的参加义勇军回国参战。1939年4月，树妹在从菲律宾马尼拉寄给福建晋江浅姊的家书中说：“環侄整装乘舟返国，但他此行不是回家省亲，乃是为国当兵服务而去”。浅姊居住在晋江檀林乡，她的“環”儿在马尼拉随姨父许文修在工厂做事。这位热血青年在菲律宾华侨组织的号召下回国参军，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队伍之中。

　　华侨虽身处海外，但对祖国遭难、同胞受辱感同身受，故在家书中常常可见教育子弟用功读书、诚实做人、诚信做事、尽忠报国的内容。比如1931年10月31日，侨居菲律宾的林锡国在寄给泉州儿女的家书中说：

　　“现在我的唯一希望你们，就是在这东三省失地，还未收回，那里三千万的同胞，在暴日的铁蹄下，被他们蹂躏残杀，身受亡国惨痛，国难一天严重一天，凡是中国的国民，都要尽国民一份子的责任，同心奋斗，挽救危亡。你们虽然是小小的年纪，也应该努力念书，做一个替国家争气的人，切嘱。”

    除了华侨、大学生、白衣天使，我们还收集到了爱国绅士、商人、职员、劳工、出版人、保育生、抗敌演剧队等阶层的家书，家书显示，在救亡图存的危机关头，中国各阶层人民表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展现出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怀。抗战精神除了包括国共将士艰苦卓绝、血洒疆场的战斗精神，各阶层民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情怀，也包括广大同胞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爱国精神。即使在家国蒙难的动荡岁月，他们在一笔一划写就的家书中，仍然保持着尊老爱幼、兄友弟恭、夫妻恩爱、诚信奉献的中华传统美德，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谱写了一曲高扬民族精神的爱国正气歌，这也是中华文明浩浩荡荡、赓续不绝的原因。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