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6.27全国政协礼堂

马英民（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

    今年是建党85周年、长征胜利70周年，国家博物馆举办建党85周年展览，也将举办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展览，红色家书的出版是献上了一份厚礼。

    我仔细翻读了《红色家书》，一种敬意油然而生。虽然抢救工作遇到重重困难，但组委会的同志不畏惧困难，坚韧不拔、耐心努力地做事。春节期间制作的《家书故事》电视片影响很大，5月24日又搞了首批民间家书的捐赠仪式，他们做这些工作一丝不苟。《红色家书》应该是出版界的一件珍品，最早的信写于20世纪20年代，几乎涵盖20世纪的各个历史时期，是从几万封家书中精选出来的，并且对每封家书都做了较为透彻的研究，补字，纠错，内容解释，撰写家书背后的故事等。中国画报出版社也做出了努力。这本书出版得很精美，内容很感染人，读一篇还想读下一篇，是很好地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学习近现代史的教材，是很好的历史见证，也符合八荣八耻的教育，这是一本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著作。

    抢救家书活动意义重大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们会给予全力支持，只要国家博物馆参与，就义不容辞地全力支持。

    最后向捐赠家书的朋友以及做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赞扬。

刘国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抢救家书是一个工程，抢救不应仅仅是家书，还应有其他一系列符号，如八十年代初的小邮票，看了非常亲切，所以要连同信封一起保存下来，还要保存作者的照片，如“北京照相”，下面有朵小花，家书中的军人奖状等等，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史料。

    除了军旅家书，还可以出版知青家书、“文革”家书等等。

   张丁先生有很好的学术背景，对党和国家的政策也掌握得很到位，马馆长在收藏上给了很大的支持，在此呼吁有财力的人士给予大力支持。

向云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成员、秘书长）：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的遗产抢救工程主要是抢救老百姓自己的文化，而老百姓的文化很长时间没有受到重视，现阶段要改变我们的文化观，要关注老百姓的民间文化。历史真正的血脉和细节就存在于老百姓的文化当中，比如现在发现的战国时代的一封家书，从中能看到当时的作战方式、典章制度等。

    民间是真正创造历史的主体，蕴藏者丰厚的文化，文化价值观转变是整个时代的变革，所以家书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如去年十几个报纸整版报道抗战家书。

    今年《红色家书》在建党85周年和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出版很好，捐出家书是涓涓细流，只有捐出来才能形成整体。民间文化的意义在于它的整体性，只有汇集起来才能有其价值，不管放在中国还是世界都有重要意义，这是老百姓自己书写的口碑史、民间史。

谢春涛（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博导）：

    在去年举行的抢救民间民间家书项目启动仪式上，我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从史料方面对项目给予了肯定，组委会一年来的工作说明，家书在史料方面的价值之大已超乎想象。

    我们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看到的史书都写的是大人物，很少有人关注普通人生活，另外普通人留下的资料太少，所以抢救家书把普通人的未作雕饰的资料提供给历史研究者，更能体现小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

    我认真地看了《红色家书》，而且一直在看，非常感动。这本书从头到尾有一个“情”字，作者几乎都在军队中，都是写自战场上的，看到作者表达的为民族的情，为国尽忠了，但无法尽孝，作者叮嘱有困难找政府，或让兄弟姐妹照顾父母。

    这本书不同的人都可以看，都可以从中得到教育。

    其中一位家书作者牺牲了，收信的女子一个人从河北把烈士遗体运回老家，但是她如何运回去的却没有写。还有一个作者是牺牲的志愿军飞行员，这个飞行员的恋人从未去过烈士家乡，也未见过烈士的亲人，她表示要找到烈士的亲人去表达这份感情，非常感人，媒体的同志可进一步去挖掘。

陈夕（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主任、《中共党史资料》主编、《百年潮》社长）：

   感谢家书组委会的邀请，听了张丁先生的讲话，对家书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深刻的理解。80年代中央档案馆关于民主时期史料来源主要是1927年到30年代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档案，1935到1947年在延安的档案，各中央局的档案，是1945年由苏联送回来的。80年代成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89年机构撤消。多年来征集来的有回忆录、书报、日记、档案、口述历史、方志、书信，在几部分中书信和日记比较薄弱，即使有书信也限于领导人书信，民间书信几乎是空白。

    口述历史、书信是历史主干河流中的条条小溪，它使历史的面目更加清晰，表情更为丰富。《百年潮》开设了“红色家书”专栏，也感谢出版界很有眼光抓住了这个项目。

张丁（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秘书长、《红色家书》主编）：

    编辑出版民间家书系列图书是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的重要任务，今年春节前夕我们出版了第一辑《家书抵万金》。春节期间我们和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合作，制作了6期特别节目《家书故事》。虽然没做任何宣传，这组节目在新闻频道播出以后，凭借真挚的情感和曲折的故事，深深感动了观众，其中就有中国画报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节后一上班，他们就找到我们组委会，明确说明对家书选题很感兴趣，希望合作。经过几次接触，特别是房永明社长亲自来到我们办公室，表示倾力支持家书出版，最后我们被他们热爱家书文化的真情和诚意所打动，于是很快就确定了民间家书第二辑的出版事宜。

    至于为什么要选红色家书，主要是我们预计本书的出版时间恰好在“七一”前后，而今年适逢建党8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非常有必要利用我们的家书资源推出一本反映主旋律的读本。因为在我们所征集的数万封家书中，那些革命烈士、平凡党员的故事非常感人。
提到红色家书，可能大家都会想到是不是都是革命烈士的家书，其实大家一翻就可知道，这本书所收录的并不都是烈士的遗书，有一部分烈士的，但更多的是活着的革命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家书。好像我们国家有一个习惯，常常是一个模范人物去世后，才大力宣传他的英雄事迹。这样的宣传往往会有一个负面效应，即容易使公众认为这个模范人物离我们现实生活很远，他的模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很难产生效仿的心理。

    而我们这本书里所记录的人物除了少数几位名人以外，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党员和群众，有的就是无名烈士中的一员。像《英雄泪》中的冯庭楷烈士，他离开家参加革命8年以后，家里才收到他写来的信，后来他是在哪里牺牲的、怎么牺牲的，都没有明确的记载，甚至他在生前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所留下的只有三封感人的家书。但即使这样，我们就应该忘记他吗？今天，冯庭楷烈士的侄子冯双平先生也来到了现场，等一会我们可以听听他的介绍。

    其实，我们这本《红色家书》所记录的正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不是说教，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通过这些家书、老照片、相关的故事，我们不是在学习谁，而是在重温我们自己的历史。通过这本书，我们力求反映：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不仅有革命伟人、英雄人物的活动，同样留有我们平凡人物坚实的足迹，而这无数个平凡，才构成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大多数。有了他们的历史，我们国家的历史才是一部有血有肉的、完整的历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历史，我们每个人的历史都有可能写进国家的历史。我想，这可能就是民间家书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自从去年4月在这里启动以来，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关注。

    今年3月，国家文化部孙家正部长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的报告上批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持之以恒，其效益会愈益显现出来。最近，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决定参与主办家书项目，成为我们组委会新的成员单位。原国家经委的老领导、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顾问袁宝华同志，原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龚育之同志，原国家邮电部副部长、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长刘平源同志都对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给予了较高评价，并欣然担任组委会的顾问。所有这些关怀对我们家书工作的开展都是极大的推动。

    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现在国家非常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 2005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规定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文献、手稿”等，而家书就属于手稿之类，而且是凝聚着广大人民群众丰富情感的手稿。国务院要求，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这就为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保证。

    5月24日，在国务院确定的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到来前夕，在国家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下，举行了首批民间家书的收藏仪式，数十封民间家书手稿首次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民间家书的价值得到了文博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调整资源配置，逐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鼓励捐赠和赞助等各项政策，拓宽渠道，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公益事业”。这一政策更加坚定了我们探索主要依靠社会力量运作公益文化事业新模式的信心。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的运作模式就是由国家和社团组织发起，民间运作，完全符合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虽然目前资金短缺、人手紧张，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目标已定，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扎实工作，力争达到预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