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2013年06月25日 星期二  作者：赵勇

　　还是不死心，正月初一快晌午，我又一次去到那院新房子里，翻箱倒柜找家书。

　　新房其实已是旧房，那几间房屋修盖于1988年。在农村，修房盖屋是大事，父亲那时攒了点钱，便去找村干部划地基，决心在他手中盖一院房子。但省吃俭用攒俩钱不容易，也不富裕，他便只好包工不包料，把我们弟兄三个、女儿和未来的女婿都发动起来，仿佛当年的农业学大寨。后来父亲每每提起那院房子，总会说：满打满算七千块，连窗帘都置办下来了。说这话时，父亲显然流露着某种自豪。

　　而那年暑假，我大部分时间也在工地张罗，晒得黑不溜秋。那时我正在处对象，工地甚至也成了谈恋爱的场所。对象的父母不放心，派人找到施工现场，我只好送她回家。后来我才知道，未来的岳父岳母第一次见我是相当失望的，他们心里嘀咕：这是哪里来的民工？

　　一年之后，我结婚办喜事，新房也就成了洞房，但我只是寒暑假回家小住。

　　父母原本是想让大弟弟成家后成为这院房子的主人的，但又一年之后，弟弟犯事入狱，一去三年，新房也就闲置起来。而父母似乎也更愿意在老房里住着。老房的破败，与父母焦灼、无奈、压抑乃至荒凉的心境似完全吻合。

　　老房是我爷爷奶奶置办下的。据父亲说，当年买那几间房子用了180块大洋，合50石小米。那是1938年春天的事情。

　　1993年，弟弟出狱后成婚，父母也乔迁新居。但五年之后，他们又重回老房。父亲说，就是那次搬家，我的书信也跟着挪了地方。

　　那些信是从1981年写起的，那一年我考上大学，远离了父母，写信便成为我报平安、说事情的主要形式。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我读博士时。后来，打电话越来越方便了，我也就不再写信。2007年，我写《书信的终结与短信的蔓延》，那自然是一篇论文，但其中或许已融入了我自己的一些切身感受。我大概写过20年的家书，它们有多少我并无确切统计，但少说也有上百封吧。

　　今年元旦回家，忽然心血来潮，我想翻翻那些旧书信，但父亲说：可能已经找不到了。

　　原来父亲搬家之后，把我的书信逐一整理，按时间顺序排列到一起，装订成册。他把这册书信放在一个木匣子里，时不时会拿出来翻阅一下。但重回老房，他却没有把那个匣子带回来。待后来重又想起，那册书信已不见踪影，只有那个空匣子至今健在。

　　家书岂能不明不白地失踪？我将信将疑，于是与父亲去新房里翻腾一遍，结果一无所获。但那次翻得草率，那时我似乎已寄希望于下一次更彻底的搜寻。

　　大年初一，我把媳妇和弟媳妇也发动起来，开始了寻找家书的重大行动。新房近年其实已重新闲置，原因是弟弟为女儿上学方便，已在城里租一间房子，一家人也就进了城。没有烟火气，新房已是冷清，而那间堆放杂物的房间更是布满了灰尘。房间里摞着三个木头箱子，还有三四个纸箱倚墙而立，里面装满了旧衣物、旧书、旧杂志。那里最有可能成为家书的藏身之处，也就成为我们重点搜寻的地方。我把箱子里的东西一一取出，又一件件翻看，希望能眼前一亮。但找了一圈，依然没发现蛛丝马迹，甚至没见到老鼠咬啮的纸屑。

　　弟媳妇说，她从来没扔过或卖过旧书、旧报、旧杂志。

　　而父亲说，他记得那册书信确实是放在木匣子里的。

　　然而，翻箱倒柜寻几遍，新房、老屋皆不见。那册家书或许永远也找不到了。

　　我有些怅然，却也只好作罢。

　　我至今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有了寻找家书的冲动。可能的原因是，几十年之后，一个人的记忆已漫漶不清，于是遥远的过去便被风干，变得日渐抽象起来。我想回望一下来时的路，这时已需要路标提醒。否则，路就显豁，空空荡荡，既没有风景，也没有沟沟坎坎的细节了。

　　这么说，我是在寻找生命的细节？

　　元旦那次搜寻，母亲见我找信心切，忽然想起老屋里还有一些书信，便找出来让我翻看。但那只是二十多个空信封，其中十几个是我寄信时所写。我打量着信封上的笔迹，辨认着邮戳上的日期，又一封封地捏开检查，居然发现还有五封家书留存。那应该是没被父亲装订起来的漏网之鱼吧。它们大都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其中一封已非手书，而是敲进电脑打印出来的文字。那封信写于2001年9月6日，很可能从此往后，我就不写家书了。在我个人的写信史上，它或许已标志着家书时代的终结。

　　正是从那几封书信中，我找到了一些细节，甚至还找到了一些早已遗忘的心情。

　　于是，我决定把那二十多个信封和五封家书带回北京，扫描进电脑，把它们当成一种岁月留痕，妥善保存。

　　同时，我还决定，以后要继续把家书写起来，使毛笔，用宣纸，把电话里无法呈现的东西诉诸文字。我知道，在这个越来越快的信息时代，这种做法已是迂阔和奢侈，但兴许这也是我赠与父母的一件礼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