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燕舞)“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在公元757年的吟唱穿越千年，经典地表达了家书在中国人情感生活中的重量。4月10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遗产抢救工程办公室等单位共同发起的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在京正式启动。费孝通、季羡林、任继愈等数十位文化名人，向海内外炎黄子孙发出倡议：留住家书！赶快把它们捐献出来，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添砖加瓦！

　　“牵头倡议抢救民间家书，可能是费老生前出面的最后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了”，4月26日接受笔者采访时，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秘书长丁章对费孝通先生的突然离去深表痛惜。

　　丁章告诉笔者，所有应征家书都将捐赠给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国家博物馆将收藏100封“最具价值的优秀家书”，组委会将筛选整理出版中国家书系列丛书，“目前就有五六家出版社来谈出版意向，有一家出版社甚至来了两个编辑谈过。”年内将相继举办民间家书征集成果发布暨中国家书文化研讨会、军旅家书展览暨军旅家书座谈会等活动。

　　在组委会简陋的办公室里，三位工作人员应接不暇地接听着两部热线电话（010——88231171,88616101），不少海外华人纷纷打来电话咨询家书捐献注意事项。一位老干部把八路军母亲写给自己的“红色家书”亲自送上门来，还附上母亲当年写家书时的一张照片。组委会副秘书长张海鹰介绍，项目启动两周来已经收到2000多封家书，有同治七年的晋商家书，有孙中山给自己部下的手书，“目前最早的一封在邮路上，是明崇祯二年的。加上邮路上陆续会到的估计有七八千封”。江苏徐州的一位老太太一次性就捐了36封家书，还有捐几百封的，辽宁省一位收藏家有意捐献上万封家书，“我们的目标是至少要收集50万封，将来我们还准备建立‘中国民间家书博物馆’和‘中国民间家书学’”。

    亲情的纽带

　　西方人誉为“最温柔的艺术”的家书在中国最基本的功能也是传递亲情。组委会收到的第一封家书是华北民航管理局首都机场的张海飞先生提供的，他只上过一年私塾的父亲在1989年的这封家书中，生动记述了探望儿子后生平第一次坐飞机由京返晋的喜悦感受，把“爸安全幸福到”六个字的平安电报扩展成了一篇精彩的记叙文。有感于“父亲的梦圆了”的张先生，根据这封家书9年后写就一篇散文《父亲坐飞机》，发表于1998年5月2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至今读来仍情真意切。

　　家书传递的浓浓亲情在非常时期更是感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综合科的朱继庆先生，在“非典”期间给远在黑龙江的父母写了一封家书：“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啊！在这与‘非典’共舞的日子里，我们虽无法见面，但我更深体会到亲情的伟大。本来不打算告诉你们我参加了前线医疗队，却忍不住了。我想要隐瞒一个月，我做不到”，“我上第一个班的前一夜，你们彻夜失眠，现在请你们好好睡上一觉吧，我已经撤离了进入为期两周的休整期”，“经过‘非典’的洗礼，你们的儿子成熟了。爸爸妈妈，为你们的医生儿子自豪吧！”

　　爱国爱家一心为公的好家书

　　在形式化的激昂口号和标语渐渐淡隐的当下，说出一句爱国爱家的“大话”都可能遭到年轻一代嘲弄，“这人真虚伪！”。但爱国爱家的“宏大叙事”在1950年代的中国民间书信中却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流露。北京朝外八里庄东里的龚贵焘和耿凤珍夫妇捐献了一封1959年的家书。龚贵焘先生当年因为工作关系春节还战斗在水利工地，不能携妻子回上海和父母团聚。龚先生的父母在给儿媳的信中极力劝勉：“凤珍贤媳如见：接阅贤媳二月五日来信同时又接阿儿在汾河水库二月三日来信真是双喜临门极为快慰。今日元旦儿夫妇因工作关系暂时不能来沪团聚，虽稍寂寞尚幸众亲友来以畅叙甚为热闹聊解思儿之心”，“阿儿以奉命研究水中倒土工作以致不能回京欢度春节，我等应为长远利益着想，尚望贤媳共同去信鼓励其做好研究工作，争取提早完成，但愿明年春节儿夫妇能得来沪团聚则更欢喜矣！”

　　龚贵焘和耿凤珍夫妇捐出这封珍藏了46年的家书时，还附信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寄去的是一封普通的家书，也是一封饱含深情与对小辈进行爱国爱家教育一心为公的好家书，使我们一生都受到很大鼓舞与帮助，我们认为对年轻一代很有教育意义。”

　　抢救家书活动蕴涵的真诚家国观念在海外华人中也掀起了不小的感情波澜。洛杉矶的华人李宝梅女士捐出了1970年代与先生分居两地时的家书，还动员自己在台湾的女儿捐信。远在纽约的张德华先生看到看到《世界日报》上的征集启事后也寄来了半个世纪前的家书。

　　贵州的梁先生寄来的与自己台湾亲友的通信。由于通航通邮还停留在两岸同胞的憧憬阶段，梁先生这些家书都是亲人先从台湾寄到美国再寄回大陆，“辗转了半个地球”。那些对余光中《乡愁》诗耳熟能详的台湾同胞，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热切地关注着这次家书征集活动。

　　家书里的历史

　　近年，口述史在大陆学术界特别流行，日记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史料补充之一，但更具有草根性的家书还没有受到应有重视。著名学者、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高度评价了这次家书征集活动：“‘民间家书’名字就起得好。我们要选什么‘名人家书’，号召力可能就差一点，价值也差一点。我们搞现代史、革命史的同志，都知道南昌起义的领导是什么人？参加者是什么人？但发现有个别回忆录记载，其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原来没有参加的人都说自己参加了。当初号召的人都不在了，史料上也没有记载。这说明近代史也不那么太可信，或者革命干部的话也不那么太可信。起码是有的可信，有的不可信”，“家书写的时候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所以讲真话的多”，“ 去国家图书馆看过去闻一多的手稿、鲁迅的手稿、巴金的手稿、冰心的手稿，当时怎么改的？这句话划掉以后，有一个过程，可以学好多东西。看软盘看不到这个痕迹。家书有这个载体在这儿，写在纸上的东西，很有保存的价值。”

　　组委会收到的河南省渑池县交通局衡声晨先生捐献了祖父的胞弟的一组家书，在那些发黄的信纸上，这位1926年以25岁的年纪英年早逝的军队文职官员绘声绘色地向胞兄讲述亲听吴佩孚演讲的场景：“现下张作霖与吴佩孚不睦将大战”，“张军已出山海关”。还涉及吴佩孚对孙中山的评价……1950年12月10一位天津父亲写给北京儿子的信中，在告诫儿子要照顾好刚分娩的儿媳同时，还顺带着描述了平壤收复时天津各界群众举行纪念活动，“入夜，提着马灯游行”。而同治七年的两封晋商家书中，对当时谷子、黄米、大豆等粮食的时价也有真实记录。

　　家书，不仅仅是一封信

　　“传统家书作为中华民族民间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学、美学、书法、礼仪、邮政、包装、纸张等文化的综合载体。”费孝通、季羡林、任继愈等文化名流在抢救民间家书的倡议中如是评价民间家书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贡献。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展览外事部部长刘玉平也强调：“家书还关系着中国文字的使用，书法的发扬，以及与家书有关的外延内涵，它是一个非常厚重的社会文化。”

　　组委会副秘书长张海鹰称，征集到的民间家书大部分只有信的正文部分，“信封丢得不少，原汁原味留存信笺和信封、邮票得不是太多，而这些构成的整体才是过去时代和生活的全面见证。”

　　工作人员在整理家书归档存放时都特别小心翼翼，生怕损坏那些历经战火、洪灾等岁月沧桑保存下来的来之不易的家书。笔者在现场看到一枚残缺不全的“民国三年”的邮票，经仔细辨认还可以看到“Republic OF China POSTAGE”字样。那些竖排在粉红色水印信笺上的蝇头小楷，和严格遵守长幼有别的传统礼仪的书信格式，让人享受到了来自耕读传家的田园社会的一场文化的视觉盛宴。河南省渑池县交通局衡声晨先生捐献的祖上家书，追忆祖父胞弟“其书道笔法或疾或缓或畅或涩，大气磅礴，足见精湛的翰墨之工。” 衡声晨先生本人的来信就是一幅漂亮的书法作品，一个书香门第的家族遗韵跃然纸上。

　　张海鹰先生对民间家书的书法美和礼仪美赞不绝口：“你看看这抬头这称呼，写到父母时就很敬畏地大写，落款写到自己就写小一点”。一封公公和婆婆写给儿媳的信，结尾祝福也很有特色，“春节愉快并祝亲家福寿绵绵”，“翁姑同启”。

　　传统文化源流中的家书文化

　　在电话、手机短信、Email 、QQ、MSN大行其道的“e时代”，抢救家书的行动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冯小刚在电影《手机》中表达的对科技时代人际交流的忧虑，家书的式微让我们反思科技发展是否带来现代人情感的异化，也许在繁忙的工作中给父母给爱人写一封手写的信，会体验到电话和短信中绝对体会不到的精神愉悦。

　　超越文化保守主义的疑虑，对家书在中国传统文化源流中的变迁做一个纵向考察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会发现家书是中国历史和文学书写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符号。

　　“家书”一词最早见于西汉，指家藏之书，作为书信意义使用最早见于三国。迄今发现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封家书是战国末期的木简。湖北省云梦县城关西郊睡虎地4号墓1975年出土的木牍两件，内容就是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从军出征的士卒黑夫和惊兄弟俩写给家里兄弟的家信。

　　自汉代以降，文学迅猛发展，纸张也开始出现，家书中涌现不少名篇佳作。刘邦的《手敕太子文》、曹操的《戒子植》、孙权的《让孙皎书》更多还是封建王朝帝王对后继者的谋略训诫，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骆宾王的《与情亲书》、欧阳修《与十二侄》、司马光的《训俭示康》、苏轼《与侄千之书》、文天祥的《狱中家书》等主要是为人处世原则和个人气节的展示。
家书在明清两代达到高峰，最为世人熟悉的莫过于《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系统阐述了他对治家、修身、学习、理财、交友、用人和旅行等问题的看法，堪称家训典范，毛泽东认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作家唐浩明称其“是一个胸中有着万千沟壑的大人物心灵世界的袒露”。

　　大翻译家傅雷给留学海外的儿子傅聪的近百封家书，是家训和谈艺录的完美结合。再版5次、重印19次、累计发行逾百万册的发行业绩，充分说明《傅雷家书》“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诲”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而张兆和女士捧着沈从文先生留下的数百封家书，深情地说：“我是全北京最富有的人了。”

　　1994年，大街小巷传唱的《一封家书》和此前一年的《小芳》让我们记住了李春波这个名字，城市民谣对家书这一通俗情感载体的借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到最新的龙应台在《南方周末》的专栏，借助这种更具民主意味的亲子交流，龙应台和儿子安德烈探讨的更多是两代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价值观的差异。也许精明的出版社早已酝酿结集出版一本“龙应台家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