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封永远珍藏在李翼增内心的同学来信。在20世纪60年代，一位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军人，一位是即将走出校园的大学生，二人鸿雁传书，互相鼓励，共同进步。信中所传达出的思想境界，值得今天的学子们借鉴。

         1964年11月8日于福建        1965年2月1日于长乐县青桥

李翼增同学：
    你好！
    你的来信已经收到，知道你已在福建前线，光荣地当上了普通一兵，这是你的骄傲，也是我们在学校念书的人所感到特别羡慕的。现在，我们所以能在这儿安心学习，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呀！
    现在已是一九六五年了。时间过得真快，这半年功夫，想不到同学之间的变化也够大的，有的已在工作岗位上，有的当上了老师，也有的在连队当战士，但也有继续念书的……当然，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在学习和工作，就必定要为了共同的目标奋斗终身，相信我们能在不同的岗位共同努力，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你信中所写的值得我深思，正因为从小没受过苦，平时也没有经过什么大的风浪的考验，[因此]意志不够坚强，阶级观点很薄弱，因此，自觉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就格外必要。入翻译班以后，外交部对我们的要求也相当高，最主要还是政治思想上的要求。外交同军队一样，也是前线，因此，如果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无法同敌人“打仗”。外交斗争是相当复杂的，不过，现在我们还未接触工作，体会不多，倒是外交部常有领导同志来作报告，对我们邦〔帮〕助很大。
    一个人的革命意志是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得到培养的，它并不是天生就有<的>，所以，要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毅力就必须努力改造自己。这须〔需〕要有一个时期，所以，不能过分着急，急是急不好的。我在学校里（环境当然没有你们那儿的好，能锻练〔炼〕人），也同你们一样，有意识地锻练〔炼〕自己。从现在起，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坚强的革命者。这是党和革命事业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每一个新中国的青年必须自觉做到的。你信中说，开始时，有一种害怕的心理。这也是必然的。要是我们去那里，想必也会同样害怕。环境虽然艰苦，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这怎能阻挡英勇的革命战士 [的]前进<的脚步呢>？相信你会越来越老练，越来越坚强的。
    我们的学习比以前在本科时紧张多了，因学习任务忙，作业多，另外，有时还有额外的翻译任务，现在考试要到<了>，14日停课复习，因此就格外紧张了。《九评》学习（政治学习）正在深入中。第一阶段是暴露问题，以后是分析、批判、进行讨论。最近，又通知须〔需〕要学习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总之，现在政治学习时间增多了。
    除了宿舍每周学一次《毛选》以外，个人还有《毛选》学习，大家学《毛选》的劲头很大，以后你来信可谈谈部队里如何学《毛选》的，谈谈经验，行吗？
    这次班上买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给你已寄去了一份，以后有什么重要文章，再给你寄。
    罗时智与你<在>一起吗？代为问好！
    这次我们25日放假，我们班上上海同学几乎都回去，我也回，已登记24日晚上的票了。因时间关系，不多写了。
    祝愉快
                                                              宋锦海
                                                           1965.1.5.下午
【李翼增自述家书故事】

    1964年11月初，我和同时入伍的大学同学，按照上级规定，去福建前线某守备师21连当兵锻炼。该连驻扎在长乐县青桥村。这里与国民党盘踞的马祖岛隔海相望。当时，台湾当局在我沿海军民的威慑下，不敢大规模冒然进攻，而是改变战术，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派小股武装特务到大陆沿海骚扰，严重威胁着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及和平生活。因此，坚决围剿歼灭小股武装特务，便是当时的紧迫任务。
    11月6日上午，我们到达连队，下午便赶上实弹射击训练。在大学时，我只打过小口**，真正的作战步枪从来没有摸过。由于班长耐心教我掌握射击要领，加上视力尚好，我3发子弹打出了28环（一个10环，两个9环）的好成绩。连长和战友们对我交口称赞，我心里真是乐滋滋的。
    当天晚上，我们又接到战斗命令——去海岸边伏击敌人。由于我是从总参机关来的干部，又刚到连队，班长一开始让我留守（看家），但我那时血气方刚，立马向连长请战，表示愿意接受党组织考验。连长看我态度坚定、诚恳，就答应了。他说：“去锻炼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战斗力。”
    当晚10点，我们紧急集合后，便开始急行军。按照上级命令，准时到达阻击地段。我们埋伏在沙滩上。步枪、冲锋枪和机关枪全部子弹上膛。海风呼啸，海浪滔滔。在祖国的南方，11月份的天气还真有寒冷刺骨的感觉，但我们全然不顾。
在月光下，我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茫茫的大海，仔细观察敌人的动向。我紧握钢枪，心里“咚咚”地直跳，因为这毕竟是初上战场，心里特别紧张，脑海里也曾闪现过怕死的念头。我想，自己刚刚大学毕业，还没有成家立业，万一牺牲了，多可惜呀！但是看到战士们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又想到毛主席“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以及“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教导，我紧张、害怕的心理就逐步克服了。
    几十个不眠之夜过去了，我们连队虽然没有与敌人遭遇上，每个人却是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我们白天坚持军事训练，夜间继续执行伏击任务。有一天，我把著名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写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改写成：“生命诚可贵，青春价更高，若为干革命，二者皆可抛。”还把它写在腰带的背面，这是我当时真实感情的流露，也是战斗的誓言。万一有一天我真的牺牲了，就算我的遗言吧。这条腰带，我一直保存至今。
    还有一天，我把执行战斗任务之初一度出现的紧张、害怕心理写信告诉了大学同学宋锦海。她虽已分配到外交部，但当时仍在外语学院新成立的翻译班深造。
    1965年1月10日，我收到了她1月5日寄来的信，该信热情、诚恳，洋溢着积极向上的革命精神。信中那些朴实无华、语重心长的话，使我的心里感到暖融融的，特别亲切。在谈到我执行战斗任务初期有紧张害怕心理时，她首先进行中肯地分析，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并能把自己摆进去，对我予以热忱的鼓励。在谈到如何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坚强的新中国青年时，宋锦海借用了若干像“革命”、“革命者”、“革命意志”和“自觉改造”等词汇，这是对当时革命氛围的真实反映。这样的讲理方式，真使我心悦诚服！
    这封家书及详细故事已收入民间家书第二辑《红色家书》（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可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