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任鸿隽，可能有不少人会问：他是何许人也？说起现在耳熟能详的“科学”一词，可能也有不少人不知道它是何时引入中国的。然而回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发展史，就不能不提到任鸿隽。他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影响最大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创办者和领导者，也是当时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刊物《科学》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他毕生追求科学救国的梦想，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当“五四”时期作为新生事物被广泛传播的赛先生（Science），发展成为当代中国全民共知的强国大计的时候，我们不该忘记以任鸿隽先生为代表的那一批传播现代科学事业的开路先锋。今天是任鸿隽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作为对这位科学前辈的怀念与追思。
     此文部分内容已在2006年12月18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发表。

    图片:（1）此照片由赵新那女士提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2）为任鸿隽与陈衡哲,1920年摄于北大

    图片:（3）此照片由赵新那女士提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4）为《科学》杂志创刊号

                    任鸿隽家书手迹           

              任鸿隽：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拓荒者
                                              张 丁

    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任鸿隽的名字开始在科学史界受到重视，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任鸿隽学贯中西，在文学、诗词、书法等领域亦有不凡的造诣。2006年初，居住在重庆的任鸿隽的侄孙任尔宁先生主动找到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愿意拿出珍藏了数十年的任鸿隽和陈衡哲的部分家书，作为民间家书系列图书之一正式出版。笔者有幸参与整理这批家书，有机会走进这两位文化巨子的学术和内心世界，为他们的巨大成就和爱国情怀所深深打动。经过各方近一年的努力，《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数十封原汁原味的珍贵家书将首次面世，届时让我们穿越历史的尘烟，去追寻这位科学先驱的传奇人生吧！                      

                                 革命救国起家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1886年12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垫江县（今属重庆市）。他六岁入私塾，饱读四书五经。后入书院，兼学算学，在书院月考中曾十二次蝉联第一名。1904年参加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万余名童生中获得第三名，中了秀才。随后进入重庆府中学堂学习物理、化学、地理、教育学、心理学等新知识。毕业后在中小学校教了一年书。1907年初，怀揣教书积累的200块大洋，辞别家人，乘船顺江东下，进入上海中国公学高等预科甲班读书。
    中国公学是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一所进步学校，革命气氛浓厚，被认为是革命党的大本营。任鸿隽进校后第一件事就是剪了辫子。他的同学中不乏民国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胡适、朱经农、但懋辛、朱芾煌、苏明藻等。
    在中国公学仅一年，受当时留学风潮的影响，任鸿隽于1908年初东渡日本，次年秋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成了官费留学生。第二年他就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的总部设在日本东京，由17个省市分会组成。任鸿隽担任过四川分会的书记和会长，与各省分会负责人共同参与总会事务。当时在中国留日学生中，许多人认为从事暗杀是最好的革命手段。在目睹好友喻培伦、黄复生被炸弹炸伤后，任鸿隽选择了应用化学专业，为了将来能够制造出高级的炸弹。“可是想不到革命进行意外的快，我的学校尚未毕业，而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任鸿隽《前尘琐记》）于是，他与其他很多青年志士一样，满怀报效祖国之心，毅然踏上归程，“最后乃抛弃一切书籍行李，挈小箱萧然上船，为归国投军之举，尤平生未有之乐事也” 。（任鸿隽《五十自述》）
    1911年旧历十月初，任鸿隽回到上海，受邀担任总统府秘书处总务组秘书。此时，上海已经光复。不久，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决定次年元旦在南京就职，成立临时总统府。元旦前一天，任鸿隽等人搭乘孙中山的花车到达南京。因为沿途城市都有地方官吏迎送，专车开行得很慢，到晚上七点左右才到达南京临时总统府。任鸿隽“那日因乘了一天火车，感觉疲倦，到后吃了晚饭，和同来的几位朋友闲谈一阵之后，倒头便睡了。次日清早起来，才知道孙先生已在半夜里举行了就职典礼。” （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亲历记》一书）这天就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2月5日，任鸿隽给远在四川的大哥等人写了一封家书，讲到：“先生（指孙中山）因约隽到宁，为司秘书，刀笔鞅掌（形容事务繁杂），瞬过一月，不及作书告家，至为歉也。”可见当时临时总统府成立仅仅一个月左右，秘书处工作甚为繁忙，以致于任鸿隽连给家里写信的时间都没有，像孙中山就职后颁布的《告前方将士文》、《咨参议会文》、《祭明孝陵文》等均出自他的手笔。据任鸿隽回忆，“秘书处的日常工作，除了偶然草拟些通告文件外，便是批答各方面来的公文函件。大约因为当时是民主政治开始时代，一般人的政治兴味很浓，因之上条陈提办法的信件实在不少。”当时任鸿隽等秘书处人员就住在总统府宿舍里，“每日三餐也就在秘书处套间内开膳，每桌大概是四碟四碗。食宿之外，每人还给了当时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30元。我个人拿了这30元，一无用处，大半都送给朋友了。”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3月10日，袁世凯北京宣布就职。眼前发生的一切，改变了任鸿隽当时的政治理想，他决定到国外留学，将来再以所学报效国家。这年冬，他作为首批“稽勋生”（作为对辛亥革命有功人员的一种奖励，由官费资助出国留学，为革命储备人才）之一，踏上了去美国的轮船。

                   
                             科学救国的实践

    1912年圣诞节前后，任鸿隽和11位“稽勋生”一起抵达美国，他与杨杏佛两人选择了康乃尔大学。“吾等何以独赴康校？以同行诸人志习政治经济及社会科学者为多，独吾与杨君志在科学，康校在美国，固以擅长科学著称，且是时胡君适之已先在该校，时时绳康校风景之美以相劝诱，吾等遂决计就之。”（任鸿隽《五十自述》）任鸿隽仍选择了化学专业就读。
    在美国学习期间，凭借扎实的国学基础和出色的文笔，任鸿隽很快就成为《留美学生年报》的主笔之一，1914年，年报改为季报，他出任主编。胡适说“叔永乃留学界中第一古文家”（见《胡适留学日记》）。
    1914年6月10日，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几个中国学生，晚餐后聚集在大同俱乐部廊檐下闲谈，谈到世界形势正风云变幻，都希望能为祖国做点什么。有人提出，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在场人士的赞同。据赵元任当天的日记记载：“晚间去任鸿隽房间热烈商讨组织科学社出版月刊事”。随即，任鸿隽根据讨论意见执笔起草了一个“缘起”。在这个“缘起”上签名的有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杏佛、任鸿隽等。
    当时，科学社并无正式组织，暂时采取公司形式，入社需交5元股金，作为刊行《科学》杂志的资本。不到几个月，社员即发展到七十余人，股金集到五百余元，同时，杂志的稿件也准备了3期。1915年1月，《科学》创刊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第一次采用西式标点排版的正式出版物。
    任鸿隽执笔撰写了激情洋溢的发刊词。他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抑欧人学术之门类亦众矣，而吾人独有取于科学。科学者，缕析以见理，会归以立例，有  理可寻，可应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最后，大声疾呼：“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这篇发刊词全面地阐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突出宣扬了科学救国的思想，最早同时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应该是五四时期倡导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前奏曲。
    科学史研究专家樊洪业先生认为，在《科学》创刊以前，中国人使用“科学”一词，是理解为与传统儒学相对的西方的分“科”之学，任鸿隽等留美学生按照美英等国对Science的理解办《科学》，开始了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旗帜的崭新事业。“科学”一词在中国的相对规范化，即始于科学杂志。（《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
    杂志发行不久，社中同人便感觉到要谋求中国科学的发达，单单发行一种杂志是不够的，因此建议把它改组为学会性质的组织。1915年春，董事会在得到大多数社员的赞同后，指定任鸿隽、胡明复、邹秉文三人草拟社章。当年10月9日将社章草案交全体社员讨论，10月25日表决通过，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任鸿隽任董事长兼社长、赵元任任书记、胡明复任会计，他们和秉志、周仁五人组成了第一届董事会，杨杏佛为编辑部部长。并确定每年的10月25日为中国科学社成立纪念日。
    中国科学社作为一个私人组织的学术团体，开始是以英国的皇家学会为楷模的。它除了向国人介绍科学知识以外，还注重进行科学研究，并为国民的公益事业服务。社员从1914年的35人，发展到1949年的3776人，绝大多数是国内从事科学工作与工程技术有成绩的人才，还有一些政界要人、世界级的名人如蔡元培、马君武、徐世昌、黎元洪、熊克武、范源濂、张謇、爱迪生等分别被聘为特社员、赞助社员和名誉社员。中国科学社除出版《科学》月刊外，还创办了《科学画报》，推出了一批科学丛书、科学译丛及社员论文专刊，创办了图书馆、生物研究所、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并举办多种科学教育交流活动，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科学会议等。
    解放后，随着大的形势的变化，任鸿隽等把苦心经营的中国科学社的事业都交给了国家。
   《科学》杂志从1915年1月创刊到1951停刊，走过了36年的历程，共出版《科学》月刊32卷、增刊1卷，为传播科学、促进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52年2月，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
    1953年初，《科学画报》移交给上海市科普协会。
    1954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所有标本、仪器及工作人员分别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生物、动物及植物三个研究所。
    1955年底，任鸿隽以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董事长身份，提议将中国科学社创办的该公司尽快争取公私合营。
    1956年2月初，中国科学社决定将明复图书馆全部图书、馆舍设备、购书基金等捐献给国家。
当年秋，中国科学社在任鸿隽的主持下，决定将所属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中的印刷厂合并给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科学出版社，人员和机器全部迁到北京。
    1957年初，任鸿隽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所属编辑部合并给上海科技出版社，仪器部分合并给上海量具工具厂。
    1959年，经理事会讨论，并得到全体社员同意，任鸿隽决定将中国科学社所有的现存房屋、财产（其中包括存款、公债、现金计83542.79元）、书籍、设备等，一并捐献给政府。不久，这个申请得到全国科协的批准，并指派上海市科协办理接收事宜。1960年5月4日，与上海市科协办妥一切移交事项，中国科学社宣告结束。
    在任鸿隽的科学救国实践中，他还长期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干事长一职，为推动中国教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基会是1924年9月18日在北京成立的，主要是管理使用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子赔款，发展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从1928年开始任鸿隽担任了中基会干事长，主持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如拨款建设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成立社会调查所，组织编译委员会，在大学中设置“科学教席”，开展土壤调查，与尚志学会合办静生生物调查所，资助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黄海化工研究社、中国营造学社、青岛观象台、广东植物研究所和若干所大学，等等。
    任鸿隽还是著名的教育家。1916年他于康乃尔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又考进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专业，1918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秋返国。1920年他应蔡元培之邀，就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不久，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又委任他兼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但未及一年，范源濂因故离职，他也随之辞职。1923年又应邀去南京，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成为著名教育家郭秉文的助手。1925年，因不满学校新旧两派斗争而辞职，回家闭门著述《科学概论》一书。
    1935年8月，任鸿隽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他到四川大学后，首先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发动教师和各级单位主管者，一同拟定了改建四川大学的宏伟计划，包括兴建图书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办公室、教室、实验室、大礼堂、宿舍、体育馆等；还厘定课程；延聘教授；整顿学风等。经多方努力，取得了全校师生和当时教育界以至蒋介石的支持，筹备了300万元建筑费，并立即组织实施。
    1936年他辞去中基会干事长职务，专心从事四川大学的校务和建设，期望经三五年的努力，使该校跻身于全国著名学府之林。正当他在事业上蓬勃发展之际，他的夫人陈衡哲（时任川历史系教授）连续著文抨击四川政治社会，从而遭到四川上层社会的不满和忌恨，引起对她的激烈攻击。此事迁怒到任鸿隽，使他壮志难酬，1937年6月被追辞去四川大学校长职务，仍回中基会并从事编译工作。对他的辞职，当时《独立评论》上有一段记述：“任鸿隽先生此次坚决辞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职务，使我们关心高等教育的人都很惋惜。他在川大的两年，真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建立了一个簇新的四川大学。我们深信，他这两年努力种下的种子，不久一定可以显现出很好的结果。”（赵慧芝《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1949年，任鸿隽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解放后，他历任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图书馆馆长等职。1961年11月9日病逝于上海。

                   
                         任鸿隽、陈衡哲与胡适

    陈衡哲（1890～1976）笔名莎菲，湖南衡东人，生于江苏常州。祖父陈梅村是清朝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父亲也担任过清朝的官吏。陈衡哲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聪慧好学，深受父母喜爱。1914年清华学堂招收留美女学生，经过考试，她进入美国瓦沙女子大学，专修西洋历史，兼学西洋文学。1918年在瓦沙女子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进入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是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后在东南大学历史系、四川大学历史系当过教授。1927年至1933年，陈衡哲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她先后出版的学术专著有《文艺复兴小史》、《欧洲文艺复兴小史》、《西洋史》(上下册)等。陈衡哲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女作家，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小雨点》、《西风》，散文《衡哲散文集》(上下)等。
    陈衡哲原本是一个报定终身不嫁想法的独身主义者。1915年夏，当时正在康乃尔大学学习的任鸿隽作为《留美学生季报》的主编，收到了作者“莎菲”的来稿《来因女士传》，任鸿隽读来兴味盎然，认定作者很有小说天才，于当年《季报》秋季号上编发了这篇文章。紧接着，任鸿隽向“莎菲”约稿，两人开始了通信。
    1916年暑假期间，任鸿隽邀几位科学社的朋友到伊萨卡郊游荡舟，座间除了梅光迪、杨杏佛、唐钺等老朋友外，还有一位新朋友——陈衡哲。这是任、陈二人首次会面，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回忆：“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后乃订终身之约焉。”
    任鸿隽和陈衡哲做了四年的朋友，在1920年两人都回国后，在南京定婚，进而结为夫妇。陈衡哲在写给三姐的一封家书中透露了任鸿隽当时的想法：“他对于我们的结婚有两个大愿望。其一是因为他对于旧家庭实在不满意，所以愿自己组织一个小家庭，俾种种梦想可以实现。其二是因为他深信我尚有一点文学的天才，欲为我预备一个清静安闲的小家庭，俾我得一心一意的去发达我的天才。”
    胡适(1891～1962)与任鸿隽在上海中国公学时是同班，两人还有相互唱和的诗缘。1912年任鸿隽赴美留学选择康乃尔大学也有好友胡适已先在该校的缘故。1917年春，任鸿隽从康乃尔大学毕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又与胡适同校。这里与陈衡哲就读的瓦沙女子大学坐火车只需要3个小时。寒假期间，任鸿隽约上胡适，专程前往拜访陈衡哲。三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常常有书信往来。
    据陈衡哲《任叔永先生不朽》一文中回忆：1915年前后，在留美中国学生中，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运动。其一，是白话文运动，提倡人是胡适；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是任鸿隽。陈衡哲率先实践白话文写作，1917年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白话小说《一日》，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要早一年；1918年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诗《人家说我发了痴》。陈衡哲以实际行动支持白话文运动，被胡适称为新文学“最早的同志”。
    胡适在为陈衡哲《西洋史》所写的书评里有这样一段话：“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然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功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说，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
    胡适在后来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中，有《我们三个朋友》之作，任鸿隽亦作减字木兰词以答之，被传为文坛的一段佳话。他们三个人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或相聚笑谈，如沐春风；或书信往来，诗词唱和，谱写了动人的友谊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