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说，她吃包子的习惯是钱钟书和杨绛培养起来的，以前钱钟书和杨绛每次来拜访他们，都要带来一份用毛巾包裹还散发着热气的鸡肉包子。

【家书原文】
宁宁、曾曾、庆庆诸侄如见：
    你们三人的来信（宁宁自广州，曾曾自湖南，庆庆自四川）都已分别收到了。甚为高兴。我曾几次想提笔写信答复，都因下班之后十分疲乏，未能如愿。这两天体力稍好一点，写封信给你们，就合写一封了。一则内容反正是差不多的，二则可以节约一点力气。回家来虽然一人独处，琐事也还是不少呢。想你们必能见谅。请宁宁看过之后带给曾曾、庆庆，或转去一阅。
    听到金华、广东一带的情形很感意外。尤其广州是外贸重地，竟会月饼也加限制，可以想见一般。可惜在上海时没有给宁宁买些月饼带去，上海的供应至今还维持原样。就是鸡蛋很难买。听说以后可能按户配给。我希望每月能几只让三娘她吃到就行。人活了这样老，不该还尽缺这缺那，不是吗？
    庆庆的来信我看了很高兴，虽未见过面，但是信写得很亲热，就像见过的一样。你的疲乏和挤车子我都有同感，有时也觉挤不动。但上海车子比重庆总要好多了。你的工作很好，空下来尽量找书看，总有好处的。曾曾的工作也是累，希望你们很好注意休息和健康！
   都孃孃曾于今年二月回国观光一次，在上海住了四天就去北京。然后飞回美国，匆匆也未与宁宁多聊这件事。安叔叔申请已经二、三年了，护照早已拿到，就是这边不批准，据说因为等待回国的人太多，也没有什么办法，听其自然吧！
    三娘姆她已基本恢复，宁宁看到了，望曾曾、庆庆放心。年纪太大，病一场又衰败一些而已，也无办法。三娘姆在牵挂要一点维生素B2，不知宁宁在广州能弄到否？如果没有办法弄到，请来信告诉她。
    我的生活如常地过，工作上比较顺利，也带给我不少愉快。只是身体比以前更差一些罢了，我的结核症已早加控制，现在是总的体亏，也不特别去注意或者治疗，往往工作一忙也就忘掉不舒服了。我原是极重感情之人，而今转过来以理智对待一切，不莽撞地做出于人不利的事，力求在各方面尽量尽到责任。请不要挂念我。
    我们的外婆身体如何，感谢她老人家的问候，请代三娘姆及我问候，请安。
    秋秋近况如何，也在念中，这次不另写了，这信一起看吧！
祝好

以书
1974、10、5

宁侄如见：
    广州来信早已收到，今日又接到返渝之后的来信，甚为欣慰。写给三娘姆的信都一一念我讲给她听了，望放心。    上次耿文志寄来虾米一小包，亦早收到，我当时因不曾听你提过此事，三娘姆也说不知道，一时不能决定如何处理。后来见到四姨婆，她说与你有信在先，因此便转交与她了。想来她必已有答复给你。三娘姆听说白木耳即将带来，显出高兴，她认为这是很好的白木耳了。她说，不久以前托人写了封信给你，想已收到，等收到木耳后再告诉你。老人家近来一切尚好，望你们兄妹不必挂记。
    这几天想来真是你们几兄弟在渝大团圆之日，不知大家身体可都好，生活如何安排，有空可以摆点听听。请代我问大家好。
    我自己工作近来忙碌为旧，工展任务结束之后，还须下厂劳动半月，但领导上认为我身体不好，就调回学校，没有让我去劳动。返校半月以来翻译了一个小剧本，是外面正在上演的木偶剧本，不知是否准备送往国外演出，接下来又修改了另一份很长的译稿，总之工作上还比较如意，可惜身体跟不上去，我因看到有些人无病呻吟叫的太响，就偏不请假，工作上有点趣也是这样做的理由，但心脏在出问题，近来经常跳的极速，不知你们妈妈从前也是如此吗？好在我的精神还能支持，一切暂时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今日来在思索一事，此事办成可能不大，但不妨与你谈谈。现在此地情况，你是看在眼睛里的，三娘姆年高，随时可能生病（今年夏天一场病症搞的我忙累交加，见面时未及谈起），我自己又是虚弱得很，家中十分缺少一个壮丁，可以凡事有个商量，或是在急难时助我一臂之力（三娘姆心理上迷信几个人，但他们实际上起了多少作用，我是不愿多谈的）。我们在想，不知你或庆庆有无可能调一个人来上海，或上海郊区工作，既是任家的人，调在我们身边也很自然，今后可以就在南方成家立业。曾曾对我们也很亲切，但他已经成家，不久必将有小娃娃，以我们清静惯了的，恐怕还是得你们弟兄二人着手为宜。任何事我喜欢实话，望大家不加见怪。当然此事极为难办，我曾在市革会统战组随口提过一句，那里有位女同志与我已经较熟，她说很难，但不妨打一报告上去试试，但首先只能照顾直系亲属。万一真的要办此事，“直系”也不过是个提法的问题吧了。现在与你随意先聊到此，也不知你们想法如何，千万不要勉强，如能调来一人，当然阵容可以强大得多，如调不来，日子也还是这样过。可把你的看法有空随便摆点给我。
今天先写到此，祝你们兄妹
安好！
三娘姆嘱问好
 

以书
1974.11.9

【家书背景】
    上面两封家书均写于“文革”期间，从其中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的物资极其匮乏。“尤其广州是外贸重地，竟会月饼也加限制，可以想见一般。可惜在上海时没有给宁宁买些月饼带去，上海的供应至今还维持原样，就是鸡蛋很难买。听说以后可能按户配给，我希望每月能几只让三娘她吃到就行。”就连月饼、鸡蛋等寻常之物尚且供应不畅，需要凭票供应，更何况维生素B2这样的药品了。陈衡哲需要的一点维生素B2，还是侄孙任尔宁从广州开后门买来的。当时国内的生活困难，国外亦多少知道一些情况。1966年，陈衡哲曾让任尔宁带走了许多沙丁鱼罐头和午餐肉罐头。据陈衡哲讲，这些罐头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罗素于1961年寄给任鸿隽的，当时寄了满满两大箱，陈衡哲分送给上海的朋友后，还剩了一些。虽然已有好几年，但其质量仍然保持如初。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虽然陈衡哲对政治历史一直非常关心，但在“文革”期间，她从来不看报纸，不收听新闻，认为这些东西“千篇一律、毫无论调”，只于每天下午五点半准时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然而，她    从来没有放弃对于拨乱反正的期望，常常对侄孙任尔宁说：“这些都是暂时的，会过去的，绝不会长久。”
    任尔宁是任百鹏的第三子，即这封家书中提到的“宁宁”。 “曾曾”即任百鹏长子任念曾，“庆庆”即任百鹏次子任尔庆。任百鹏去世以后，几个子女分别由亲戚代为抚养。其中，任鸿隽和陈衡哲是任尔宁的直接抚养人，任尔宁从小到大的生活费等，都是由任鸿隽和陈衡哲负担的。因此，任尔宁与任鸿隽和陈衡哲接触的机会相对较多，特别是从“文革”爆发以后直至陈衡哲去世，任尔宁每年都要利用春节或元旦等节日加上探亲假，到上海探望陈衡哲，往往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替陈衡哲家里做些修修补补，或者搬动家具、整理书籍资料之类的事情。
    1974年在一次整理书籍资料时，陈衡哲把一套任鸿隽珍藏的线装本《韩昌黎全集》送给了任尔宁，并要求任尔宁通读全书。又特意将一叠王羲之字帖送给了任尔宁，希望他练习王羲之的书法。后来任尔宁才知道，这套王羲之字帖不是普通之物，而是著名的《淳化阁帖》的一个少见的版本。这套《淳化阁帖》现在被称为“任氏本”，已经引起书法界和文物界专家学者的关注。
    在上海期间，任尔宁每天早上都要骑着自行车，到淮海路给陈衡哲买包子。一般是买三个，任尔宁自己吃两个，陈衡哲吃一个，但她只吃皮不吃馅。陈衡哲告诉任尔宁，她吃包子的习惯是钱钟书和杨绛培养起来的，以前钱钟书和杨绛每次来拜访他们，都要带来一份用毛巾包裹还散发着热气的鸡肉包子。
    “文革”期间，任以书虽然仍在国内与陈衡哲居住在一起，但由于受到抄家等运动的影响，以及丈夫去世的巨大刺激，精神状态很不好，情绪极为悲观，往往一个人关在屋内，不太过问世事。这封家书一开始，她就讲述了自己的状况，“我曾几次想提笔写信答复，都因下班之后十分疲乏，未能如愿。这两天体力稍好一点，写封信给你们，就合写一封了。一则内容反正是差不多的，二则可以节约一点力气。回家来虽然一人独处，琐事也还是不少呢。”所幸的是，在陈衡哲去世前，身边一直有个叫“陆妈”的保姆尽心尽力地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任以书的丈夫程述铭是一位卓有才华的天文学家，性格乐观豁达，原在北京天文台工作。后来为了方便照顾陈衡哲，与任以书结婚不久就调到了上海天文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集团炮制了所谓的“梅花党”事件。因为程述铭知道江青的底细（其大嫂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因此江青集团趁机诬陷其为林彪同伙，与上海天文台台长李珩等一起被列入“梅花党”中，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在程述铭被囚禁期间，任以书突然接到有关单位通知：丈夫畏罪自杀，触电身亡！任以书一直不愿接受丈夫已经离开的事实，精神受到极大打击。
    “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在任以书离开大陆前往美国定居之前，程述铭得以平反昭雪。
    任尔宁当年在上海，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替陈衡哲送信。1966年，陈衡哲眼睛还稍好。一天，她要任尔宁到邮局去寄一封信，边说边要贴邮票，任尔宁一看收信人是罗玉君，即《红与黑》的翻译者、上海天文台台长李珩的夫人，收信地址离陈衡哲寓所所在地太原路只隔了一条街，他立即阻止了陈衡哲贴邮票，说：“我送去吧。”陈衡哲笑了笑：“你为我节约钱呀！”就将信交给了任尔宁。从这以后，每年到上海，陈衡哲都要任尔宁给她送一些信。
    陈衡哲晚年除了几个至交老友以外，几乎不与外界接触。但她晚年的生活非常有规律，80多岁了思维仍然非常清晰，经常对任尔宁讲，自己还能背诵一两千首唐诗和宋词。由于任以书的沉默，陈衡哲往往在任尔宁到来以后特别健谈，经常在侄孙面前谈古论今。兴趣来时，她常常会用浓郁的湖南腔十分流畅地接连背上几首古诗词，颇有几分自得。
    1966年3月底，是任尔宁第一次同大哥任念曾到上海陪伴陈衡哲。时有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先生前来拜访。张是早期的同盟会会员，任鸿隽在日本期间，曾与他一起战斗，任鸿隽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手中购买的武器，就是通过他带到其他同盟会会员手中的。当时陈衡哲正在楼上卧室烫脚，她绝不愿因为任何人而改变自己的生活规律，于是叫张奚若在楼下会客厅等着。这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当然，老朋友之间是不拘小节的，张奚若并没有生气。
1976年1月7日，陈衡哲因心力衰竭在上海去逝，享年86岁。“那时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眼睛也差不多完全失明了” 。
    陈衡哲去世时，任以书并没有通知任尔宁，但上海的报刊发布了消息，任尔宁从《文汇报》上看到消息后，急去信询问任以书，任以书回信说，她当时已接近崩溃，所以没有通知任何外地的亲戚，简单处理了陈衡哲的后事。
    任尔宁没有想到，1975年与陈衡哲一别，竟是永诀。

家书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