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是任鸿隽终生相敬如宾的伴侣，也是我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被称为“一代才女”。任鸿隽、陈衡哲与胡适三个朋友的故事成为文坛传诵的佳话。

【家书原文】
三姊：
    你的两封信都收到了。我在两月前才把《西洋史》的上册赶完，但已经赶得头昏眼花了。接着又还了许多零碎的文债，所以至今才能给你写信。
    你们居在重庆的苦是可想而知的。大嫂、二嫂不容易下来，你为什么不来上海避避呢？上海固然不是住家的地方----烟气熏天、车声震地----但比了重庆总要好些罢。下月我们要搬到商务左近的宝光里去了，那里房间略为多些，你如下来，一定有一间小屋可以奉屈的。
    寄上我在杭州照的一张小照，还有一张我们三人照的，叔永说已经寄与你们了。
    玉林的书，叔永已打算另去买一本，前次寄书的人已经走了，大约他藏起了邮费，把书丢了。上海用人是要气死人的，这也是一例。
    锡三、锡朋、锡光的信都已收到，读之极喜，望他们以后再多多写信。
大嫂的病好点了吗？我的腰痛差不多全好了，但仍经不起劳乏。小都事事都懂，样样能说了。《努力》附去一份，但不能完全了。
   别的下次再谈，祝
   你们大家已经不在战争的范围中吃苦了。

弟妇  衡哲上
十月三日

三姊：
    许久未给你写信了，你知道我是一个多病多劳之人，所以一定能不见怪的。玉林和锡三的信都收到了，请告诉他们，仍望时时写信。
    承你把围城的困苦情形告诉我，使我对于川湘的人民更加发生同情。月前江浙差不多也要打仗了，幸亏两省的绅士商人利害，呼号奔走了一个月才把这场战祸免掉，这是我们不能不感谢他们的。
    前次寄去《晨报》增刊一册，已收到了吗？《努力》周刊已经停办，现将改办月刊，将来出版后再寄给你看。
    当叔永在美国对我提起结婚的事的时候，他曾告诉我，他对于我们的结婚有两个大愿望。其一是因为他对于旧家庭实在不满意，所以愿自己组织一个小家庭，俾他的种种梦想可以实现。其二是因为他深信我尚有一点文学的天才，欲为我预备一个清静安闲的小家庭，俾我得耑心一意的去发达我的天才。现在他的这两个愿望固然不曾完全达到，这是我深自惭愧的一件事；但我们两人的努力方向是不曾改变的。
……（以下部分残缺） 

三姊：
   前次接到你的信之后，尚未奉覆，又得到你阴历年底来信，欣悉一一，感谢得很。北京今年冷极了，听说乡园百花茂盛，不禁心向往之。玉林订婚，请为我们道贺。喜期定在几时，请尽早示及。我的四妹也由我们的介绍上月和余上沅 君结婚。五妹（即是周宜甫的媳妇）也即要结婚了。天下祸乱相仍，幸有新娘子们来开心笑，不然更是愁云四塞了。
    听说大嫂患病吐血，叔永和我均甚相念。寄上洋二十元，系我寄给大嫂买点补物吃吃的，礼轻意重，请她不要见笑，收下了罢。听说锡光生痰，想已痊愈。
   又附去小照一张，乃是新年初一所摄的。书书是一个极顽皮的孩子，再没有姊姊老实，你看小照便知道了。小都现在天天习字，寄上一张给孃孃③看看。她又谢谢三姊给她的书笺。锡三写的信很有进步，以后可再多写些信。我们前次要爷爷、妈妈的像，是为的在过年的时候，好供些花果，并且令两孩拜识拜识先人。家中如有，望仅今年之内寄一张为盼。匆匆不尽，下次再谈。
    即祝
   春祉。

弟媳 衡哲上
二月二十日
全家均此

神户舟中
中华民国四川重庆江北香国寺怡耕山庄
任心一女士安收
三姊：
多谢你的信及枕二只，我于廿一日出京，赴太平洋国家学术会议，代表中国，此匆匆未能作信。此船即是由天津至神户，明到神户后再换船，大概一月之后可望回国，那时再细谈。
此祝
全家安好

弟媳哲上
六月廿五日

三姊：
    近来我的事太忙了，又因叔永时时有信给你，所以久未复你的信，想不见怪。舍五妹赴川闻已见过，他们将于下月回平，我们十分盼望你能同他们先来。
    今秋日本之会，我十分想去，但家中太没有人了，小孩子不放心。你如肯先来，俾我能得到一点自由，那真是感激极了。万一你一时走不开，锡三能先来吗？听说她有陪你来此的意思，那何不早来一、两月，帮我一点的忙呢？你将来来时，有叔永同行，也不患寂寞。她也认得我五妹，大家也很方便，她今年也有二十岁了罢，当可以帮我看看家了。我希望你和她，或二人中的一人，在我这样需人帮忙的时候，能不使我失望。（锡三如决定与你同来，那她似乎更不妨早来一点，以便我可以到日本去，这于她似乎没有一点害处，你说是不是？）
    昨日小都和书书去考孔德学校，都考取了。小都是初小三年级，书书是幼稚园。我们定于月底搬到东城去，以后来信，请暂寄叔永会中为妥。见面不远，一切还望自己格外保重，勿太伤感为幸。余详叔永信中，不赘。祝
合家安好

  
弟媳衡哲上
九月八号

【家书背景】

    任鸿隽除有兄弟四人外，还有三个姐姐。大姐嫁给了四川涪陵（今重庆市涪陵区）的舒自铭，二姐早逝，三姐任心一因迷恋任氏家族的和谐、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宽容理解，舍不得离开任家（旧时代女子一旦出嫁就必须离开家庭），故终身未嫁。
    任心一自幼聪慧，善诗词，与当时很多名流有诗词上的往来，如熊克武、但懋辛等，很受人尊重。解放后，但懋辛任西南军事管制委员会司法部部长，长住重庆，每到周末，都要用自己的“华沙”小轿车接她前去叙旧，以文会友。每周，一群旧友都要一起去看戏。
    这一组五封家书都是任鸿隽夫人陈衡哲写给居住在重庆的三姐任心一的，信中既有对时局和自己工作的交代，亦有对下一代生活和学习的关心。从信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事业上成绩斐然的知识女性，陈衡哲在家里也是一位贤妻良母。
    陈衡哲，湖南衡山人，1890年7月12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她的祖父陈钟英、伯父陈范（《苏报》馆主）、父亲陈韬都是有名的学者和诗人，祖母赵氏、母亲庄曜孚能文善画。从陈衡哲的曾祖母开始，开创了这样一个家族传统：“每个出生于或嫁入陈家的女子，或出于天性或由于环境，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 陈衡哲13岁那年，父亲到西南僻远的一个省去做官。她求学心切，要求母亲让她到广东舅舅那里上学。贤明的母亲同意了女儿的志愿。
    舅舅庄蕴宽（字思缄）可以说是陈衡哲的思想启蒙老师。他思想很新，佩服西洋的科学和文化，更佩服那些到中国来的美国女子。舅舅不但自己教陈衡哲，还请了一位客籍广东的杭州先生教她初级数学和新时代的卫生知识。三个月后，舅舅到廉州统领新军去了。又过了三个月，家也搬了去。舅舅极忙，但每天下午总要穿着新军统领的服饰，骑着马，匆匆回家教她一个小时《普通新知识》、《国民课本》和一些报章杂志，然后又匆匆离去。陈衡哲在《我幼时求学的经过》一文里回忆说：舅舅“对于现代的常识，也比那时的任何尊长为丰富，故我从他的谈话中所得到的知识与教训，可说比了从书本上得到的要充足与深刻得多。经过这样一年的教诲，我便不知不觉的，由一个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边际了。我的知识已较前一年为丰富，自信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
    陈衡哲对于舅舅的感情，从舅舅去世后她写的挽联可见一般：“知我，爱我，教我，诲我，如海深恩未得报；病离，乱离，生离，死离，可怜一诀竟无缘”。
    一年以后，陈衡哲离开舅舅家，前往江苏常州姑母家居住。姑母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教育，并给了她很大的鼓励，使她增强了自信心。1914年夏，清华学堂（当时是留美预备学校）在上海招生，录取的学生将由中国政府用美国归还的庚子赔款保送赴美深造，这是第一次允许女生参加考试。陈衡哲在姑母的鼓励下，前往报考，终于实现了赴美留学的愿望。到美国后，她先在纽约州的一所女子学校学习英语，后进入瓦萨女子大学历史系，主修西洋历史，副修西洋文学，当时用的英文名字是Sophia Hung-Che Chen (莎菲·陈衡哲)。
    任鸿隽与陈衡哲相识以至结为夫妻，很有些才子佳人的传奇色彩。
    陈衡哲原本是一个报定终身不嫁想法的独身主义者。1915年夏，当时正在康乃尔大学学习的任鸿隽作为《留美学生季报》的主编，收到了作者“莎菲”的来稿《来因女士传》，任鸿隽读来兴味盎然，认定作者很有小说天才，于当年《季报》秋季号上编发了这篇文章。紧接着，任鸿隽向“莎菲”约稿，两人开始了通信。
    1916年暑假期间，任鸿隽邀几位科学社的朋友到伊萨卡郊游荡舟，座间除了梅光迪、杨杏佛、唐钺等老朋友外，还有一位新朋友——陈衡哲。这是任、陈二人首次会面。不久，任鸿隽为陈衡哲作了一首七言诗：

《为陈衡哲女士题异兰记》
    新陆不复见兰蕙，每忆清芬心如醉。何来幽介空谷姿，为君采撷书中缀。
    瓣蕊纷披香未残，葱茏细茎叶微宽。莫向湘沅觅彼偶，似此孤芳岂多有。

    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回忆：“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后乃订终身之约焉。”
    1916年，任鸿隽从康乃尔大学毕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这里与陈衡哲就读的瓦沙女子大学坐火车只需要3个小时。春假期间，任鸿隽约上胡适，专程前往拜访陈衡哲。三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几乎每天都有书信往来。胡适在后来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中，有《我们三个朋友》之作，任鸿隽亦作减字木兰词以答之，被传为文坛的一段佳话。
    1918年8月，任鸿隽在康乃尔大学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社第三届年会。10月，与杨杏佛等人同船经日本回国，于26日抵达上海。此时，任鸿隽已经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任鸿隽回国后，并不急于参加工作，而是立志用一至两年时间进行社会调查，“以观国中局势”。
    在上海期间，任鸿隽经常造访孙中山。当时孙中山蛰居在莫利埃路私宅，正在撰写《孙文学说》。孙中山将涉及科学部分嘱托任鸿隽校读，“并力言留学生应自有组织以图于国家有所贡献。”任鸿隽向孙中山汇报了科学社的组织情况，孙表示很赞同。其后，科学社事业得到国民政府多次资助，对其发展壮大起了很积极的作用，“盖承孙中山之志也。”（《五十自述》）
    而此时的中国科学社，随着董事会成员和社员陆续回国，其总事务所也由美国迁回国内，先后在上海大同学院、南京东南大学设立临时办事机构。
    1919年冬，为了在四川筹办钢厂，任鸿隽携周仁前往美国，考察美国的钢铁产业，于1920年夏间回国。因为战乱，钢厂一事暂时搁浅。这年秋天，任鸿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任为化学系教授，同时，陈衡哲亦学成归国，被聘为北大历史系教授，成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也是我国第一位女教授。
    早在任鸿隽第二次滞留美国期间，便与陈衡哲定下了婚姻之约。陈衡哲在给三姐的家书中讲述了任鸿隽当时的想法：“他对于我们的结婚有两个大愿望。其一是因为他对于旧家庭实在不满意，所以愿自己组织一个小家庭，俾种种梦想可以实现。其二是因为他深信我尚有一点文学的天才，欲为我预备一个清静安闲的小家庭，俾我得一心一意的去发达我的天才。”回国后，两人同在北京大学任教，是年9月27日，终于结成连理，“由朋友进而为夫妇。”
    上面第一封家书中提到的《西洋史》是陈衡哲的主要代表作之一。1922年，陈衡哲应邀进入商务编译所任编辑。在此期间，她主要编写了上、下两册《西洋史》。胡适在为《西洋史》所写的书评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然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功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说，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
    《西洋史》是在“五四”运动新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出版后，一时之间大有洛阳纸贵之势。当时的青年学子，以求得一套《西洋史》为荣耀，商务印书馆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再版了6次。
   《西洋史》刚一出版，任鸿隽和陈衡哲的第二个女儿也呱呱坠地，因此任鸿隽给其取名为“任以书”，小名“书书”。1925年，胡适女儿“素斐”因病夭折，任氏夫妇为了安慰胡适，依中国人的风俗，请胡适认“以书”为干女儿。
    除了历史学方面的成就，陈衡哲在文学上亦有非凡建树。作为我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作家之一，她率先实践白话文写作。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白话小说《一日》，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要早一年。
    她将1917年至1926年间所写的散文、小说、寓言汇集成一个集子，题为《小雨点》。其中一篇发表于1918年《新青年》上的白话诗《人家说我发了痴》，讽刺美国人的势利眼、以貌取人、随便污蔑他人等恶习。这和鲁迅同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恰好相映成趣，一个美国“痴子”，一个中国“狂人”，都是对不合理社会的控诉和鞭挞。
    陈衡哲以实际行动支持白话文运动，被胡适称为新文学“最早的同志”。
    胡适在后来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中，有《我们三个朋友》之作，以新诗的形式表现了他与任鸿隽、陈衡哲之间情同手足的挚友关系，被传为文坛的一段佳话。他们三个人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或相聚笑谈，如沐春风；或书信往来，诗词唱和，谱写了动人的友谊篇章。
    陈衡哲作为太平洋学会中国理事会的代表，从1927年开始连续四次参加了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上面有两封信就写于这段时间。
    身为女人、母亲、学者，陈衡哲扮演的多重角色，让她时常感到分身乏术。她在写给任鸿隽三姐的信中表现出一个女人的坚韧和无奈，“今秋日本之会，我十分想去，但家中又没有人了，小孩子不放心，你如肯先来，俾我能得到一点自由，那真是感激极了。”因为出众的才华，陈衡哲在国内和国际都有一定影响。她当年就读的美国瓦萨女子大学校长曾经承诺：只要是她的直系后人，子女均可以免费、免试进入该校。后来，陈衡哲的女儿任以都、任以书均就读于瓦萨大学。
    在国内，时人也以与陈衡哲有过交往为骄傲。杨绛在散文《怀念陈衡哲》里，回忆起了与陈衡哲交往的一件趣事——
    有一个爱吹诩“我的朋友某某”的人对我和钟书说：“昨晚在陈衡哲家吃了晚饭，谈到夜深，就在他们客厅的沙发上睡了一晚。”过一天我见到陈衡哲就问她了。她说：“你看看我这沙发有多长，他睡得下吗？”当然，她那晚也没请人吃晚饭。
    陈衡哲善于用中国的成语和古典诗词来帮助读者理解外国古史的变迁。当时，能请到陈衡哲讲学，是一种荣耀。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中写到：渐渐地别人也知道我和陈衡哲的交情。那时上海有个妇女会，会员全是大学毕业生。妇女会要请陈衡哲讲西洋史。会长特地找我去邀请。陈先生给我面子，到妇女会去作了一次讲演。
    20世纪70年代初期，陈衡哲对来自重庆的侄孙任尔宁说，自己一生中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她的丈夫任鸿隽；另一个是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陈衡哲与周恩来的交往，始于1943年初，当时，她随夫任鸿隽暂居重庆，受到周恩来的邀请，前往中共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拜访。当天，陈衡哲乘坐侄子任百鹏（二哥任鸿泽的儿子）的专车来到化龙桥。然后坐滑竿到达红岩村。周恩来已等候多时，见到陈衡哲，非常热情地迎了出来，说：“陈先生，我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看过您写的书。”
    作为一个正直的学者，陈衡哲十分反感军阀的所作所为。在四川大学任教期间，她偶尔也会应邀参加一些重大宴会，有时还会带上孩子。如果宴会主办方给她红包，她往往当着孩子的面，坚决予以退还，决不留半点情面。1935年她因率直发表揭露四川社会问题的文章，遭地方旧势力围攻，愤而离川。抗日战争中，辗转于香港、昆明、重庆，对国统区的腐败现象十分不满。

家书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