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在美国留学长达7年，这7年不仅使他学到大量新的科学知识，而且使他开阔了眼界，进行了诸如创办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这样的救国实践，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家书原文】
两兄季弟：
    □□昨由傅有周转来十月间手书，诵竟涕泪飘零，盖隽不得家询将四月矣（计从八月间在津读季弟一缄）。飘零已惯，无家可别，今读来书，乃令身世之感若波涛而起矣。
    隽五年负笈未获寸长，已伤老志。复游海外，冯妇之消，知所不免。抵美之后，回首祖国，若在天外，恶声频闻，曙光不见，辄恐国魂长辞，无由招揽。兄弟辈谓我去烦恼而入清闲，须知世外即有桃源，渔父又何暇问津哉。
    季弟如有可致力之处，不可亟亟求外出。吾人读书办事，目的则一，顺时而动勿太桥峰可也。此地情形已详前片，虽次，学期尚有六十日，然急求听讲学力亦虽易事。见余在室自习外，每日仍往学校听讲一、二时，不入校而可听讲，此美国自由学制之善也。此间中国学生四十余人，成绩甚佳，中国人名誉亦不恶，大凡美国东方之视中国人较西方为善，以东方皆学生少工人，无下流恶习，故未生蔑憎恶也。
    隽来美后，朋辈多劝习政治，惟隽意本不在是，闻此校化学甚精，美校称最，隽又曾问津是科，或插班减少学日，故已决意仍习化学不再易矣，昨见《纽约时报》载有英人福兰德所著《中国现势》，于诋毁民国甚力，已为译之，寄上海中华民报、民权报、天津民意、北京民主等报，若见之，可转载新中华，不暇录寄也，现与杨杏佛（曾在北京原新中华访员，又民意访员也）同住，房金每星期二元半，食费四元半，和零用每月约四、五十元足矣，然学费月须十余元，每月官费所余无几，以添制衣履及假中游历，若家用不足，可节此费以为资助，幸随时告知是要。
    董蓉伯君夙所钦佩，三姊论婚〔婚〕董氏，隽极钦慰，不独赞成巳也。此间维不知阴历，然计二哥喜期必已早过，远隔半球莫由觐见新嫂，遥申庆祝而已。今年吾家喜事殊多，想见兄等之忙迫矣。鼎臣姊丈尚健壮否？其家况何似，久殊问询，幸为致意，并有以告我也；复生归川何所事，锦帆、肃方尚在渝否？子骞留美之事如何，如来，请告我，康南耳预备欢迎也。
    此次所派留学诸人，极不满人意，（此次二十余人中大半广东人也。）除三数人皆私情与大帽子所成，（锦帆一电，必不中用，前者□□□□复为王子骞致电即是前例。季弟如留学，当于他处觅费，不必望稽勋局也。）来美后可望成材者甚少，在沪见冯自由即正言其非出后，复致书讽切，不知彼有所警悟？新人物中，有如冯氏者，其异于旧官场几何哉。
    明年第一次选举，为民国生死关头，操舆论者应极注意，更望时告国内情状，至盼，至盼。书不尽意，余当续述。
此问
    均安

鸿隽拜白  

十二月十日

（沧白先生归否？子纯尚在渝否？他友统乞致意。）

【家书背景】

     1912年圣诞节前，任鸿隽如愿到了美国，他与杨杏佛两人选择了康乃尔大学。一方面因为好友胡适已经先在此校，时时以风景之美发出诱惑；另一方面，经过国内的政治变动以后，任鸿隽似乎已经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转而开始专心于“实业救国”，志在科学，而康乃尔大学在美国是以科学著称的。任鸿隽仍选择了化学专业。他在家书中提到，“朋辈多劝习政治，惟隽意本不在是，闻此校化学甚精，美校称最，隽又曾问津是科”。但此时的动机，与在东京时期已经截然不同，“此时思用化学以兴工业，不为制造炸弹之用矣”。
    因为候派“稽勋生”的前提必须是对革命有功、并在政府中担任一定职务之士，而“此次所派留学诸人，极不满人意，除三数人皆私情与大帽子所成”。因此，任鸿隽在书信中表达了对这次公派留学人员的强烈不满，并为此多次讥讽冯自由。当时，冯是稽勋局局长，留学一事，正是由他经手办理。但在任鸿隽写给总统的报告批下来后，本来只有十多人的名单，却不知为何一下子膨胀到了三十多人。所增加的人员，大多是私人关系，既没有在政府里任过职，有的还在学堂里读书，其中包括冯自由的弟弟冯伟、曾广勷的弟弟曾广智、胡汉民的两个妹妹、宋子文等，“来美后可望成材者甚少”。
    任鸿隽虽然对政治已经彻底失望，但对祖国的前途与命运却时时关注着，“回首祖国，若在天外，恶声频闻，曙光不见，辄恐国魂长辞，无由招揽”。当在美国期间看到英国人福兰德诋毁中国的文章时，更是迫不及待地翻译，然后寄往中国的各大报馆，希望能引起中国人的警醒。
    在这封家书中，任鸿隽不厌其烦地提到了一系列名单，一一问及他们的动向，可见他对革命同人的命运是非常关注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回国后无所事事。如何将留学同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发挥自己所学，在动乱的时局中有事情做，也是他后来发起创办中国科学社的初衷之一。
    来美不久，凭借扎实的国学基础和出色的文笔，任鸿隽很快就成为《留美学生年报》的主笔之一，1914年，年报改为季报，他出任主编。1916年他于康乃尔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又考进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专业，1918年毕业，获硕士学位。是年秋，回国。
    在美留学期间，任鸿隽做了一件影响他终生的事情，那就是与几位同窗好友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
    1914年6月10日，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几位中国学生，晚餐后聚集在大同俱乐部的廊檐下闲谈，谈到世界形势的风云变幻，都希望能做点什么为祖国效力。有人提出，中国所缺莫过于科学。当时留学此间的赵元任在当日日记中写道：晚间去任鸿隽房间，热烈讨论组织科学社出版月刊事。竺可桢在1943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也提到：组织科学社月刊，是在叔永、伊顿房中多次讨论过，这是留学生中的一种组织。随即，任鸿隽根据讨论意见执笔起草了一个“科学月刊缘起”。在这个“缘起”上签名的有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杏佛、任鸿隽。后来发展为学会性质的“中国科学社”，由留学生组织向全国组织发展。上述在“源起”上签名的9人就是中国科学社的最早发起者。
    因为要发行杂志，所以要组织科学社。当时，科学社采取公司形式，入社需交5元股金，作为刊行《科学》杂志的资本。不到几个月，社员即发展到70余人，股金筹集到500余元，同时，杂志的稿件也准备了3期。1915年1月，《科学》创刊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也是我国第一次采用西式标点排版的正式出版物。
    任鸿隽执笔撰写了激情洋溢的发刊词。他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大声疾呼：“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这篇发刊词全面地阐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突出宣扬了科学救国的思想，最早同时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应该是五四时期倡导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前奏曲。科学史专家樊洪业先生认为，在《科学》创刊以前，中国人使用“科学”一词，是理解为与传统儒学相对的西方的分“科”之学，“科学”一词在中国的相对规范化，即始于《科学》杂志。
杂志发行不久，社中同人便感觉到要谋求中国科学的发达，单单发行一种杂志是不够的，因此建议把“科学社”改组为学会性质的组织。191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任鸿隽任董事长兼社长、赵元任任书记、胡明复任会计，他们和秉志、周仁五人组成了第一届董事会，杨杏佛为编辑部部长。并确定每年的10月25日为中国科学社成立纪念日。
    留美期间，还有一件影响甚远的事情与任鸿隽有关。据陈衡哲在《任叔永先生不朽》一文中回忆：1915年前后，在留美中国学生中，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运动。其一是白话文运动，提倡人是胡适；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是任鸿隽。
    实际上，任鸿隽不仅担任了科学救国运动的主将，而且也积极参加了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胡适晚年回忆由他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发端时，说他是被“逼上梁山”的，其中导火线就是与几位留学好友论争的小事件，论争的主要对手就是梅光迪、任鸿隽等。“我反对我的朋友把这些陈腐的文字和现代语言夹在一起。所以我写信给叔永（任鸿隽）说他的诗不好，因为他的诗里‘文字殊不调和’！任君不服，特别是对我所说的‘三千年前之死语’，更感到愤愤不平，因而我们就辩论起来了。但是更有趣的一点倒不是我诗人朋友任君的强烈抗议，而是另一位哈佛朋友梅君（梅光迪），路见不平来拔刀相助，写了一封十分激动的信向我反击。”
    任鸿隽后来也撰文回忆了这段故事：1916年夏天任鸿隽与梅光迪、杨杏佛等正在伊萨卡度暑假。“胡适之君时已去纽约，时时以白话诗相示，余等则故作反对之辞以难之，于是所谓文言白话之争以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话文之争”。
    后来，陈衡哲也证实了这个说法。实际上，这场所谓的争端，是任鸿隽等人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故意持反对之辞而发起的。当时，三个人对于白话文的态度确有不同，胡适提倡白话文，认为除白话外无文学；梅光迪全盘否定白话文，凡以白话为文者皆在其反对之列；而任鸿隽则“承认除白话有其用处，但不承认除白话外无文学” 。
    非常可惜，任鸿隽关于科学社成立和白话文之争的家书并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只好选用了时间较为接近的这封家书作为线索，来钩沉那段光辉灿烂的历史，敬希读者谅解。

家书图片：